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汀和艾芜同是30年代“起飞”而全国闻名的小说家，同是四川人，但他们的气质、性格、风度却是那样不同，再联系他们各自的小说创作来看，那就更加有趣了。
艾芜是创作生活非常严谨、认真刻苦的人。但他早年写的滇、缅边境流浪生活的小说，却富有浪漫气息；中年以后仍不能忘情于他的第二故乡，他创作灵感的泉源，他早年在边境邂逅的那些心地纯洁、情意绵绵、不同于流俗的女郎以及形形色色的边地流浪汉。于是他有
第二次、第三次南行，写出了他新的“南行记”，仍是那样含情脉脉，诗情画意。艾芜素有“中国的高尔基”的美称。他的早期流浪生涯和早期浪漫色彩的小说跟高尔基确有相似之处，甚至两人的脸相（同样的丰额、大鼻子）也不无相似之处。艾芜解放后在工业城市鞍山体验生活，发表的短篇《新的家》、《夜归》，充满对新生活的喜悦，尤其《夜归》描写青年工人的恋情亦不乏罗曼蒂克情调，立刻使人联想到苏联一位作家安东诺夫的某些作品，艾芜因此曾有“中国的安东诺夫”的美称。
艾芜那些写得最好的短篇的确不乏浪漫色彩、浪漫情调，形成艾芜独特的创作风格。然而艾芜的为人则是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的，跟他作品中的大胆想像、诗情画意简直判若两人。1954年初春，我陪艾芜去北京农业合作社采访，他对那位带头组社的老社长问询之细致令人惊异（一直追索到他早年从山东老家携带一个女人出来逃难的情景）。晚餐时，他考问我们几个陪同者：“你们说老社长的上衣有几个‘纽子’（即扣子，四川人叫‘纽子’）？”我们都回答不上来，因为谁也没留神老社长上衣的“纽子”，甚至连他穿的上衣是什么颜色、样式，也没在意。而艾芜一一给我们重现出来，并告诉我们那社长“纽子”的数目不同于一般的特殊之处。晚上，为消除一天奔波、采访的疲劳，我们聚拢一起，聊天、说笑，而隔壁的艾芜却正聚精会神地伏案整理白天的采访笔记。其后1961年冬天，我有幸短暂地陪他去重庆采访解放前地下斗争情况，1964年初春去大庆采访油田工人，他都是一丝不苟地认真地询问、记笔记，认真地观察现场，不放过任何一个有疑问的细节。不论晚间社会活动多么频繁，深夜回到住处，他仍要“趁热打铁”、专心致志地整理白天的采访笔记。这就是艾芜，一位在生活中极勤谨、简朴，专注于写作事业的人。
而沙汀跟艾芜刚好相反。论创作，他的小说是极严谨的现实主义，他描写四川的茶馆酒肆、市井小镇风情、乡绅、“袍哥”神貌，你几乎找不见什么浪漫色彩，但是人物的性格、语言、神采，环境氛围，却是那样出神入化，就像雕刻刀一笔一画地深深地刻画出来。所以，有人说读沙汀的小说就像嚼橄榄果，初品似有“生涩”之感，越嚼越有滋味，越“嚼”越爱“嚼”。又有人说沙汀之状写四川风情、人物百态，直如小说大师契诃夫之状写俄罗斯风情、人情世态，故有“中国的契诃夫”的美称。沙汀在小说创作上遵循的正是19世纪小说大师福楼拜等人提倡的严谨现实主义，所谓在小说创作中写人、状物，要找到唯一的、最准确合理的一个字。我在编辑工作岗位上，每接到沙汀寄来的一篇小说稿，便要准备接受他两三次甚至五六次的挂号补充信函。在这些信件里，他或修正或补充小说里关于人物描写的一个字或一句话甚至一个标点符号。的确，经过他的反复推敲、修正，小说里的叙述语言，尤其人物对白，更加准确、精当、传神了。沙汀的小说就是这样一丝不苟地构思出来、推敲出来的，所以如刀砍斧削一般精确、生动，给人印象深刻。
但是沙汀的为人呢？跟他创作的严谨作风相反，也跟艾芜的严谨“一丝不苟”相反，他几乎有点落拓不羁。他像许多四川人那样喜欢摆龙门阵，谈笑风生，眉飞色舞，充满情趣，也可以说是充满“浪漫情调”。他好酒，讲究吃，喜欢看幽默风趣的川戏。有一年开作家会议，那正是双百方针刚提出的那年，作家们情绪高昂，晚会上诗人们兴高采烈地朗读着自己的新作。你能想到吗？会后沙汀在自己的房间里，当着许多作家朋友，学诗人臧克家那山东方言急促的朗诵神态。他说，臧克家的朗诵我听起来是嘟、嘟、嘟、嘟、嘟……一面说一面腾身而起，做着手势、动作，弄得大家哈哈大笑。这就是沙汀，一个充满孩子气的风趣、幽默的人。这正是沙汀的盛年。而今，经过多年生活风霜的吹打，他已垂垂老矣，但我相信老人的内心依然是活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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