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成千上万本文献资料中，我们看到1913年9月29日申报上这样一则广告：特色改良新剧《难夫难妻》。这部1913年在上海放映的影片，是中国第一部有情节的电影，讲的就是爱情。遗憾的是，影片的拷贝已经不复存在。
《难夫难妻》还有一个名字叫做《洞房花烛》，故事讲述了一对素不相识的青年男女，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无奈拜天地入洞房。由于不懂拍摄技巧，影片完全照搬了“文明戏”的舞台模式，长达一小时的影片竟然只有一个镜头，令观众无法耐心看完。然而，把故事用胶片记录下来的举动，拉开了中国电影的帷幕，所以尽管《难夫难妻》谈不上严格意义的爱情主题，但我们仍然愿意把它当作中国爱情影像的源头之作。
如果说对于《难夫难妻》，我们只能凭借仅存的书面资料加以了解的话，那么20年代的无声影片《劳工之爱情》终于能够让我们从运动的影像中，生动地感受到早期“中国式”的理想爱情。
《劳工之爱情》拍摄于1922年，和《难夫难妻》出自同样的导演——郑正秋和张石川之手，他们被称为中国的第一代导演。第一代电影人制作的100多部影片拷贝已经无从查找，《劳工之爱情》就显得弥足珍贵，而更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这部保存至今最早的中国电影，在标题中就大胆地出现了“爱情”两字。
（李亦中：［这在当时算不算一个很超前的行为？］ 应该说不说“超前”这个词吧，也是很时髦的，正好巧，因为这两个导演前面拍的就是《难夫难妻》的，因为在封建社会是不能有自由恋爱的，这个（《劳工之爱情》）里面的他也是个小人物，他表达了男女的自由恋爱，是跟当时的社会思潮、社会现象是结合的。）
《劳工之爱情》里所讲述的故事，即便在今天看来仍然相当有趣，改行卖水果的郑木匠与祝郎中的女儿相爱，但祝郎中表示，只要郑木匠使他生意发达，才有资格娶自己的女儿。无奈之下，郑木匠急中生智，把俱乐部的楼梯改成活动式，从楼上摔下来的地痞流氓不得不到祝郎中的诊所里看病，祝郎中一高兴，便答应了郑木匠和女儿的婚事。
尽管全片只有22分钟，而且还是默片，但《劳工之爱情》在当时却跨越了一道鸿沟。
五四运动不仅给中国带来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还带来了“罗曼蒂克小姐”，导演想要推崇“自由恋爱”的意图是那么明显，以至于身为小家碧玉的祝小姐，公然与郑木匠眉目传情。
（电影史研究学者李亦中：［您觉得这部电影里反映的东西是他们的一个美好的希望，还是当时社会的一个写照？那时候就开始自由恋爱？］我认为“自由恋爱”在当时的社会，可能比较早地出现在知识阶层里。另外主要像上海这个城市，靠近沿海比较开放独到 ，我觉得它并不是一个写实题材，不过我觉得它也不至于太超前，还是有这个可能有这个概率。）
中国第一代导演受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不同程度上表现出一些反封建的民主思想。但从艺术技巧而言，“第一代导演”还不了解什么是电影，他们往往沿用传统戏剧观念来处理电影。然而到了上世纪30年代，中国电影开始从单纯的娱乐转向反映社会生活，从而显现出独立的价值。
五洋杂处的上海成了中国的“好莱坞”，亮丽的电影明星，曲折的市井故事让老百姓开始迷恋银幕。在30年代众多的爱情电影中不得不提到的一部，就是《马路天使》。
由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摄制的《马路天使》上演于1936年，男女主人公吹号手小陈和歌女小红分别由赵丹和周璇扮演，一个帅气、一个清纯，迷倒了一大批年轻人。而影片中的《四季歌》和《天涯歌女》等插曲，也在一夜之间红遍了大江南北。
《马路天使》是30年代左翼电影的压卷之作。小陈和小红都是底层社会的小人物，但在恶劣的生活环境中，小人物相濡以沫、团结互助，闪耀着人性与爱情的光辉。
和20年代相比，30年代的电影里，人物丰满得多。在《马路天使》中，曾扮演剃头匠的钱千里今年已经90高龄。当年他不仅是演员，也是影片的场记。
（钱千里：（导演袁牧之）就和我聊了，他说请我跟他一起拍戏去，拍什么呢，他说拍《马路天使》，他说你可以演一个（角色），我当然蛮高兴的，我演一个，好歹有点戏，他说你代做场记，这个时候就开始搞剧本了。）
为了把剧本写好，片中的这几个兄弟相约一同下生活寻找灵感。他们去过八仙桥的茶馆、十六铺的理发店、甚至还走访了福州路也就是当年的四马路上的妓院，通过和“下只角”的老百姓接触，大家一拍即合，决定用影片反映小人物的生活现状，而贯穿全片主线的是小陈和小红纯真的爱情。为了表现这段美丽的爱情，这部30年代的影片里，大胆地出现了一段接吻的镜头。
接吻的那一幕就出现在这场戏中，小陈回到家，要小红亲他一下，但小红不愿意，于是小陈就骗她说，要变个新的戏法给她看。
（钱千里：［她是不是不肯拍？］当时讲的时候，她（周璇）有点不好意思，也不是说我不拍，也不是不拍，她好像蛮别扭，蛮难为情，就这样。那当时拍这个戏很简单的嘛， 除了工作人员之外，其他人统统出去，不要在旁边看戏，不要人看。）
（钱千里：［清场以后周璇就肯拍了？］周璇说，试一遍嘛。试一遍么赵丹就做样了，无所谓。正式拍么赵丹就正式演了，他正式演了她就正式做了，这个是无声电影，不要录音，不要当场录音，这个镜头可以拍无声的，不讲话的，他就把她这样一抱，赵丹把她一抱，导演看到就在旁边叫，叫周璇把手膀子勒着赵丹，勒住了，她也下意识地勒着他了，就拍完了。）
（钱千里：还要关照所有工作人员不能笑，笑了周璇更（害羞）了，所以那个时候，封建的东西还是有的，连周璇脑子里也有，像我们这种人也有，哎呀拍这个，大家就紧张起来了。）
《马路天使》里对爱的大胆表达，在后来四十多年的银幕上却消失了。事实上，三十年代成了中国早期电影史上十分短暂的浪漫期。
（钱千里：［那个时候爱情在电影里是很普遍的？］普遍的，每个电影里都有爱情，我在做场记的时候，好几部片子都有爱情。）
赵丹因《马路天使》而走红，但自己的爱情却并不顺利。赵丹被军阀以煽动“赤化”的罪名关入大牢，远在重庆的妻子叶露茜接到赵丹牺牲的讹传后，嫁给了有才华的剧作家杜宣；饱尝5年牢狱之苦的赵丹忍受了妻离子散的痛苦。
这时，在拍摄《幸福狂想曲》时，赵丹遇上了相伴一生的伴侣黄宗英，从此携手30多年。
（市民：［请问您有没有看过马路天使？］看过。）
（市民：现在一唱起头我还知道，天涯呀海角。）
（市民：［您觉得30年代的爱情是什么样的？］三十年代的爱情还是蛮纯真的，不像现在那么疯，但他们很纯的。）
（市民：比较真实，并且比较浪漫。）
（市民：心里爱着你，但是嘴上不敢讲出来，这样的爱情。）
三十年代小人物的纯真爱情注定是短暂的。伴随着战火纷飞，电影中的情感成了现实生活壮阔画卷中的一个陪衬。
由蔡楚生和郑君里联合导演的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就被称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史诗片。它把抗日战争期间近十年的社会生活，浓缩成一个家庭的悲欢。虽然影片长度超过了3小时，但1947年10月首映的《一江春水向东流》却连映三个多月，观众人数超过70万，创下了当时的最高纪录。
（江海洋：这部电影主要的力量在于它的道德批判的价值，主要是描写人们对爱情的忠贞的问题，不是写男女之间爱情的过程，展示感情的浓度，这个片子不是主要谈这个。）
江海洋，上影厂导演，最近重拍了电视剧《一江春水向东流》，在各大电视台热播。影片围绕素芬和忠良这对夫妇展开。抗战爆发后，丈夫张忠良告别妻子素芬、母亲和儿子上前线抗敌。抗战中流落到重庆，偶遇交际花王丽珍，为生活有靠山，张忠良与王丽珍结婚。素芬因生活所迫，到王丽珍表姐家做佣人，当发现日思夜想的丈夫已经变心，悲痛万分，投河自尽。
（江海洋：她（素芬）是一个中国妇女的一个比较完善的形象，而且也是含辛茹苦、从一而终这样一种观念的代表，实际上她是一种典范。）
乱世里的情感凄零而无奈，它成了那个年代的标志。而重新改编的同名电视剧则关照了现代人对情感的重新审视。
（江海洋：其实我们把张忠良作为主线来写的话，实际上就是关照现实，因为如果我们以素芬为主线的话，可能素芬那样的道德标准和她那种含辛茹苦的行为，今天仿效的人不会太多。再说因为她是47年的时候，如果放到现在，如果你说一对夫妻离乱了八年，互相不通音信，大家互有误会，以为死了怎么样的，再去找别人是很正常的，在今天来说不应该受到谴责，大家都能理解，但是如果我们今天还去那样写素芬，还去那样表现的话，可能现在的人就会觉得很不能理解，很不能接受，或者说至少不会感动。）
解放前的爱情电影更多的伴随着忧伤，而解放后五十年代的中国银幕上，真正留下美感的爱情也并不多。
（记者：这里是云南大理的蝴蝶泉，传说中，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和一位白族年轻猎人在此一见钟情，为了躲避凶恶的俞王派来的追兵，他们双双跳入这深潭，化为一对美丽的蝴蝶，从此形影不离。每年三四月间，这里确有成千上万的蝴蝶来此聚会，而让我们真实感受到蝴蝶泉的爱情之美的是电影《五朵金花》。）
（女：大理三月好风光哎，蝴蝶泉边好梳妆，蝴蝶飞来采花蜜哟，阿妹梳头为哪桩？蝴蝶飞来采花蜜哟，阿妹梳头为哪桩？ 男：蝴蝶泉水清又清，丢个石头试水深，有心摘花怕有刺，徘徊心不定啊伊哟。女：有心摘花莫怕刺哎，有心唱歌莫多问，有心撒网莫怕水哟，见面好相认。 ）
《五朵金花》讲述的是一段寻找爱情的故事。“三月街”是云南白族的传统盛会。公社副社长金花赴会途中巧遇青年阿鹏，在蝴蝶泉边互赠信物，相约来年相会。第二年，阿鹏走遍苍山、洱海，终于找到金花，像歌中所唱“从今两人不分离”。
电影《五朵金花》的出现其实纯属偶然。1959年，周恩来总理在看了新中国建国10周年献礼片《钢铁世家》、《万紫千红总是春》后，认为政治口号太多，缺少电影的美感。当时被下放到云南的剧作家赵季康、王公浦接到任务后两天内赶写了一部剧本《十二朵金花》，当时的文化部长夏衍觉得太罗嗦，于是《十二朵金花》改成了七朵，后来又删掉了两朵，最后成了《五朵金花》。在那个大炼钢铁的年代，金花与阿鹏的美丽爱情熔化了人们心中的坚硬。
（云南大理游客：［您觉得五十年代的爱情是什么样的？］50年代的爱情就是公园，马路上。）
（游客：那个时候的人对爱情比较忠贞吧，我感觉。）
（游客：五十年代是比较传统，现在就比较自由了。）
（郎儿有情妹有意，从今两人不分开，白头到老同甘苦，地久天长永相爱……）
（记者：电影《五朵金花》的剧作者赵季康、王公浦也是一对夫妻，遗憾的是，在那个特殊年代，《五朵金花》里所唱从今两人不分离的浪漫并没有在这对作家夫妇中得以延续。）
六十年代末，《五朵金花》被打成“反动电影”，赵季康也由此背上了“爱情至上”、宣扬小资情调的罪名。丈夫王公浦被迫与赵季康离婚。他们没有想到，《五朵金花》成就了他们，也拆散了他们。
（江海洋：实际上我们中国电影的成长和发展，跟我们的时代，跟我们国家的政治变化实际上息息相关，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中国的爱情片永远是戴着镣铐在跳舞，）
戴着镣铐跳舞的爱情电影到了六十年代则显得更为沉重。
（向前进向前进……）
听到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您不会忘记这个名字——《红色娘子军》。它描写的是女奴吴琼花在革命斗争环境里成长为一个红军干部的故事，影片曾经一举囊获了1962年首届电影百花奖的最佳故事片、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和最佳配角四项大奖。这部影片被公认为战斗故事片，但很少有人知道，在这部红色电影里，曾经还出现过一段动人的爱情。
（导演谢晋：琼花演的是个丫头，是个战士，红军的战士，慢慢地和洪常青产生了感情，剧本里也有的，慢慢产生了感情，产生感情以后，他和王心刚演的这个角色有一段非常动人的感情，她觉得我现在年龄大了，对他有一种爱慕的感觉，有一种爱情萌芽的感情。）
和人物的性格相匹配，琼花对爱情的追求也是火辣辣的，于是在原来的影片中，导演刻意安排了一段琼花对洪常青的爱情表白。
（导演谢晋：祝希娟的眼神看了王心刚这个角色，也就是洪常青，有一种爱情的眼神，感情非常准确，眼睛里看普通的男的和已经有感情的人是不一样的，她自己很坦率地讲，（台词说）我也许现在年龄也大了，语言上说非常爱他喜欢他，洪常青也演得非常准确，他克制住，没有把爱情再发展。）
原来这一段爱情表白，就安排在现在这场戏的位置。然而，从现在流传下来的版本中，我们已经看不到这段珍贵“爱情”的影子，吴琼花和洪常青从恋人变成了同志。
（导演谢晋：话不是这样说，台词重新配过了。）
原来，在当年《红色娘子军》全剧拍完以后，电影局党委会没有审查通过，问题就在于这段戏。很多人认为，革命战友之间的感情是纯洁的，不应该有爱情掺杂在里面，希望导演谢晋能够加以改正。
（导演谢晋：我说这个恋爱是非常纯真的，琼花这个角色爱上了王心刚是很正常的，但是当年的政策，红军是不许谈恋爱的，实际上也不完全是这样。后来只能剪掉，最后没办法，我的老师跟我们讲了，他是局长，他说谢晋这个事情没办法，这个事情你说怎么办？我说除非组织做决定修改，剪掉，那我就剪。）
最终，无奈之下的谢晋不得不忍痛割爱，将一大段表演到位的爱情表白生生剪去。不过出于对艺术作品的执拗，谢晋还是保留了一些爱情的痕迹。
（导演谢晋：我没办法，咬咬牙啪嗒啪嗒剪，有的是剪不掉，我觉得这段戏，他们在桥上走很可惜，所以保留下来了，我想办法打了个花招，配了下音，配音重配了。这部分照理讲应该也剪掉的，但我们觉得（减掉）这段戏很可惜。）
（导演谢晋：爱情眼神是剪不掉的，是剪不掉的。还是可以看得出来，祝希娟在眼神里体现出来的那种感情，是带点爱情的，所以现在这个变成了一个奇怪的镜头。）
像《红色娘子军》里这样的情况，在六十年代许多影片中都遭遇过。赵丹和张瑞芳合演的电影《聂耳》就是其中之一。
（江海洋：他们在龙华塔上，两个人有一次见面后分手，女主人公要到解放区去了，聂耳非常向往解放区，说我真想跟你一块去，女主角说，你在这也是战斗，两个人分手的戏拍得非常好，好从当年来说，描写两个人的情感戏已经是很超前了，据说他们还拍了两个人拥抱接吻的镜头，但最后在影片完成的时候没了，可能想来想去最后不合适给删了。）
在特殊的年代，阶级情感超越了一切，爱情至上被视为“小资”情调，60年代的爱情影像留以后人更多的是遗憾。
（江海洋：如果我们从60年代就起步，对这些还是革命的恋爱有所宽容的话，对恋爱的美，对爱情的美有所表现的话，也许走到今天我们会更好，很可惜，那个时候就没有，真正表现爱情的东西，爱情的复杂性，爱情的美，其实也不多。）
（记者：从《马路天使》里小人物短暂的爱情憧憬，到《一江春水向东流》，爱情成为生活的阶梯，在解放前的爱情电影里，留下的是生活颠沛的印象，而《五朵金花》的剧作者本人的爱情悲剧，以及《红色娘子军》里被删掉的爱情，70年代以前的爱情影像，折射的是那个年代对爱的禁锢，爱何时能复苏，人们如何相爱如何相处，在明天的真情实录特别报道中我们将继续寻访中国的百年爱情影像。）
季康是深受大理人民爱戴的作家，她原名赵季康，1931年出生于中国浙江省杭州市嘉善县，在四川省长大，1954年到云南省文联工作，1956年成为专业作家，1978年调回浙江省杭州市文联，1984年到美国定居至今，现已取得美国国籍。曾与公浦合作出版过《五朵金花》、《摩雅傣》、《两个巡逻兵》等３部电影剧本。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数《五朵金花》，该剧在2000年“百年最佳影片”评选活动中，被评为10大影片之冠。“我和公浦1955年曾经去过大理，赶过三月街也想过要写一部〈望夫云〉或者〈三月街〉为名的民间传说，但一直没有动手。1959年３月，前夫公浦和我在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下放劳动时，突然接到通知，说有部电影等着我们去写。”
回到昆明后，他们被安排住进翠湖宾馆里。在接受了云南省省委宣传部交给的要赶写一部反映云南少数民族热情奔放、轻松活泼的轻喜剧的任务后，当年４月初，季康和公浦讨论后，拟出了一个“12朵金花”的喜剧提纲，随后又将它改为《七朵金花》。４月中旬，季康乘坐飞机从云南飞赴北京，公浦到大理补充材料。接到在北京赶写初稿的“命令”后，季康两天两夜没有睡觉，在招待所里连续工作，当写完最后一个字后，她把笔往空中一抛，连皮靴都没来得及脱，倒头就睡着了。定稿后，《五朵金花》剧本在刊物上公开发表。
1959年底，《五朵金花》公演后，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1966年至1968年是季康人生中最惨淡的时光。这两年里，她时常挨批斗，说她写的《五朵金花》宣扬的是小资产阶级情调，是“爱情至上”的反动电影。每当批斗她的人大声高喊“写《五朵金花》的站出来”时，季康总要被拳打脚踢，最严重时要被用绳子将双手捆绑到背上，“坐喷气式飞机”，胳膊差点被扭断——季康不愿提起那段伤心的历史。
她用手指梳了梳花白的头发，接着说，《五朵金花》上映后社会反响强烈，美丽善良的“金花”形象家喻户晓。1974年云南省曲靖卷烟厂受《五朵金花》电影启发，开始经营“五朵金花”牌香烟，并于1983年注册“五朵金花”商标，使用至今。“五朵金花”牌香烟已成为曲靖卷烟厂的拳头产品，远销全国和东欧等地。仅1994年曲靖卷烟厂销售收入为22亿元，其中“五朵金花” 牌香烟就占到了50%。
说起这些，我回想起季康、公浦诉曲靖卷烟厂的案子。季康、公仆于2001年2月向法院起诉曲靖卷烟厂，要求其立即停止侵权、赔礼道歉。曲靖卷烟厂以“五朵金花”无独创性，非我国著作权法上的作品为由予以反驳，认为曲靖卷烟厂使用“五朵金花”没有侵犯电影剧本《五朵金花》的著作权。一审法院认定《五朵金花》电影剧本著作权属季康和公仆二人共有，但却认为《五朵金花》剧本名称不受著作权法保护，即作为作品标题的“五朵金花”不受法律保护。同时，引用国家版权局向该院作出的答复，认为作品名称不受著作权法的调整。据此，判决驳回两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二审法院。后双方在法院的主持下进行了调解。公浦接受了调解方案，卷烟厂赔偿他３０万元人民币了断。而季康则未能调解成功。
最近，法院的判决下来了，对季康不利。她正向上申诉，人也显得有些憔悴。
“张乐平的‘三毛’只有两个字，但‘三毛’牌毛巾就同张乐平签订了许可使用合同。为什么我的‘五朵金花’会败诉呢？”
“小马，你也出版过两部书。要是所有作家的作品标题都被人拿去做商标，而又得不到一分钱的报酬。作家的劳动和智慧又如何体现，这公平吗？”——季康显得一脸气愤。
作品标题不仅是作品整体不可分割的所表达主题思想的高度概括，而且是一部作品区别于其他作品的重要标志，更是一部作品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关于作品标题是否受法律保护，应受何法律保护，如何保护等问题，目前我国法律对此规定并不明确，世界各国法律的规定也不尽相同。凭着自己的粗浅认识，无论如何，我认为企业在获得丰厚利润之余，分一杯羹给付出艰辛劳动的作家也是应该的。但法律毕竟是法律。对季康老师的烦恼，我一时语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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