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二年的会上，赵树理等同志在发言中，介绍了一部分农村的真实情况。比如：“五风”严重，生产下降等等。讲这些真话的用意，是为研究如何更好、更真实地反映生活寻找办法。写农民，塑造农民形象，就要研究农村现实。文艺创作也和搞其它工作一样，首先要情况明，也就是对生活不但要熟悉，而且要有分析、有研究。这样才能更好地反映生活。 赵树理同志对农村是熟悉的。他生长在农村，工作在农村，全国解放以后，虽然住在大城市了，但每年仍要抽出时间到他最熟悉的晋东南家乡，住上几个月。光这样深入下去，他觉得还不够，因为在当地没有参加工作，和农民和农村干部还隔了一层。他认为要在当地立一个户口，参加一定的工作，有些事情非经过自己亲手办理，才能有更深的体会。他对生活的熟悉，对农民的观察，是在长期的工作中积累起来的。记得他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谈久》。他对深入生活总结了四句话：久则亲，久则通，久则全，久则约。这篇文章讲了长期深入生活对写农村题材作家的重要意义，也是他几十年来行之有效的创作道路。他曾经十分羡慕业余作家，因为他们都有自己的工作岗位，都担任一定的工作，从事业余写作。这样，绝大部分时间是和自己的描写对象生活在一起。为了工作，自然是要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既然工作中懂得对各种各样的人用不同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那么写作时，工作中被调遣过的人物，写作时同样可以调遣。赵树理曾经介绍过他积累生活的经验，他把作家比作商店的门市部主任，“要边进边出，架上经常有货，不能等卖完一批再进一批。即使你了解的东西成了‘滞销货’，一辈子用不着，那也没有损失。”
赵树理同志有他的生活根据地，较长时间地在那里“蹲点”。他在全国劳模郭玉恩的村里，住过三年。武候梨、李顺达的村里也住过。他在一九六五年还兼任过晋城县的县委副书记，直到“文化大革命”把他从工作的岗位上“揪出来”为止。他的一生，就是这样深深地扎根于农民生活的沃土之中。他的创作，不是上面号召什么，才去熟悉材料写什么。恰恰相反，他是先考虑工作，在工作中碰到了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正好是和领导上所发现的问题一致，要解决这些问题时才去写。他不大相信访问劳动模范就能写好劳动模范，因为只能听他说，没有看他干，这样赶任务写作，是永远也赶不上的。当然，赵树理同志也不是锁关政策，他也不主张蹲在一个地方不动窝，时间过长，也容易以偏代全。他主张既蹲点，也跑面，但较长时间地蹲下去。在赵树理的影响下，山西作家大部分是写农村题材的，文革以前，都有自己的生活根据地，不管怎么忙，每年都要在下面住一两个月甚至半年，目的是和农村经常保持联系。赵树理同志一生的创作实践，为我们写农村题材的作家，提供了很有说服力的榜样。 由于赵树理同志不脱离生活，因此在他的作品中，也准确地反映了党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工作重心，以及各个历史时期不同的政策。因为写农村题材，要想离开党的政策，那是不可能的。在这一点上，通过研究赵树理同志的作品，可以看出，他写了政策，但又不是图解政策。《李有才板话》是写减租减息的，《地板》是写土地改革的，《登记》是写贯彻婚姻法的，《三里湾》是写互助合作的，《实干家潘永福》是写大跃进时期的农村生活的，《十里店》是写四清运动的。要说写中心，写政策，他都写了。但是他不是去图解，不是浮光掠影地去反映，而是对生活中的问题作了认真开掘，对他所熟悉的人，作了认真解剖，真正抓住了矛盾的症结，和人与人之间的切身利害。他没有把所歌颂的英雄人物神化，也没有把所批评的落后人物鬼化，都是平平常常、普普通通的农民，个个都具有真实的思想、情绪和外貌。赵树理同志爱憎异常分明。他坚持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站在人民的立场、党的立场，满腔热忱地歌颂农民积极进步的一面，同时也是极其诚恳地批判农民身上残存的落后意识。他不粉饰生活中落后的东西，但是对待这些封建残余思想影响，他通过自己的作品进行有力的批判，其目的是为新生事物开拓道路，让农民为摆脱这些封建残余影响而积极起来进行斗争。 赵树理同志写作品，读者对象明确，作品结构、语言风格，都是先考虑农民的欣赏习惯。他从我国的传统艺术作品中，吸收了大量精华，因此他的作品具有中国民族风格。赵树理笔下的人物是有生命力的，能够在人民中间长期流传。现在到农村去，仍然能听到社员们把某某人比做“三仙姑”，把某某人比做“常有理”。赵树理十分熟悉群众语言，有驾驭语言的卓越功力。他作品中的语言，既是群众生活中的语言，又是经过加工提炼的文学语言。生动、形象、准确，既无矫揉造作之感，也无浮泛雕琢之气，平平常常，既有生命，又有光彩。它来自生活，但又具有我国民间传统作品中语言的长处。就这个意义上说，赵树理同志堪称是一位语言革新家、创造家。他用自己的作品，很有说服力地为我们创造了一种具有中国作风和民族特色的语言样式。说赵树理的作品是继承发展民族形式的一座里程碑，这样评价，我不以为过誉。
赵树理介绍过山里人赶驴爬坡的情景，赶驴人平常是身背鞭子，脖子后衣领内插一根尺多长的老蒿杆烟袋，距驴远时，取下鞭子啪啪地响；距驴近时，由于鞭子甩不开，只得用鞭杆打。吸烟时，将鞭子又搭在膀背上，抽下烟袋吸烟，这时驴若站住不走，就顺便用手中烟袋搕起驴来，促驴向坡上攀登。他根据对这一生活现象的细致观察，他写了一段唱词：“小灰驴，上南坡。驴驮重，只倒坡。鞭杆打，烟袋搕。”他的这后两句唱词，看起来平平常常，但表现这个动作的每一个字，都是通过对生活的细致观察提炼出来的。 赵树理同志写作的目的很明确。他说，我写东西就是写给农民看的。赵树理不是不能写那种“深奥”的东西，他的文言文写得很好，欧化句子也能写得很漂亮。但是他不怕别人看不起，不怕别人不承认，就是要创造一种能为农民所接受、所喜爱的艺术形式和风格。风格流派表现为一种差异，要给人以一种独特的艺术享受，要有自己的一朵花。许多不同的花放在一起，就是百花齐放。我们要很好地研究和学习赵树理的写作技巧，并加以发扬光大，更要学习他坚持深入生活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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