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小川，在我国文学界是一位富有才华的诗人。抗日战争期间，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投笔从戎，成为王震领导的三五九旅的一名战士。
郭小川当过王震的机要秘书，参加过南泥湾大生产运动。在那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他一手拿枪，在战场上英勇拼杀；一手拿镐，挥汗开荒种田。同时，他凭着一腔热血和豪情，创作了许多充满革命激情、脍炙人口的诗篇，成为战场上响亮的战斗号角，鼓舞着战士奋勇杀敌。人们亲切地赞誉他为“战士诗人”。
新中国成立后，他继续奋笔写诗，热情歌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光辉成就，很快成为新中国文艺界一颗光彩照人的明星。
然而，在随后共和国的政治风云里，郭小川的命运却跌宕起伏。在短暂的人生征途中，他先后经历了三起三落的坎坷之路。57岁时，便英年早逝，令人极为惋惜和痛心。
在反“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高潮中，被迫承认错误
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特地选调了一批经过革命战争考验的文艺创作骨干，先后到中央宣传部加强文艺创作的领导工作，繁荣文学事业。著名作家丁玲奉命担任中宣部文艺处处长，林默涵、郭小川等人也被选调到该处担任负责人。
1955年，我国文艺界开展文艺思想大讨论，大家积极发言，各抒己见。
丁玲、陈企霞等在大讨论中畅所欲言，大胆陈述个人观点。由于在一些问题上，与中宣部、文化部领导人的观点有分歧，结果被上纲上线，错误地定为“丁、陈反党集团”，遭到大批判和斗争。
当时，郭小川年仅35岁，政治热情很高，组织纪律观念很强。在一次批判丁、陈大会上，他积极响应领导号召，踊跃发言。由于发言慷慨激昂，言辞尖锐，旗帜鲜明，斗争性强，很受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欣赏，他赞扬郭小川的发言很有战斗力。周扬、林默涵等也认为郭小川有朝气、有才干，是左派人士。事后，经过党组织研究，决定将郭小川从中宣部文艺处调往作家协会担任秘书长，以加强作协的领导力量。
第二年，郭小川晋升为作协党组副书记，从此工作任务更重，责任更大，面临的难题更多。
最让他感到头疼的难题，是当初那桩“丁、陈反党集团”冤案。因为，曾经受到错误批判、处理的丁玲等人，始终认为过去对他们的批判、处理不当，不断找郭小川申诉，反复要求复查、甄别、平反。郭小川无权决定，只得如实提请作协党组和中宣部研究处理。
中宣部和作协党组经过反复研究，决定成立以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张际春为首的调查组受理此事。通过认真分析、研究，调查组初步认定：丁、陈二人属于思想认识问题，不是反党集团。调查组将复查结论初稿交作协党组讨论，作协党组让郭小川对初稿加以推敲、修改。
对郭小川来说，这是大难题和苦差事。因为“丁、陈反党集团”当初是中宣部和文化部主要领导定的调子，如今查明不是反党集团，又让作协党组提出修改意见，明显是矛盾下放。
复查结论如何措词，确实让郭小川伤透了脑筋。
加之，郭小川一年来在作协机关通过工作实践，深感文艺界历史上有许多错综复杂的恩恩怨怨，也发现现实情况并不像当年批斗大会上说的那么严重。此时此刻，他开始冷静、理智地思考问题，认为必须接受历史的沉痛教训，慎重处理丁、陈二人的问题。
他曾经反复琢磨：既然反党集团的帽子成立不了，那只能换顶宗派主义、自由主义的帽子，也许上面好通过。
经过字斟句酌，反复推敲，终于为丁玲等人写了一个犯有“宗派主义、自由主义”的甄别结论。谁知送到中宣部审查，通不过。郭小川顿时陷入困境。
不久，在一次讨论会上，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周扬听到有人提出有关丁玲等人的“向党闹独立性的宗派主义”一词，颇感兴趣，示意郭小川按这一折中用语修改结论。郭小川领会精神，如释重负，迅速照办，并在结论草稿里顺理成章地提出向丁玲等人道歉。
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1959年，庐山会议掀起阶级斗争新风暴，全党轰轰烈烈掀起了反“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高潮。各单位积极响应号召，纷纷上挂下联，深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文化系统当然也不例外，作协党组竟然把郭小川同彭德怀挂上了钩，开展重点批判。罪名是：在复查“丁、陈反党集团”中“经不起考验”，“形势发生变化时，由摇摆不定走向右倾”。
郭小川有口难辩，苦不堪言。1959年11月底，他被迫在作协12级以上党员干部会上作检查，违心承认：“我写的丁、陈结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投降主义文件，我不仅把丁、陈的反党罪行说成是宗派主义、自由主义，而且还要党组织向他们道歉。”
两年前，他利用业余时间，呕心沥血创作了一首长诗《一个与八个》，主题是写张国焘肃反扩大化时，混淆是非，把一批好同志视为敌人关押审讯。后来，一次遭遇白匪进攻，被关押的同志奋起英勇抵抗，大部分同志壮烈牺牲，只有几个人死里逃生。郭小川十分慎重，诗歌草稿完成后没有急于发表，而是送著名诗人徐迟、臧克家等人过目，征求意见。他们都赞不绝口，说是好诗。半年后，他才小心翼翼地送文化部领导审阅，渴望领导指示。周扬一直未置可否，只是说有人不赞成这类题材。
然而一年多后，全国阶级斗争高潮重新来临，到处大批彭德怀的“万言书”。作协机关乘机把这篇并未公开发表的诗稿，赶紧打印出来，作为反面教材散发，并且开了大小批斗会七八次，批判郭小川“配合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有的领导人甚至说：“简直不敢相信，这会是反右斗争中的作协党组副书记写的！”“如果当时发表了，可能划为右派分子。”
作协党组也严厉指责：“郭小川的错误是对党的关系长期不正常，有严重个人主义、名位思想。在反右斗争中有过右倾妥协的错误，在日常工作中有放弃政治领导的右倾表现，在创作思想上有严重错误，几次检查均不深刻……”
迫于强大的政治压力，郭小川表面上承认：“这是严重的颠倒黑白，污蔑了党，歪曲了党的政策。”但内心一直想不通，也不服气。他彻夜难眠，后悔当初不该同意调到作协工作。
当时，他曾经暗中找熟人关系，想设法脱离这个复杂的环境，愿意到湖北王任重书记或广西刘建勋书记手下工作。
王任重熟悉郭小川，欣赏他的才华，愿意接纳他，曾劝文化部领导放他一马，让郭小川到湖北省委当秘书长。
结果令郭小川伤心的是，事情传出去后，不仅工作没有调成，反而罪加一等，竟被无端批判为：“背着领导搞非组织活动，不愿做党的驯服工具，和党离心离德。”
郭小川再次忍气吞声，违心地表示：“努力改造自己，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努力做党的驯服工具。”
毛泽东表示应给郭小川“以绝对的自由”。之后，人们对郭小川开始刮目相看
1960年春，中央领导人要求全党加强调查研究，纠正错误，调整政策。党内原先紧张的政治气氛开始缓和。
当时有人曾把诗人郭小川受批判一事传到了毛泽东耳边。他表示“应给这个善于思索、富于幻想、热爱祖国的诗人、公民、党员、老战士以绝对的自由”。
毛泽东的几句话，马上起了作用，作协对郭小川的批判立刻草草收场，不了了之。此后，既没有人让他写检查，党组织也没有处分他。一夜之间，人们又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了。
七千人大会后，周扬亲自找郭小川谈心，让他消消气，好言劝说他留在作协工作，不要调走。
1962年6月，作协又以党支部名义向郭小川道歉，正式承认当初对他的批判不当。
这些做法，虽然让郭小川受伤的心灵稍有宽慰，但昔日留下的内心伤痕毕竟太多、太深，短时间难以磨平。他仍然执意要求调走，希望寻找一个自由的生活和工作空间。
1962年10月，经多方努力，郭小川的政治生涯重新出现了转机。
在胡乔木的帮助下，郭小川终于如愿以偿地离开了让他痛心不已的作家协会，到人民日报社当了一名普通的记者。
不久，他的老领导、农垦部部长王震邀其随行，先后赴东北林区和北大荒垦区考察。
王震了解郭小川，器重他的才华，鼓励他振作精神，不要灰心；嘱咐他深入基层，广泛接触先进人物，细心体味他们的模范事迹、日常生活和思想情感，搜集生动的素材，准备创造优秀的文艺作品。
随后，王震又带他南下福州、泉州、厦门、漳州。这期间，郭小川还专门深入上海警备区南京路上好八连，采访他们的先进事迹。事后，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长篇通讯报道《崇高的革命品质》，热情歌颂南京路上好八连。接着，他又风尘仆仆随王震飞往大西北，考察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生产情况。
郭小川随同王震部长走南闯北，大大开阔了视野，处处感受到广大工农兵群众战天斗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涨热情。工农兵群众火热的战斗生活，让他激情满怀，大大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他曾先后发表了《东北林区》、《厦门风姿》、《昆仑行》等优秀通讯、诗歌、散文。
郭小川的作品文笔优美，情节感人，寓意深邃，充满政治豪情，在国内外引起震撼。胡乔木曾向中央领导热情推荐他的诗篇《厦门风姿》，甚至亲自到郭小川休养处探望，相互探讨文艺创作问题。
作为一名战士诗人和著名记者，郭小川当时在写作生涯上开始进入另一个辉煌时期。大型歌舞《东方红》剧组热情借他参加写部分解说词；八一电影制片厂也不甘落后，特地邀请他撰写《军垦战歌》影片的解说词。顿时，他成了新闻界和文化界的大忙人、大红人。他曾随《人民日报》副总编安岗到大庆油田采访，撰写了大庆油田《怎样突出政治》等著名通讯，影响很大。1965年，他又深入采访了中国乒乓球队庄则栋等运动健儿，写了另一篇著名的通讯报道――《小将们在挑战》，《人民日报》和《体育报》同时在显著位置发表。
不久，“文化大革命”的风浪骤然而起，各单位开始划分黑线、红线人物，揪修正主义分子。因为郭小川的作品一向注意“突出政治”和“高举红旗”，充满政治激情，适合当时时代潮流和政治气氛，他十分幸运地被人们赞誉为“红色战士诗人”，列为红线人物，并未受任何冲击。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政治运动向纵深发展，文艺界、新闻界根据“中宣部是阎王殿”的指示精神，兴起“打倒阎王，解放小鬼”的高潮。一天，人民日报社突然有人把郭小川同“中宣部阎王殿”联系起来，贴出大字报，强烈要求：“把文艺黑线周扬的黑干将郭小川揪出来示众！”
接着，他被隔离审查，遭到了无情的批斗、抄家，责令写交代材料。然后，被作协机关造反派揪回去监督劳动，被勒令打扫厕所。
随后，他被送往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继续接受审查。
郭小川虽然身陷困境，但仍然充满政治热情。他富有浪漫、思索的性格并未改变，劳动之余依然不忘诗歌创作。
一次，他将写的诗贴在墙报上，歌颂长江边上的五七路。诗中说：“我们剧烈跳动的心脏……直通着伟大祖国的心脏……北京街头。”“左”得出奇的军宣队，突然感到诗里有阶级斗争新动向，荒唐地认为郭小川“不安心劳动改造，梦想回北京搞复辟”。于是，立即组织群众开展大批判。那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弄得他哭笑不得，又奈何不得。
郭小川毕竟是有社会影响的知名诗人和记者，名声在外。他在咸宁“五七”干校劳动的消息，很快就传到武汉军区，引起军区政治部的莫大兴趣。
1971年，武汉军区政治部派人到咸宁“五七”干校，提出借郭小川到军区帮助写《前进在五七道路上》影片的解说词。
从此，郭小川开始安静地住在军区招待所里，尽情享受人身自由，放飞诗人的心情，让自己尽快进入创作境界。
郭小川在咸宁“五七”干校劳动过，既有走“五七道路”的真情实感和切身体会，又有诗人饱满的激情和豪迈的语言。撰写《前进在五七道路上》电影解说词，对他来说并非难事。他没有辜负武汉军区的殷切希望，不分昼夜、废寝忘食地埋头写作，很快就圆满完成了创作任务。影片放映后，解说词一炮打响，轰动军内外。
各大军区羡慕不已，都从“借调”经验中获得了启发，争相效仿，纷纷派人到文化部“五七”干校借调郭小川。兰州军区曾千里迢迢从大西北赶到湖北，热情借调郭小川远赴兰州帮助创作影片解说词。事后，还在影片上署上郭小川的名字，既表示尊重之情，又借名人效应扩大对外宣传和影响。
沈阳军区和长春电影厂闻讯后，不甘落后，也来借调郭小川。
江青尖声责问：“郭小川到处乱窜，有没有人管他？！”
正当郭小川创作上处于新高峰时，等待他的竟然又是意想不到的可怕深渊。
1971年的一天，江青要看电影。工作人员不敢怠慢，赶紧为她放映各大军区新拍制的纪录片。她看着看着，突然发现银屏上出现了郭小川的名字，不禁勃然大怒，尖声责问：“郭小川到处乱窜，有没有人管他？！”
这句话一传出，各大军区都惊慌失措。从此，对郭小川的态度立刻大大改变，原先尊为贵宾，如今敬而远之，谁也不敢接近。郭小川很敏感，发现军队干部接待态度和周围气氛突然出现新变化，深感情况不妙。于是自觉收拾好行装，悄悄返回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继续埋头劳动，接受审查。
郭小川为人一向正派，作风朴实，群众关系好，历史又清白，干校专案组查来查去，并未找到任何历史和现实问题。最终，宣布恢复郭小川的党组织生活，郭小川政治上获得了解放。“文化大革命”期间，首都新闻界、文艺界关心郭小川政治命运的人一直很多。这一消息很快传到北京国家体委机关，《体育报》的同志精神为之振奋。大家知道郭小川过去报道运动健儿十分成功，人才难得，决定借他到《体育报》帮助工作。
日夜盼望恢复写作自由的郭小川一回北京，顾不上休息就马上投入工作。他一如既往、满腔热情地认真采访，精心撰写新闻通讯。
1973年，他撰写的长篇通讯《笨鸟先飞》在《新体育》杂志上发表。不久，他写的《万里长江横渡》长诗，又在《体育报》上发表。
当时，全国上下高度关心我国体育事业，到处掀起一股体育热。两篇文章恰好都适时热情歌颂我国体育健儿的光辉业绩，顺乎时代潮流，一鸣惊人。
谁知这又激怒了江青，惹起了新麻烦。江青原以为上次在钓鱼台发火以后，郭小川已销声匿迹。然而，一年后发现他又登上新闻舞台，而且居然连续发表文章，风光一时。江青岂能容忍？她怒气冲天，甚至认为郭小川不是孤立的人物，认为他与高层走资派有联系。他的出现，表明“走资派还在走”。于是，江青再次下令，追查郭小川是怎样被借到北京国家体委去的，并指出“郭小川是修正主义分子”。
《体育报》一听吓了一跳，原来还准备让他写关于庄则栋报道的续篇，现在只好放弃计划。不久，文化部根据江青的紧急指示，勒令他迅速返回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再次接受审查。
前几年干校几经审查，本已宣布郭小川没有问题，恢复了他的组织生活，如今怎么又突然重新隔离审查呢？正当郭小川迷惑不解时，专案组已根据江青的旨意，将郭小川同垮台的林彪集团挂在一起，着重要他交代与林彪、叶群的关系。这简直让郭小川哭笑不得。
原来，1941年郭小川在延安学习时，曾经与叶群有过一般往来。后来，因为大家都奔向战场，天各一方，双方再无任何联系。
1949年，林彪率四野部队进军武汉，叶群也抵达武汉，被安排在中南局宣传部工作。恰巧当时郭小川也在那里，他们又有过短暂的共事时日，后来相继走向新的工作岗位，没有任何联系。
1960年国庆节，他们分别多年后在北京天安门观礼台偶尔相遇，曾有过一些交谈。
后来，不知何年何月，叶群在她的笔记本上写了“文艺问郭”四个字。这个“郭”指何人，谁也闹不清。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江青认为这个“郭”，可能就是郭小川，因此指示专案组严厉审查。更荒唐的是，他们竟然认为郭小川一首诗中“崭新崭新的太阳”是歌颂林彪。
于是，郭小川被莫名其妙地再度推入困境。他知道这是江青利用“九一三”事件借题发挥，企图嫁祸害人，所以他心地一直坦然。专案组查了一段时间，因查无实据，只好不了了之，同意让郭小川暂时回北京看病。
面对如此复杂多变的政治风云，郭小川心烦意乱。无奈中，他在北京看病期间，通过秘密渠道向老领导王震写信，袒露自己难耐的忧郁。
王震十分同情这位部下的不幸遭遇，有心提供帮助。
王震与纪登奎副总理通气商量后，多次悄悄找郭小川谈话，出主意要他给中央写正式报告：要求从湖北“五七”干校转到女儿插队的河南农村长期落户，在劳动中改造自己，力争在改造中为党和人民做些有益的工作。郭小川立即照办，一份报告直送中央。
1974年1月10日，纪登奎在郭小川的报告上批示同意，并让中组部为他办理调动手续。一次，国务院开会，纪登奎对王震说：让郭小川到河南农村去锻炼，我已同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说了，让他安排。
事后，王震让秘书伍绍祖将有关材料立即转往河南省委。同时，又找郭小川谈话，动员他迅速离开北京，到河南农村去避风，免得夜长梦多，又让“四人帮”抓辫子，找麻烦。
此时，“四人帮”正在紧锣密鼓地加紧策划夺权行动。这年3月，郭小川尚未来得及办理调动手续，“四人帮”就急令文化部于会咏责成他返回湖北咸宁“五七”干校。随后又在内部刊物《文化动态》上刊登《修正主义分子郭小川的复辟活动》。江青批示组成专案组对郭小川进行审查。
年仅55岁的郭小川回到干校，立即被隔离审查。但这时干校的政治气氛已因林彪集团垮台有所松动，群众对阶级斗争的做法已经厌倦，批斗郭小川的会议有气无力，完全丧失了原有的战斗力。
1974年底，中央指示解散“五七”干校，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匆忙收摊，大部分人回北京分配工作。但郭小川例外，他被从咸宁“五七”干校直接转移到天津静海县干校继续审查，行动受到监控。好心人偷偷嘱咐他：平时不要外出，少讲话，不要写东西，免得又惹是生非。
于是，他在天津静海县团泊洼干校整天满腔愁云，过着一种孤寂、忧伤的日子。
为避免“四人帮”抓辫子，纪登奎、王震安排郭小川尽快离开北京到外地避风
不久，毛泽东批评江青等“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接着又让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协助周恩来主持国务院的领导工作。全国政治环境出现新的氛围。天津静海干校对郭小川的监管逐步放松，家里人可以来干校与他团聚交谈。他重新感受到了家庭的温暖。
1975年国庆节后，中央专案组突然派人到干校，向他宣布审查结论。令他感到奇怪的是，往日专案组总是瞪着眼珠，拍着桌子，喊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口号，逼他交代问题。如今却和颜悦色地宣布：经审查一切没有问题。不仅没有留任何尾巴，而且连缺点、错误这类的字眼也没有。更让他吃惊和兴奋的是，国务院副总理纪登奎还在审查结论上批示：由国务院政工组安排工作。实际上，纪登奎是借此机会迅速将他调离“四人帮”控制的文化部。
郭小川一身轻松，愉快地返回北京。第二天，他立刻匆匆去见老首长王震。时任副总理的王震，看到老部下终于摆脱了重重审查，获得自由，大大松了一口气，马上握住他的手表示祝贺。
不久，王震又安排郭小川在中南海与纪登奎见面。郭与纪早就认识，是老朋友，两人交谈时凑巧见到了华国锋、李先念、陈锡联等几位副总理。因毛泽东当时正批评“四人帮”对电影《创业》“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不利于调整文艺政策”。还批评文艺界“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文艺批评”。所以，几位副总理就向郭小川了解文艺界的情况。郭小川如实谈了对文艺现状的看法。国务院领导当时已正式批准郭小川调离文化部，故而安排郭小川到中组部万寿路招待所住下，并配备了专车供他使用。
“四人帮”尽管受到毛泽东的连续批评，但他们并不收敛，总在寻找机会，加紧向党内健康力量发难，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不容乐观。因此，纪登奎、王震安排郭小川尽快离京，到外地避风，免得引来不必要的麻烦。起先让他到河南，然后去湖南、广东农村搞调研，并且特意嘱咐他万万不要到“四人帮”控制的上海去。后来，因斗争形势出现新情况，又紧急通知他只能在女儿插队的河南林县活动。这样名正言顺，不致让“四人帮”挑起事端。
郭小川离京时，王震再次约他面谈，嘱咐他在下边言行谨慎，少讲话，少接触人，等候时机，听从安排。
林县位于太行山东麓，干旱缺水，那里的人民艰苦奋斗，战天斗地，修建了著名的红旗渠，享誉海内外。省委书记刘建勋按中央指示，向县里打了招呼，所以郭小川一到就受到热情接待，被安排在接待外宾的招待所吃住。他心情舒畅，精神愉快。
加之，当时文艺界有些作家被安排在林县红旗渠搞创作、体验生活，郭小川和大家在招待所的餐厅里一起就餐，有说有笑，慢慢地就放松了警惕，言行不大谨慎。
有一次，他曾向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组的朋友，闲谈江青过去的私生活，说毛泽东最近批评过她，还说邓小平同她有矛盾、有斗争等等。
在林县体验生活、搞创作的老作家华山，富有政治斗争经验。他为人一向谨慎，对此极为敏感，不禁暗暗为郭小川的言行担忧。有一次，他实在忍不住，就对口无遮拦的郭小川大发脾气：“你对年轻人瞎说什么？捅出去就得掉脑袋的！”
果然，不出华山所料，不久从中央到地方都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高潮，大力追查所谓政治谣言。郭小川吓得直冒冷汗，后悔没有按王震的要求谨慎从事，给自己和别人添了麻烦。
他连夜给一位好朋友写信，叮嘱对方赶快把自己不久前写的信烧掉。因为郭小川在信上写道：“如果他们（指"四人帮"）上台，我会上太行山打游击。我相信我拿枪杆子，绝对不比拿笔杆子差！”
听到“四人帮”垮台的喜讯后，郭小川却不幸遭遇了火灾
1976年1月8日，全国人民敬爱的周总理不幸病逝。郭小川悲伤得肝肠寸断，在林县招待所里失声痛哭。他泪流满面，整天不思茶饭，担心“四人帮”会乘机把邓小平等赶下台。
周恩来追悼会那天，他紧紧抱着收音机，细心收听实况广播，密切关注着时局变化。当听到邓小平代表党中央致悼词时，他那颗久悬的心方才落地，然后长叹一声：“小平同志没有事了！”
夜里，他伏案写了《痛悼敬爱的周总理》纪念文章，接着复写、油印数十份，邮寄给亲朋好友。那时，全国政治气氛相当紧张，“四人帮”正在兴风作浪，好心人劝他不要印，不要寄，不要出声，静观事态发展。他却不以为然，坚定表明：“我就是要这样，这是我的声音，我的态度，你们别管！我这条命，过去打仗时没有丢，现在就得干！”大家佩服他的英雄气概和骨气，同时也为他的冒险举动捏一把汗。
在全国为周恩来治丧期间，“四人帮”却百般阻挠群众的悼念活动。首都群众忍无可忍，4月5日，“天安门事件”爆发。郭小川的女儿郭岭梅冒险到天安门广场抄录了许多悼念周恩来的诗词，连夜乘车匆匆赶到林县，送给爸爸看。郭小川如饥似渴地阅读诗词，心里十分担忧党和国家的前途与命运。
那时，他吃不下，睡不着，神经严重衰弱。没几天，终于积郁成疾，住进了医院，长达半年之久。
这期间，又遇上朱德、毛泽东两位伟人相继去世，他更是痛上加痛，伤感之极，整天沉浸在无尽的悲痛之中。连续不断的精神打击，使年仅57岁的郭小川突然变得无比衰老。他举步维艰，行动缓慢，病情加重，心事重重。夜里长时间不能入睡，要靠服安眠药才能入睡。
偏偏此时此刻，“四人帮”在文化部的代言人于会咏等，又派人到林县找他调查有关情况，而且赖在招待所迟迟不走，坚持要同郭小川面谈。幸好医生同情郭小川，紧密配合，让他事前服了一点安眠药。调查人员谈话刚刚开始不久，他就昏昏沉沉，思维混乱，口齿不清。调查人员无奈，大失所望，只得悻悻而去。
于会咏等当然并不甘心，他们妄图从郭小川身上打开一个缺口，向上追查所谓政治谣言的后台。他们曾经明目张胆地声称：“查郭小川不是目的，他是通天人物，要一查到底！”另一人则阴阳怪气补充道：“郭小川只不过是个上窜下跳的小人物，把他调到中组部，在批邓反右时又放到河南，定有高人指点。放到哪里追到哪里，到中组部也要追查！”
10月5日，文化部紧急布置：把郭小川的有关材料整理齐全，直接送张春桥批示，让中央各部委全力配合，将郭小川的问题彻底揭开。
10月6日，文化部火速召集300多人参加的学习班开会，宣布对与郭小川关系密切的钟灵实行隔离审查。会议主持人甚至公开宣称：“有人问王震能不能议论，我们说以毛主席革命路线衡量，只要不符合，就要敢于揭！重点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对通天人物要追查到底！”
然而，就在宣布对郭小川追查到底的第二天夜里，华国锋、叶剑英等领导人在中南海怀仁堂采取断然措施，代表党中央将江青一伙隔离审查。郭小川由此逃脱了一场政治大灾难。
一向关注时局变化的郭小川，此时远在河南林县，虽然不知道中南海出现的新情况，但凭着诗人惯有的政治敏锐感，仍能从收音机、广播的用语和语气里，微微感受到一些新变化。在那个党和国家命运处于“大决战”的关键时刻，郭小川的病情似乎突然减轻，他决定去一趟北京，看看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需要时，他可以带病投入战斗。
他计划先到安阳探亲访友，再去郑州与省委书记刘建勋话别。
10月13日，他刚到安阳招待所，就耳闻“四人帮”被捕的喜讯。他左盼右盼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内心深处充满了激动、兴奋之情。作为一名战士诗人，他恨不得马上奔向北京，以笔杆子作刀枪，奋勇杀向“四人帮”。
18日，夜幕降临，郭小川躺在床上，习惯地点着香烟，舒舒服服抽上一口，然后用诗人的思维方式去思考、遐想。他回顾过去，展望未来，想了很久很久，翻来覆去总是不能入睡。无奈，只好按惯例服用安眠药。不一会儿，他迷迷糊糊进入了梦乡，然而他手上夹的烟蒂却未掐灭，从而引发了火灾，满屋烟雾弥漫……57岁富有才华的著名诗人郭小川，在无情的烟雾中悄然窒息身亡。他带着渴望同“四人帮”进行战斗的一腔热血，过早地离开了人间，成了他自己和所有亲朋好友的莫大遗憾……
噩耗传到北京，王震不敢相信这消息是真的。他极度悲伤，含着眼泪对郭小川的女儿说：“我正要给你爸爸写信，让他马上回北京，而你爸爸却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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