1960年上海作家协会召开四十九天会议，批判所谓修正主义文艺思想。在这次会议上，一位来自华东师范大学的女生因为批判自己老师的人道主义文学观点，讲出“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名言而名声大噪，她就是戴厚英。那个发言博得了全场的喝彩，所以她得到了一个“小钢炮”的绰号。
驾着“小钢炮”的美誉，戴厚英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作协工作。她很快和安徽老家相处10年的男友结婚生下了女儿戴醒。青梅竹马的恋情，同甘共苦的生活，戴厚英以为她找到了终身的幸福。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激进的戴厚英成为了上海作协造反派的前线人物。她凭借她雄辩的口才、敏捷的思维，斗争这个批判那个，有些批判的言论过激，可能伤害了一些同志。戴厚英甚至曾把矛头指向过当时的“红人”张春桥，她起草了《21个为什么》，要打倒张春桥。《21个为什么》让戴厚英从批判者突然变成被批判的对象，但由于她生性好强、口齿犀利，她反复争辩使批判她的人反而对她无理可批，于是对她的批判最终不了了之。
戴厚英开始负责专案审查，审查那些有历史问题的学术权威，她的审查对象就是当时名声显赫的浪漫主义诗人闻捷。在大学读书的时候，戴厚英就读到过闻捷的诗，既又有文采又充满着热情，年轻人很喜欢这些爱情诗。闻捷的浪漫主义诗歌深深打动了戴厚英年轻的心，戴厚英在审查闻捷的时候觉得这样一个人怎么可能是叛徒呢。在闻捷被隔离审查期间，他性格刚烈的妻子因为不堪忍受迫害自尽身亡，而把这个消息告诉闻捷的戴厚英面对闻捷痛苦扭曲的脸心中也默默流下了眼泪。
1970年3月7日，上海作协全部进入五七干校劳动。此时的戴厚英正因为和丈夫长期两地分居、感情不和而离了婚。青梅竹马的情感破裂使戴厚英非常痛苦，而经审查被解放了的闻捷虽然还在住牛棚，但由于他人高马大体力好做了连队下属的生产队长，他的上司恰恰是戴厚英。两人一个养猪一个种菜，一起负责每天生产劳动的安排。在往返于干校和田间的长堤上，两个人谈文学谈诗歌谈生活谈未来，谈得十分投机，渐渐地彼此之间发生了感情。戴厚英后来在书中写道，诗人的感情好像一股巨大的旋风把她整个吞了进去，而诗人清新亮丽的诗歌字字句句仿佛都是对她的呼唤。
10月1日的下午，戴厚英敲开了闻捷的房门，戴厚英在当时的随笔中这样记录自己的感受，闻捷像大海一样把她完全包括在自己的胸怀里，她闭着眼睛在海面上悠悠荡荡承受着海水的浸润和爱抚，此时的世界没有了那些惊涛骇浪，只剩下了他们两人。很快，一纸结婚申请交到了工宣队的手里，两人公开了恋情。他们希望早日结婚，互相有个照应。一个多月过去了，结婚申请杳无音信，一种不祥的气氛开始弥漫在两人的周围。一些人觉得他们相爱无可厚非，但不是时候，应该适当地收敛一下；还有一些人持幸灾乐祸的态度，就知道这件事情不会有好结果。“文化大革命”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复杂，戴厚英的锋芒毕露，又得罪了不少人，炮打张春桥的事没有让戴厚英吃够苦头，那么在她和闻捷的恋情上总要有人做些文章。
月底连队休假四天，正当戴厚英和闻捷商量着要用这四天假筹备婚事的时候，连队领导突然宣布要闻捷留下值班，两人马上意识到这是人为的阻挠，那天 两人在大堤上久久徘徊。事情的发展对他们愈来愈不利，每次放假闻捷都会被留下值班，而戴厚英却即将被调往吉林。闻捷终于按捺不住和领导吵了起来，一个住牛棚的文艺黑线人物和造反派领导吵架，这可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形势马上急转直下，12月30日下午，五七干校召开了关于闻捷的批判会。批判会上闻捷不但没有反省自己的罪过，反而更加坚决地说他爱戴厚英，他不能离开戴厚英，他对戴厚英的恋情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这无异是在为他的批判会火上浇油，闻捷被说成是对抗运动，是对“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和反扑，有人甚至说闻捷是从狗洞里爬出来的叛徒。戴厚英默默地听着这一切，散会后她冲到他们定情的大堤上放声大哭。第二天一早整个干校里广播了“叛徒闻捷不思悔改、坚持文艺黑线并且向无产阶级进攻、向革命造反派进攻、腐蚀造反派”的大字报。轮番的检查使两人的精神近乎崩溃，为了让戴厚英好过一些，闻捷提出暂时停止恋爱，但保留两人关系。而戴厚英的性格宁折不弯，她对闻捷的回答是要断就坚决地断。其实这正是爱到绝望的地步才说出的话。
1971年春节前夕，五七干校的人全部拉练回上海，闻捷也不例外。1月的上海是寒冷的，就好像此时戴厚英和闻捷的心情。当戴厚英站在闻捷面前还给他的家门钥匙的时候，这位身高一米九的东北大汉跪倒在地，失声痛哭。戴厚英也跪在了闻捷的面前，哭着对闻捷说她不值得他去爱，她是一个没有灵魂的女人。闻捷彻底地绝望了。1月12日下午，戴厚英在市党代会上最后一次见到了闻捷。这场会议一直开到晚上才结束，闻捷看也不看同在一会场的戴厚英，转身就走，而戴厚英出于对闻捷的关心，远远地尾随着他从成都路跟到了南京路。当戴厚英跟随闻捷走到距离闻捷家还有100米的时候，她停住了脚步，她知道她不能再见闻捷，长痛不如短痛。戴厚英强忍着对闻捷的思念转身走了回去，而就在这晚闻捷在家里自杀。诗人倒下了，为了他心中浪漫的爱情。
闻捷死后第二天，上海作协马上召开了关于闻捷的批判会。戴厚英一身黑衣出现，非常引人注目。那次会议时间不长但是调子很高，人们挥着拳头痛骂闻捷死不悔改，打在死者的身上痛在戴厚英的心里。戴厚英七天七夜没有合过一眼，她在后悔那个夜里她没有跟随闻捷回到家里。斯人已逝，而活着的人则陷入了深深的自责。戴厚英在她的书中写道，闻捷死后她像突然从船上被掀翻到波涛汹涌的海里，看不见岸也看不见船和桥，甚至连一块让她喘气的石头也摸不着。
闻捷与戴厚英的爱情悲剧和闻捷之死是戴厚英心目中的一座坟。戴厚英和闻捷整整相爱了100天，100天撕心裂肺的日子使戴厚英有了脱胎换骨的感觉。痛定思痛，戴厚英通过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开始反省自己曾经对别人的所作所为。“文革”后她开始用笔去记录自己的反思和感悟，她先后写出了《诗人之死》、《人啊人》、《脑裂》等一批反映人道主义精神的著作，在整个80年代她成为了“文革”后兴起的伤痕文学的代言人。戴厚英通过她的反思、她的忏悔换回了在“文革”中被她批斗的一些人的谅解，尤其是当年因为自己的人道主义文学观点而被戴厚英无情批判的授业恩师钱谷融先生。他对戴厚英说：那时你们太年轻。
从当年批判自己老师的人道主义思想到后来写出人道主义精神巨著，戴厚英说一个大写的“人”字被推到了她的面前，而她与闻捷之间的情爱故事更是促进她反省人生、反思人性的重要推动力。然而就在一个走向成熟的作家正在记录着她对人和世界新的认识的时候，戴厚英却意外地倒在了入室行凶的歹徒的刀下。戴厚英在闻捷去世25年后随他而去了，留下了她人性复苏的记录，留下了人的自尊，也留下了一段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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