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雪垠，只有小学三年级学历，被划为“右派”后，在逆境中锲而不舍开始了《李自成》的创作；他大胆写信给毛泽东，从而使他成为55万右派中，能得到最高领导人亲自关注，并从事文学创作的第一人。本书以丰富生动的情节，描述了著名作家姚雪垠的传奇一生。
在艰难的环境中，姚雪垠锲而不舍地进行着创作。1961年夏秋之交，姚雪垠完成了《李自成》第一卷书稿的修改工作。消息传到北京，他很快收到了中国作家协会的来信。信中说如有什么困难只管提出来，作协可以设法相助。姚雪垠非常感动，立刻给作协回信，说明《李自成》第一卷已经脱稿，希望能请一两位明史专家帮助看一看。作协回信表示同意。
寄给作协办公室的书稿刚刚付邮，中国青年出版社科学读物编辑室编辑邵益文便登门造访，面谈后才知姚雪垠写的是历史小说而非通俗历史学术论著。邵益文向室主任成石中作了汇报，成石中当即找到文学编辑室编辑江晓天，问他有没有兴趣。江晓天才从河北省唐县农村下放劳动回城不久，疲劳尚未消除，就同姚雪垠取得了联系。
几经周折，最终江晓天争取到了《李自成》第一卷的书稿。从此，在长达15年的倾心合作中，写下了中国新文学出版史上一段编辑与作家的友谊佳话。
小说家与历史学家的心灵碰撞
1962年国庆节，姚雪垠抵达北京，由江晓天陪同拜访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吴晗一把捉住姚雪垠的手使劲摇着，“了不起呀，姚雪垠同志，你的《李自成》非常成功，我认为它的成就超过了《三国演义》！”而最让姚雪垠感动的是，吴晗读的不过是第一卷未定稿，其中许多地方还失之粗糙——而这，就竟然得到了如此高的评价！
由此谈到《三国演义》中的许多细节，两人的观点常常不谋而合。江晓天感慨说没想到历史学家对《三国演义》如此熟悉，吴晗放声大笑：“不只是《三国演义》呀，《七侠五义》、《包公奇案》、《野叟曝言》……我都熟悉。我在小学时就喜欢读小说。”
中午11点半，他们到了北京饭店。吴晗作东宴请姚雪垠，江晓天作陪。
觥筹交错中，话题转到了《李自成》的现存问题上。吴晗告诫姚雪垠：写明朝人物的对话时，可以有对满洲人的侮辱、蔑视的词语，但作家的叙述语言里，就绝对不能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甚至称“清朝”为“满清”都不行，要避免流露大汉族主义思想。
吴晗又提醒姚雪垠：“不能让古人说现代话，利用古人的姓名抒发现代人的感情，要不得。”
姚雪垠答应“一定注意”，“决不让古人说现代话，尤其不能使前人说后人的名言，像东汉的蔡文姬，竟可以说出北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吴晗抿嘴一乐，“要说郭老是文学家，是‘五四’时代的伟大诗人，我五体投地；说他是伟大的史学家，我不敢苟同！”他指的是郭老的历史剧《蔡文姬》出现了范仲淹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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