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都是山药蛋派文学的代表人物，都曾被授予过“人民作家”的称号，他们的作品都曾被千千万万的人所熟悉，随便哪个山西人似乎都能讲出一两段来。这样的人物，怎么写？真是让人头疼的问题。近一个月来，我断断续续地在看周宗奇先生编著的马烽自传，书到最后，周宗奇在马烽去世后写下一副挽联：能守本性真君子不忘黎民好作家。多日闷葫芦一下子被打开了——这是对马烽的论定，也是对他们那一代作家的论定。
年冬天，晋西北通往延安的交通线上，有一支急行军的小队伍，其中一个18岁的青年，就是马烽，他这是跟随吕梁剧社的战友一同到鲁艺（延安鲁迅艺术文学学院）学习。隆冬季节，延河已经结冰，“但我们的心里都感到热乎乎的”。
自打15岁报名参军、16岁离开家乡，马烽已经是经历过战争洗礼的“老战士”了。1938年，他成为抗日游击队——山西新军政卫旅的一名战士，后来因为会出墙报画报头，被当作美术人才抽到“前锋剧社”，当年冬天就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为了系统地学文艺理论，他经历过从晋西北到晋东南的长途行军；被编入部队司令部警卫排后，他经历过枪林弹雨，“反扫荡”中与日军打过遭遇战，但他心中一直有一个梦想：对延安真诚的崇敬，深情的向往。“在远离延安的吕梁山里，哪一天我们不谈论延安啊”！
当时的鲁艺，明星荟萃，周扬、何其芳、冼星海、陈荒煤、周立波、贺绿汀、力群……马烽他们一行人经过考试，各自编入不同的班学习，但还没来得及好好享受精神大餐，马烽就因为慢性肾脏炎，被鲁艺医务所留院治疗。
马烽5岁丧父，母亲含辛茹苦供他上学，是当时少见的高小生，住院的这半年，成了马烽专心看书的充电期。图书馆离医务所不远，两大孔窑洞摆满了书架。马烽惊呼：“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书！”他每隔两三天就去借一次，差不多把五四以来名家们的代表作都看过了。马烽身体康复后，转入新成立的延安部队艺术学校，同时常去旁听鲁艺文学系的课，他开始试着写自己熟悉的故事，短篇小说《第一次侦察》就这样出炉了。看过的都说不错，他就鼓足勇气送到延安《解放日报》副刊部，“当时我什么话也没说，放下稿件转身就走，匆匆跑回了住地，好像办了一件不光彩的事似的”。没多久，《第一次侦察》就发表了。“这是我在文学道路上踏下的第一个脚印。虽然很浅，但却鼓起了我向前迈动的决心和勇气。可以这么说，我真正迈上文学创作的道路，是从这里开始的。”马烽在自传里说。
1942年冬天，在延安的学习结束后，马烽转业到了晋绥边区做地方工作。1944年，调入《晋绥大众报》当编辑，后任主编。马烽既当编辑又当记者，除了大量的新闻报道外，还写了很多小说、民间故事、鼓词、快板、秧歌剧。可以说，他在成为著名作家之前，是一位优秀的新闻工作者。
1945年春天，晋绥边区召开第四届群英大会，表彰抗日战争期间涌现出的民兵英雄们。负责报道工作的马烽和西戎想不如把英雄们的材料集中起来，写成通俗小说在报纸上连载。他们的想法得到了编委会的肯定，社长周文建议他们使用传统的章回体来写。
1945年6月5日，《吕梁英雄传》第一回面世，到第二年的8月20日全部刊完，共95回（新中国成立后被修订为80回）。那时候，反映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现实生活的文学作品很少，这部有着吕梁地区的语言生活特色的传奇抗日故事，引起了轰动，故事中的英雄雷石柱、孟二楞成为晋绥边区家喻户晓的人物。报纸发行量以四五千份逐月上升，很快就翻了一倍——要知道当时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管辖二十多个县，只有四五个完整县，其余都被日寇占据。
作者马烽和西戎也成了名人，每天都能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有一次，马烽去兴县界河口村采访，村民们知道是“青年当红作家马烽”来了，都涌到他住的地方，非要他讲还没登出来的后面的故事。马烽被大家的热情所感动，只好现编，可讲了一段不行，再讲一段还不行，一直讲到鸡鸣天亮，大伙才算满意了。《吕梁英雄传》的影响远不止此，周恩来、董必武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和国民党和谈时，又将它带到重庆，在《新华日报》上连载。这是解放区传到国统区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此后，各种版本的《吕梁英雄传》一版再版，被翻译到许多国家，据人民文学社1977年的统计，累计印数已达200万册。
马烽和西戎曾经说过“我们在写这本书的时候，首先想到的不是要当作家，不是要创造什么高雅的文学，而是要尽一个革命战士所应尽的天职。对于我们来说，拿笔杆和拿枪杆的意义是完全一样的。”
六十多年后，段杏绵依然支持老伴儿的观点：“别想着怎么做才能轰动，就是从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考虑，为人民而写。”这位优雅沉静的老人，慢声细语地坚定地说。
但话说回来，“如果不是《吕梁英雄传》，老马也不会走得那么早。”段杏绵伤感起来。
离休后，马烽的身体每况愈下，一到冬天就得入院治疗，经历过几次抢救。2003年，确定了要拍电视剧《吕梁英雄传》后，马烽更是操心不已，想着要把以前小说中不满意的地方都改完善了。“每个人物怎么样改，故事怎么样改，他都要和张石山（电视剧《吕梁英雄传》编剧）细细地说。一直思虑此事，晚上失眠，就靠安眠药入睡，有时一夜要吃两次。”
山药蛋的根深扎在黄土地
马烽农村题材的小说写得好，茅盾是他的忠实评论者：“这是何等生动，何等富有地方色彩、而又何等自然和平易的语言！可以肯定，除了对于当地生活有着深深的情感和熟悉以外，我们是不可能凭空想象出这样的语言来的。”他认为马烽是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成功作家。
但这样的好作家写不好城市题材的小说。新中国成立后，年仅27岁的马烽去北京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并留在全国文协（作协前身）工作。1949年冬，北京市取缔妓女，市妇联邀请作家们去采访，还特别点名让马烽去，说是他的小说《金宝娘》给妓女们学习过，收到很好的效果，启发了她们诉苦的决心。
尚未结婚的马烽在这次采访中被羞得面红耳赤，实在不好意思和她们谈了，就去找学习班的记录看，根据这些材料写了一篇《红姑娘》，结果很失败。有一次，马烽问老舍和赵树理两位前辈：“如果您二位所描写的题材换一下，结果会怎样？”没等赵树理张口，老舍先生笑了：“那，我俩就全玩完喽！”马烽为此大发感慨：“老舍之所以成为老舍，是因为他熟悉北京市各种各样的居民；赵树理之所以成为赵树理，是因为他熟悉太行山区各种各样的农民。”
已经成为中国作协青年部副部长的马烽，这个时期最出名的作品要数和西戎合作的《扑不灭的火焰》，但“京华虽好，终非久留之地”，1956年，已经在北京成家立业的马烽，主动要求回到山西，“写自己熟悉的生活”。
段杏绵至今回忆起当年“回”山西，都止不住笑：“我是河北人，来了后吃不惯这里的饭，听不懂山西话。就和到了外国一样。”
回到家乡的马烽当选为作协山西分会主席，主要的精力都放在了创作上，开始他个人创作生涯中最为辉煌的一个时期，写出《我们村里的年轻人》等脍炙人口的作品。在这前后几年，出于同样的原因，束为、胡正、西戎、孙谦等人也先后回到山西，他们与赵树理一起，成为中国文学界的热点，也是后人称他们为“山药蛋派”的重要依据。
“文革”初期，马烽成为省作协第一个被游了街的班子成员。跟其他老作家一样，挨批斗、住学习班，1971年，他和全家被下放到平顺县西沟大队插队。他的作品作为“大毒草”被批判查封。
熬到“天亮”不容易，重返工作岗位后，马烽迎来又一轮创作高潮，与孙谦合作，相继写出轰动一时的电影剧本——《泪痕》《咱们的退伍兵》《黄土地的婆姨们》，更重要的是，他和孙谦、西戎、束为、胡正共同培养了山西文学的新生力量。
胡正扳着手指说：“李锐在蒲县插队后，进工厂当了工人，见他文章写得好，我们把他调入《山西文学》编辑部；成一大学毕业后在原平县委通讯组工作，被我们调到《黄河》编辑部；张石山是老三届，也被调入《山西文学》编辑部；韩石山当时在汾西当教员，被调入《黄河》编辑部……”这些人，成为上世纪80年代山西文学“晋军崛起”的生力军，至今仍佳作不断，在中国文坛享有盛誉。
“党性强”是马烽身上一个深刻的印记，16岁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马烽，“作家应当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是他一生的创作理念。“在生活上要自由一点，我们在一起也老开玩笑。但他执行党的政策很坚定，同时也很敢于直言，敢反映群众真正的呼声。”胡正说。
上世纪50年代，面对“大跃进”，马烽揭露过浮夸风和官僚主义瞎指挥作风；1964年，他在原平参加“四清”工作队，巨大政治压力下，他硬顶着不整人，不搞逼供信。他坚持不管何时何地，“还是实事求是为好”。
《纽约时报》在对他的报道中，称马烽为“一位质朴的老革命”。他的继任者金炳华认为他“难得的又懂党务工作，又会写文章。”
1989年冬，67岁的马烽被组织调入北京，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近古稀之年的马烽在复杂的情况下，细致妥善地工作，直到五年后离开，中国作协对他的普遍评价是“五个一”：没捞一分钱，没要一间房子，没长一级级别，没提过一个错误口号，没整过一个人。段杏绵说：“但就是有一样，惹了一身的病。当时的中国作协没有自己的办公大楼，一直在文化部院里的地震棚中办公。老马和我就住作协招待所的两间房，冬天有时候停暖气。一到了夜里，他咳嗽就不断，病越来越厉害了。”
1996年，74岁的马烽从中国作协离职回到太原。过春节时，他自编自写了一副对联：“调进京调出京服从分配，未开花未结果叶落归根。”横批是“回来就好”。
胡正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山西老作家都是那个样子，本来参加工作就是为党为国家的，不计较个人得失，整个环境都是那样。”
早在两年前的春节，马烽趁全家团圆之机，写下一份《捐献遗体的遗嘱》，希望死后将遗体捐赠给山西医学院，让儿女们都在上面签了名。“我赞成人尽其才，物尽其利。我的遗体作为废物利用有何不可！”并致信山西医学院，“如果办理公证等手续需要开销，不论多少我都承担”。
马烽不是那种感情外露的人，在家里孩子们都对他又敬又畏。段杏绵说：“当年相亲时，他嘴笨得一句话翻来覆去说好几遍。我想你就不会再说句别的啊！不过也是看他人老实，才同意跟他的。”但就是这个笨拙汉子，在《晋绥大众报》时爱上了滑冰，有时候写稿累了，月夜里会拎着从日军那儿缴获的冰鞋去河滩上滑；在“文革”后期，苦闷的马烽学会了编塑料绳的杯子套，还能自创图案。他曾编过两个一模一样的，一个送了人，自己用一个。“那个杯子套他用了快三十年。给我编的那个，是粉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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