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庭院里月季正盛。每天早晨，81岁高龄的山西作协名誉主席胡正都会亲自照料它们。但更吸引我们的，是这位老人藏在内心深处的历史故事。当他开始讲述自己随吕梁剧社在抗日救亡中成长的点点滴滴，以及这些细节中折射的历史烽烟，我们依然可以感受到60年前那个少年的爱国精神，以及60年后这个老人的炽热情怀。应记者邀请，胡正为本报读者写下了8个大字：“勿忘国耻，振兴中华。”这8个字折射的不仅仅是老人的热情，更是责任。而在我们采访的当天上午，以胡正为常务副主席的山西省老文学艺术家协会在太原召开会议，与会老文艺家全体起立，向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将士默哀，这让采访组全体成员感受到了胡正以及这些老文艺家的民族精神。
宁死不屈跳河牺牲的女干部让我十分感动
记者：听说您现在的名字源于抗战时期您在吕梁剧社演的一个角色？
胡正：我原名胡振邦。吕梁剧社的社长是林杉，他在上海的时候曾经被关进监狱，跟两个戏剧家关在一起，他就向他们学习戏剧。抗战一开始时他就到山西来了。他是我的启蒙者，我对他很有感情。解放后他是《上甘岭》、《党的女儿》的编剧，当过《大众电影》杂志的主编。他当时给剧社写了个剧本《解放》，里面有个角色叫胡正。他选择我演这个角色。演着演着大家就叫我胡正了，我就干脆把名字改成胡正。
记者：这是个什么样的角色？
胡正：是一个抗日的小青年。剧社在晋西南演出，给群众演，给部队演，也给机关干部演，主要就是为了宣传抗日，鼓舞群众。演出效果不错。
记者：您是在什么情况下参加吕梁剧社的？
胡正：1938年9月我参加了吕梁剧社，之前是还没毕业的高小学生，五六年级的样子。在学校里我们组织了业余剧团，开始搞抗日救亡的演出。后来县里的抗日组织“牺牲救国同盟会”宣传部也知道了，他们正在筹备成立吕梁剧社，要招收学生，问我们愿不愿意参加，我们当然乐意。
记者：当时吕梁剧社是什么样的情况？
胡正：吕梁剧社成立的目的就是演出抗战剧。最开始有二三十人，到后来大概有60多人，规模应该说比较大。社长林杉是洪(洞)赵(城)中心区“牺牲救国同盟会”的组织部长。我去了就是当演员，但开始是学员。
记者：这些演员都来自什么地方？
胡正：都是些农村的小青年，经过各县“牺牲救国同盟会”的介绍走到了一起。文化程度跟我差不多，高小程度，初中生几乎没有，因为山西当时比较落后，县里基本上没有中学，最好的就是高小，有的甚至连高小都没有读过。剧社中女演员居多，大概有30多个。
记者：你们懂艺术吗？
胡正：大家根本不懂艺术。林杉是内行，也会写剧本，但他一个人懂是不够的。于是剧社又找了两个年纪大一点的中学生，算是干部，但情况也不是特别理想。后来剧社就开始训练我们，把我们带到正在孝义县的八路军115师战士剧社，学习了一个多月。
记者：主要是学什么？
胡正：一方面是学政治，另一方面学唱歌、跳舞、演戏，什么都学。学习方式就是排戏，当时排了一个晚会，合唱、舞蹈、小戏里面都有了，回去之后我们就可以演出。
记者：大家的文化水平都不高，能很好地理解艺术吗？
胡正：林杉非常重视文化。从战士剧社回来演出半年后，剧社开始在隰县黄土镇休整，在半年时间里主要就是学习。中学里学的语文、数学、社会科学、哲学都学。“牺牲救国同盟会”当时也正好在村子里住着，他们有不少大学生给我们上课，包括从东北流亡过来的大学生。这半年的提高很大。开始到剧社的时候主要是热情很高，觉得是为抗战作宣传，蹦蹦跳跳的也很好玩，学习之后知道了不仅要有文化，更要懂得艺术。
记者：演出和学习的过程中怎样了解抗日的情况？
胡正：我们很关心这方面的情况。我们演出一般是在山上，因为山下被日本人占领。1939年春天剧社在临汾演出时，我听群众说了个故事：山下有个抗日女干部做群众工作很有办法，有一天她正在发动妇女，日本侵略者突然包围了整个村子。她首先掩护妇女们撤退，大家撤退之后，她被敌人包围，宁死不降，跳入汾河牺牲。我特别感动。
记者：您没有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吗？
胡正：当时是想写，但实际上不会写。后来经过到延安学习，产生了写成文学作品的想法，这个故事就成了我的短篇小说《碑》的素材。
王震将军介绍吕梁剧社到延安学习
记者：之后吕梁剧社的演员有机会到延安学习，是什么因素促成的？
胡正：1939年秋季日本侵略者大扫荡，形势严峻，剧社往黄河边撤退。有一次八路军的一个营长说，日本人已经发现了剧社的行踪，但因为要与八路军作战，没有精力对付剧社，如果不是八路军吸引了日本人，剧社的存亡就很难讲了。这次经历大家想起来都后怕。因此洪(洞)赵(城)中心区领导决定剧社马上过黄河。
记者：过黄河之后是不是就到了陕西？
胡正：我们进了陕西延川。当时绥德地区十几个县处在国民党的控制下，我们要演抗日题材剧，很多民间团体支持我们，但政府不支持。我们只好往北前进，在王震的三五九旅的帮助下，剧社进入了绥德。吕梁剧社有两个身份，一个是抗日剧团，一个是阎锡山“牺牲救国同盟会”下属的剧团，因此又得到了国民党的演出许可。他们甚至给剧社供应大米、肉。但是一演出，我们就“露馅儿”了。我们演的是抗日内容，当时，国民党消极抗日，结果国民党方面看了一场就不看了，并且马上停止供应大米、肉。王震就把我们请过去。
记者：您对王震有印象吗？
胡正：有啊，他是三五九旅旅长，抗日名将，我们都知道。他还请我们吃了顿好饭，给我们讲了话，说我们的演出不错，宣传抗战很好，希望我们到延安去学习，提高演出水平，在艺术上进行深造。从晋西南出来，我们有“逃难”的情绪，能到延安，可以说喜出望外。
记者：到延安之后是在哪里学习？
胡正：三五九旅有一个战斗剧社，住在鲁艺所在的桥儿沟村东山。我们就与战斗剧社一起学习了3个月，一些鲁艺的教员来给我们上课。这次学习主要是艺术方面的，戏剧概论这样的理论课程也开始接触，觉得很新鲜，开了眼界。1940年2月1日下午，我们到延安城北门外参加了“延安民众讨论（精卫）大会”，初次看见了毛主席，听了他的讲话。
记者：学习期间怎么来了解抗日的情况？
胡正：主要是听时事报告。鲁艺有个政治部，经常组织这样的报告会，我们特别关心前方的情况，以及各地的斗争情况。
记者：学习结束后剧社到了哪里？
胡正：1940年春天，晋绥根据地建立起来，根据地领导于是就通知我们回去。我们从延安回到兴县，当时晋西北文联成立大会刚刚召开，之后搞了“五一”大会演，部队的、地方的、学校的剧团都参加了演出。
记者：你们演什么？
胡正：《小叛徒》。这是一个话剧，讲的是一个小孩被敌人俘虏叛变了，我们做工作把他转变过来。我演这个“小叛徒”。大会演之后我们开始慰问部队。但很快，日本侵略者的大扫荡再次开始，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吕梁剧社与决死二纵队的黄河剧社合并为新的吕梁剧社。
记者：这一次与日本人正面接触了吗？
胡正：我们与日本部队遭遇上了，并且被冲散。我们几个人走了大半天，看河那边比较平静，就过了河。回头看到浓烟滚滚，说明日本人在对岸放火，这让我们十分愤恨。我们就在附近的村子里“流浪”，村民们给我们饭吃，让我们住，半个来月后终于找到了剧团。大家平安归来，都很兴奋。我对这次经历印象太深刻了，西戎后来还写了篇东西。
记者：你们在一起吗？
胡正：我和西戎、马烽、束为、孙谦等在一起。我和西戎同在吕梁剧社，晋西南的时候就认识。《小叛徒》中西戎还和我同台演出，他演的是政工干部。马烽、束为、孙谦在黄河剧社，合并之后我们就在一起。领导觉得剧社一遇到情况，没办法保护，于是派剧社再去延安学习。1940年冬天，剧团就正式到了延安。
记者：这次与第一次到延安有什么不同？
胡正：这一次是正式学习。为了迎接前方剧社的同志，鲁艺成立了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但年纪大一点的同志到了系里面去。束为到了戏剧系，马烽和我到了训练班。给我们上课的都是鲁艺的教员，周立波、荒煤、力群等给我们上课。文学、戏剧、美术、音乐什么都学，音乐方面，我们开始练习呼吸、发声，是真正的科班教育。半年后鲁艺成立了延安部队艺术学校，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的学员全部转过来。学校分为3个队：一队分为戏剧班、文学班、音乐班、美术班，二队混合上课，三队主要是文化课。我和西戎在一队戏剧班，孙谦在文学班，马烽在美术班。我们的年龄这时候稍微大一点，懂得看书了。我和西戎对文学有了兴趣，有了文学创作的冲动和苗头。《安娜·卡列尼娜》、《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青年近卫军》等名著我都看过。
记者：那个抗日女干部的故事是不是就是这时开始写作的？
胡正：学习结束以后，上级命令吕梁剧社合并到八路军一二零师所属的战斗剧社，社长是欧阳山尊。从此，抗战初期活跃在晋西南和晋西北的吕梁剧社便结束了它的战斗历程。战斗剧社分为戏剧股、美术股、编辑股、音乐股，我被分配到编辑股，成了干事。这时候就开始考虑写作了。我开始写妇女干部的故事。在绥德写了一礼拜，那时候条件很艰苦，到外面捡个笔尖，插在高粱秆上当笔用。没有纸，就用老百姓在庙里留下的黄纸当草稿纸。我写了个短篇《碑》，写完之后上了墙报。当时绥德地区文联有个干部看了看，说写得不错，后来他把这个稿子寄到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了。
记者：您当时怎么构思的？
胡正：当时我就考虑，要忠实于故事，在讲好故事的基础上描绘一下，把那个抗日女干部的精神艺术地表现出来。我自己很满意，剧社的同事也很高兴。这是我第一个抗日题材的作品，这给了我继续写下去的勇气。
作为地区抗联文化部长与敌人进行武装斗争
记者：《讲话》精神对您有什么影响？
胡正：延安文艺座谈会结束后，毛主席到鲁艺来讲过会议精神。我到操场上听了，但是因为年纪不大，理解不深。回到晋西北以后，欧阳山尊给我们正式传达了会议精神，经过他的讲解，我们对《讲话》有了一定的理解。就在这个时候，上级根据《讲话》精神命令我们到基层去。晋西北党委决定把爱好文学的青年组成文艺工作团，还在县里为我们设了职务。当时各个区都有抗联，于是在抗联新设了文化部，我当了区抗联文化部部长。
记者：主要的职责是什么？
胡正：中心工作是宣传抗日。我所在的静乐县是游击区，日本人在区里有据点。我们就到据点周围的村子里活动。这时我参加了武工队，和民兵在一起，任务就是打掉“维持会”，让周围的群众不要“维持”敌人。白天在村子里活动，晚上撤出来，走的时候变化路线，怕汉奸发现了报告给日本人。这样的生活持续了一年。
记者：有没有跟日本人打过仗？
胡正：夏天敌人来抢粮食，我们就组织民兵保卫粮食，除了白天敌人来了我们进行打击之外，晚上还积极出动。我们在敌人据点周围放鞭炮，不断地干扰敌人，让他们心神不宁，睡不好觉。敌人不知道什么情况，只能乱放一阵枪。根据这段经历，我写了短篇小说《民兵夏收》。原来的题目叫《夏收时节》，发表在《晋绥日报》上。
记者：这一年您的收获很大，既与敌人进行了武装斗争，也有了创作上的成绩。
胡正：主要还是对《讲话》的体会加深了。首先是向群众学习，向生活学习，学习群众的语言，学习民歌，从生活里发现素材。
记者：这一年您与群众朝夕相处，他们对战胜日本侵略者的信心足不足？
胡正：他们的热情很高。因为日本人欺负老百姓，老百姓对他们恨得很。所以我们组织群众和民兵与敌人斗争，群众很高兴。
抗日救亡是剧社的中心工作
记者：吕梁剧社有哪些常演剧目？
胡正：《中华儿女》、《胜利》等等。《中华儿女》讲的是一个维持会长的儿女反对父亲，走上抗日道路的故事。这些剧本都是林杉写的。我们也演一些别人写的东西，比如李伯钊的《农村曲》，讲的是农民怎样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斗争，王震之的《弟兄们拉起手来》也演过。
记者：当年似乎有很多的剧社在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
胡正：抗战开始之后，剧社发展很快。晋西南每个县都有剧团，部队每个团几乎也都有剧团。这些剧团在宣传抗日救亡的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大家都愿意搞剧团，都愿意为抗日救亡多做工作。
记者：剧社除了通过演出宣传抗日之外还做什么工作？
胡正：剧社就是宣传队，出门一边行军一边写标语，到了村子里就唱歌，晚上就是演戏、跳舞，吸引群众，宣传抗日。标语写的都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样浅显的内容，可以营造很好的抗日气氛。一般就是刷石灰，走到哪里刷到哪里。但也刷煤灰，到老百姓家烟囱里刮煤灰，和上水胶写。所以当时的标语有黑白两种颜色。一般写正楷字，如果有时间，我们还写美术字，美化一下。
记者：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之际，您有什么活动？
胡正：在《讲话》发表63周年的时候，我们山西省老文学艺术家协会集会进行座谈。其中一个重要主题就是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我们安排了向为国捐躯的抗日将士默哀这样特别的仪式，另外还朗诵了大家专门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而创作的诗歌，大家的热情很高。历史永远不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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