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以后，在一片自由与民主的呼声中，中国的文坛上出现了一批批杰出的文人与文学作品。在四川这个盆地内，也一前一后地出现了两位浪漫主义作家，一是郭沫若，另外一位就是创作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流浪汉小说”的艾芜。艾芜的一生，可以说是流浪的一生。1904年，艾芜出生在新繁县一个乡村教师家庭，他的少年的读书生涯，是在严厉的祖父与和蔼的父亲共同教育下渡过的。然而，就是在这样传统的教育下，聪颖的艾芜却踏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
中国西南部这片相对神秘得多，也封闭得多的地方，吸引着无数双眼睛对它寄予关注。这里连接着缅甸、老挝等南亚国家，这里是亚热带与热带的交接地，丛林密布，盗匪出没。然而即使是这样恶劣的环境，仍然阻止不了来自四面八方的脚步，1905年的夏天，21岁的艾芜从成都出发，开始了他的第一次南行。这次南行历时六年，他从最初的知识青年，到后来成为真正的流浪文人，其间的甜酸苦辣，堆砌在心里，最后酝酿成了一部中国文坛独一无二的《南行记》。
艾芜坚信“文艺并不是茶余饭后的消遣品”，他把南中国绚丽多彩的风光和生活展示在人们面前，给旧时代受人歧视的“卑贱者”以新的形象和新的评价，把他们推上了文学舞台的正面主人公地位。从最早的《洋官与鸡》到最后的《红艳艳的罂粟》，从《山峡中》到《在茅草地上》，艾芜所表现的始终是生活在最底层的人的挣扎与反抗。《南行记》中的主人公是一组人物群像，而他们无一例外的都是下层人物。这些主人公大致可分为三类：A．出卖劳力却没有稳定收入的下层劳动者，如抬滑竿的、赶马的、临时工等等；B．“在血盆里抓饭吃”，即在法律外讨生活的人：小偷、偷马贼、强盗、私烟贩子等等；C．走乡串户的小商小贩，打花鼓的，算命的，游方和尚。这三类人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没有土地，没有房屋，没有家庭，也没有稳定的收入，他们不是一无所有，也接近于一无所有了。然而，在艾芜六年的流浪生活中，就是这样一群几乎被文明世界所遗弃的人，时时给他以帮助、关心和启发，同时也加深了他对于生活的领悟，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在这些人身上，汇集了普通人身上的闪光点：勤劳，乐观，慷慨，对恶势力自觉的反抗，对光明的渴望，以及强烈的求生意识。
《乌鸦之歌》中的主人公因为不堪现实生活对他的精神压迫和折磨，逃离文明世界，每夜学乌鸦啼叫。这是一曲呼唤原始的反抗精神的歌。作者在最后写道：“我不禁想起：人类在最古的时代，一定像乌鸦一样，不晓得容忍；如果一开始就会对仇敌容忍，那人类绝不能活到现在！”乌鸦象征人类原始的反抗精神，这篇作品写于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作者的寓意是一望而知的。
在《瞎子客店》的结尾处，有这样一段话：
“老实说，我并不像他父亲那样哄他骗他，我倒也是真心诚意地盼望光明的日子早点到来。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是一个瞎子，生活在黑暗之中，只看过丑恶的现象，希望有一天世界光明了，能够见到美好的东西。”
艾芜以生理上的瞎暗喻政治上的黑暗，通过店中瞎子渴望重见光明和“我”的渴望“光明”相联系，反映了下层人民和“我”的共同愿望———拥有光明。当然，在《南行记》中，艾芜更多的将笔墨用在表现底层人民的美好的心灵上。如《我的旅伴》中的老朱，老何，他们的忠厚坦荡，处处助人，对一个萍水相逢的穷学生“我”关心得无微不至。而《山峡中》的野猫子，更是一个让人心动的形象，她被誉为“中国的吉普赛女郎”。在她的身上，我们可以感到一股勃勃的生气扑面而来，她寄托了艾芜对自由自在的生活的向往，正如野猫子时时唱着的一首歌：
“江水呵，
慢慢流，
流呀流，
流到东边大海头，
那儿呀，没有忧，
那儿呀，没有愁！”
《南行记》中写了各色各样的流浪汉，可敬的，可爱的，可怜的，可爱而又可怕的……艾芜没有去评价他们的历史功过，他将自己的流浪生涯与其审美倾向完整地结合在一起。他鄙弃厌恶这个社会的自私、伪善、贪婪、狠毒，因此，他赞美流浪汉们那种与现存社会誓不两立的反抗精神，他向往人性中原始的善良、慷慨、乐于助人、热爱自由等等美好的德行。这些品德，他恰恰在那些被上层社会所不齿的穷人、苦人、粗人、野人身上发现了。
《南行记》从1935年的初版到1981年的定本，从最初的8个短篇到最后的31篇，差不多历时半个世纪，无论把它归为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它都呼唤着人们对理想和光明的追求。
1992年12月，这位将墨水瓶挂在脖子上的作家永远地停笔了，栉风沐雨的艾芜再一次地出发南行了，这一程，有谁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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