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芜一生三次南行到云南，作为一个流浪的人为什么多次南行到云南呢？用他的话说是“新的变化太吸引人了”。在《想到漂泊》中，艾芜深情的写道：“我自己，由四川到缅甸，就全用赤脚，走那些难行的山道，而且，在昆明，在仰光，都曾有过缴不起店钱而被赶到街头的苦况的，在理是，不管心情方面，或是身体方面，均应该倦于流浪了。但如今一提到漂泊，却仍旧心神向往，觉得那是人生最销魂的事。为什么呢？不知道。这也许是沉着的苦闷，还深深地压入我心头的缘故吧？”艾芜之所以不断地流浪，不断漂泊，不仅是生活的所迫，不是单纯的为吃而痛苦的忧愁。“流浪”是一种追求和寻找的象征，是自己美好梦想的执着追求。正如他的诗：“江水呵，慢慢流，流呀流，流到东边大海头，那儿呀，没有忧！那儿呀，没有愁！”“这儿呀……也没有忧！这儿呀……也没有愁！”
“也许是沉着的苦闷，还深深地压入我心头的缘故吧？” 对于“赋性沉默，在大庭广众中一般不露声色，但每涉及革命，已能考虑问题，还常有独到见解。”［1］的艾芜这苦闷究竟是什么呢？艾芜在创造社郭沫若等人的思想影响下，他对学校越来越不满意，与他所喜欢的创造社的那些思想比较起来，学校让他感到促狭和沉闷。再加上受蔡元培《劳工神圣》的文章的影响，凭着自己对“劳工神圣”的简单认识，他相信半工半读可以实现，于是放弃了成都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的机会。而且当时家庭经济也日益衰落，眼看自己的北京大学梦也渐自破灭，在这种情况下他凭着自己有增无减的勇气和傻气，想依靠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努力走到世界上去，寻找新的生活之路。
然而，更为现实的也是他流浪的最重要的原因却摆在眼前。当艾芜十一岁时，还沉迷于《三国演义》《水浒传》《七剑十三侠》 中的英雄人物的崇敬时；狂热的做着自己的英雄梦却又无法阻止自己满脑袋的对英雄的幻想时。父母却积极的给他寻找未婚妻，此时的他还是一个懵懂的少年。尽管在他眼里“未婚妻”“老婆”在他当时的脑海里始终没有弄明白过，还心里暗暗的想“你们说的老婆跟我有什么关系”［2］（28）但是仍然逃不掉订婚那一节。这种旧式婚姻的厌恶和憎恨在后来的成长过程中艾芜也无数次的反抗过，提出过退婚的要求，可想而知这无疑是在浪费时间，父亲是根本无法容忍的，直到上了四年的师范学校后，父亲提出“哪年毕业，你就哪年结婚！”的要求时才彻底的激起了他的反抗，情绪也更加的复杂起来。一方面，自己不愿意结婚但又害怕伤了那姑娘的心，毁了人家，面对这种情形就愈加的苦闷，唯一的办法就是离开，“像吉普赛人似的，到处漂泊”［3］去寻找半工半读的机会，于是走向了荒野，去寻找生命的意义，去寻觅理想的家园。正如鲁迅所说的那样“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找别样的人们。”
1925年夏天艾芜到了云南曾写信给父亲说：“我要在他乡异国流浪十年之后，才能转回家去。”十年转眼过去了，仍然没有如期而归，却是“我还打算再埋头苦苦用些年功夫。”1925年的秋天，他流落到云南昆明的街上，上了人生哲学的第一课，用他的话说：“这是我最难忘的一课，也是任何大学所不能授予的一课。”［4］寻找新生，走到世界上去，走到自己理想的家园去，便成了他第一次南行的目的。
1961年九月他又开始了第二次南行，同行者有沙丁、林斤澜、刘真等。到1981年，艾芜应云南人民出版社邀请开始了第三次的南行，这一次与他同行的有高缨等。“这两次南行除了要重温第一次南行的坎坷经历外，更重要的是为看看新的生活所带来的变化，是为了今天，为了明天，为了新的现实需要和创作目的。”［5］（（250）所以，艾芜才在《南行记续篇序言》中说：“解放前所谓瘴气吓人的地方，……现在都已成为人间的乐园，人人向往，喜欢游历的了。……一切压迫、剥削、蹂躏与侮辱、一去不复返了。……由于这些新的变化太吸引人了，太感动人了，我觉得，只是走马观花是不行的，必须深入下去，了解更多的东西。”在这两次南行之后，艾芜深刻的感觉到云南边境“各地参观访问”他感到感慨万分，解放前与解放后的对比使他非常激动。这是因为新的变化，作家的流浪为他后来的《南行记续篇》的云南生活、风俗、人情的描写更为真实、生动。可以说，他的《南行记》与《南行记续篇》是云南人民历史的见证。
二 艾芜的创作
艾芜的创作是一个艰辛而痛苦的过程。决心走文艺这条路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原本流浪途中始终装的只有旧衣服和一些哲学书。例如：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哲学》、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吴稚晖《一个新信仰的人生观和哲学观》以及一些经济学、社会学之类的书籍。
在流浪的途中“成天只与饥饿做了朋友，在各街各巷寂寞的巡游”还极其地羡慕“三口吃完一个烧饼”的叫花子，不切实际的幻想饱吃肥肉汤、干牛肉、辣椒酱……卖草鞋，到处说谎，最后得了20个铜板还省着用，曾几次被店主人驱逐出门。但是困难并没有让他放弃，相反在“每一条骨髓中，每一根血管里，每一个细胞内，都燃烧着一个原始的单纯的念头：我要活下去！……强烈地想着：至少我得坚持到明天，看见鲜明的太阳，晴美的天空。”［6］（17）
因为流浪他的创作被称为是“墨水瓶挂在颈子上的写作”。由四川到云南，云南到缅甸艾芜一路上总带着书、纸和笔、一支用细麻绳吊着的墨水瓶。不管是在小客店的油灯下还是大树绿荫下，他总是把墨水瓶挂在脖子上，纸铺在膝盖上就开始了写作（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甚至在抬滑竿期间，饭都没得吃的情况下，还借小店的灯光看书。为此还被店主敲诈，多亏了同伴老何和老朱的帮助才逃过一节。在无法写作的条件下也忍不住不写作，在景颇族居住的山中，结束了5个月的辛苦工作，走下缅甸的八莫平原，住在伊洛瓦底江边一家苦力店里时，晚上点一支蜡烛，就伏在地板上开始写新诗，这样艰难的条件对于艾芜来说却是他最高兴的一夜，最快乐的一夜，也是最难忘的一夜。正是生活的辛酸赋予了他这样的一颗赤子之心，使自己的经历成了很好的写作素材，把理想与现实，心灵与社会的纠葛交织在一起形成了自己最伟大的创作。
三 作品中关于云南风俗民情的展示
云南作为一个少数民族众多的省份，拥有丰富的民族文化。在艾芜的南行记系列小说中被多处描写到。
民族服饰是一种文化的象征。在艾芜的作品中“腰上悬着一把齐头的长刀，脸儿天然的带有不驯之气，嘴里含着槟榔，嘴唇血红，头上缠着黑布帕子。”的就是景颇族人，而“尽是黑牙齿”的就是傣族人。傣族人又称摆夷，是艾芜在云南西部第一次遇到的。作品透露出“傣族人的饭全是冷的，蕨叶和野菌煮成的汤，以及干笋是微温，一竹筒淡黄菜叶子汤，一小包用树叶包着的油炸知了，大家蹲在地上，用手做筷子。”这便是饮食文化。
气候也是云南的一大特色。“气候令人感到兴味，让人怀念不已。”“城外蚕豆花开，油菜发绿，群山环绕小小的山谷，到处是春天的花香和野草的芬芳，夏日的人们裸背躺在凉席上午睡。”
“夜烧松明火，照室红龙鸾”的惬意。夕阳落上，夜色迷茫，每家每户照明用的既不是洋油灯也不是煤油灯，而是“松明”。走在街道上到处弥漫着松的气味，在这烟雾缭绕，灯火通明的夜晚，这里的人们似乎不欢迎一个陌生人，让他很难在此留宿。也许是云南人的保守和小心翼翼怕遇到坏人，小偷、土匪，所以才接连几次被拒之门外。“其实，我们是很喜欢客人的，为啥不到我家去敲门呢？”一个酒摊上醉了酒的客人说。同样的情形在《南行记续篇》序言中，艾芜这样写道：“我们住过傣族人的竹楼，住过哈尼人的茅屋，也住过景颇人的山寨。他们都像亲人一样接待我们，说出他们的心里话。一个40多岁的哈尼人，讲到解放前奴隶主曾把他的妻儿抓去做奴隶，自己跑到国外去过漂泊流离的生活，就在我们面前伤心痛哭起来。我们对他们，不能不引起极大的同情和热爱。我们住过边界上的傣族寨子，离外国地方只有几十公尺远。傣族干部那种保护的热忱也是极其让人感动的。”这就是所谓的云南人火热的心，火热的情。
山歌是青年男女们传情达意的一种独特方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至今仍然保存着。例如“三位大嫂过河西，中间那位是我妻，头上金簪是哥打，肚中娃娃是哥哩。”如果遇到一个厉害的女人就会这样回唱“三位大嫂过河来，中间那位是你奶，头上金簪是爷打，肚中娃娃你投胎。”
当年与巴金齐名的作家艾芜于1904年6月生于四川新繁县（现新都县），原名汤道耕，1992年12月去世。艾芜长期与社会底层人民生活在一起，与他们建立了真挚的感情，并把他们作为自己笔下的主人公，栩栩如生地刻画了他们的感人形象，纵情讴歌了他们的美德。
艾芜曾就读于成都省立师范学校，十分爱好文学创作。1931年冬天，他与沙汀联名给鲁迅写信，请教有关小说题材的问题，鲁迅回信给予了答复，这封信就是对我国广大文学爱好者产生了深远影响、收入鲁迅的《二心集》中的《关于小说题材的通信》。
艾芜从这封信中受到巨大鼓舞与启发，并坚定了自己文学创作的信念。后来，他创作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南行记》、《荒地》、《秋收》、《黄昏》、《冬夜》，长篇小说《故乡》、《丰饶的原野》、《山野》、《百炼成钢》，散文集《初春时节》、《杂草集》、《浪花集》、《欧行记》等。
1932年春天，艾芜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曾任“左联”执委、重庆大学中文系主任、重庆市人民政府委员兼市文化局局长、文联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务。艾芜曾在我国西南边境和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地漂泊多年，与社会底层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对他们的悲惨遭遇和苦难生活了如指掌，并将其作为写作素材，写下了不朽的文学篇章。他在《艾芜传略》中深情地写道：“由于思想上尊重劳动人民，又在生活中同下层人民一道同甘共苦过，因此，对于劳动人民有着真挚的热爱，所写的短篇、中篇以及长篇小说，大都以劳动人民为主要人物，他们虽有不少缺点，但其本质，则是崇高的、美好的。散文集《欧行记》中的大部分散文，也是写外国的劳动人民。”
艾芜把自己在漂泊中的经历提炼升华为小说，《中国现代文学史》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这些经历，为艾芜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而且开拓了中国现代文学反映社会现实的新领域。把我国西南边境的绮丽风光和殖民地人民的苦难与斗争首先带到文学作品中来，是艾芜对现代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他笔下的下层人民，包括那些为生活所迫、铤而走险的盗贼，虽然性格已经不同程度地被社会扭曲了，沾染上许多恶习，但内心深处依旧保持着善良诚挚的品质。当周围是那么黑暗和污浊，命运对于他们又是那么残酷和不公正的时候，这些品质就显得格外光彩夺目，增强人们对于生活的信念和斗争下去的勇气。”
对于艾芜的人品与作品，王蒙在为艾芜的散文集《想到漂泊》所作的序言中写道：“艾芜老师是我有幸在我最困难的时期见到的老作家之一。我更记得的是艾芜老师的朴实无华、心平气和。他是深水，而不是喧闹的泥潭。他一心扑在创作上，他可能认为最适合他的生命形态是用笔说话，用文字塑造形象。他是一个真正的作家，晚年年迈体衰也没有停笔，他有一个纯洁的文学的魂。他的流浪足迹十分艰辛，流浪途中经历了旧社会下层人民遭遇的种种苦难与屈辱，但他的南行作品，不仅有诗意的惆怅，传奇的人生故事，也让人强烈感受到灵魂逍遥于边地，海阔天空的自由的快乐。艾芜老师的作品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对于文学，时间最严厉，时间最公平，时间也最温馨。”王蒙对艾芜及其作品给予了准确而高度的评价，艾芜高尚的人格和心血的结晶，将长期受到广大读者的钦佩与喜爱。
2004年，为纪念艾芜百年诞辰，余秋雨挥笔撰文，其中有这样一段话：“流浪者艾芜的青春脚步，踩踏在当时中国文化界极其陌生的西南边疆和东南亚地区，而且踩踏在与土地最接近的社会最底层。由此写出的记忆小说中，兵卒、苦力、私烟贩子、偷马贼、赶马人、滑竿手、盗窃集团的首领及其女儿、落魄书生一个个出现了，每一个都充满了让读者深感新奇的原生态，他们既有陋习、劣行，也有善心、良知，这样的形象，毫无‘五四’以后已形成的社会批判概念化痕迹，实在是一脉难得的文化清流。而这脉文化清流的背景，又是明艳绮丽的边疆风光，草茂路窄的旅行历险，构成了一种与大地天籁融为一体的抒情风格和浪漫情致。我认为，任何文学爱好者都能从这种风格和情致中领悟美、获得美。中国社会即使历经苦难，也潜藏着这种美，现代文学即使以呐喊为主调也开拓着这种美，真让人惊叹。”
优秀的文学作品必须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必须主题深刻、题材新颖、构思巧妙、语言富有特色和韵味，这只能到现实生活中去提炼和发掘。艾芜心系我国社会最底层的人民，与他们甘苦与共，因而写出了不朽的文学作品。他为广大文学爱好者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让人们懂得了怎样才能写出优秀的文学作品，并引导人们像他那样对待底层人民，全身心投入文学创作，奋力取得丰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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