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烽，原名马书铭，曾用笔名阎志吾、孔华联、莫韵、时英、小马等。1922年出生于山西省孝义市。幼年丧父，家中生活十分困难，在舅父家所在的汾阳县念过小学，后考入孝义县立高小，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学校关闭，中途辍学。1938年春，他参加了革命队伍，当过战士、宣传队宣传员。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军转战太行山、吕梁山一带。1940年到延安，进入鲁迅艺术学院附设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开始文学创作。1942年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处女作——反映部队战斗的故事《第一次侦察》。1943年初回到晋西北抗日根据地，被分配到晋绥边区文联文艺工作队（实际上是个创作组）工作，常到农村、工厂，一方面做实际工作、深入生活，一方面从事写作，经常为《解放日报》和《晋绥日报》写通讯、特写。1944年回到文联，参加整风学习，继续深入农村调查，在晋绥边区文艺界发起抗战七周年文艺奖金征文活动中，创作了通俗故事《张初元的故事》，获小说散文类乙等奖。同年调《晋绥大众报》任编辑、记者，后升任主编。在此期间，和西戎合著发表了长篇章回体小说《吕梁英雄传》，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好评。后又发表过散文《汾平沿途见闻》、小说《追队》等作品。1947年参加土改，写了反映土改斗争的短篇小说《一个下贱的女人》、《村仇》等。1949年任晋绥出版社总编辑。全国第一次青代会，被选为全国青联委员，接着又参加了第一次全国文代会，被选为文联委员，留在文协（后改名作协）工作，同时兼任北京大众创作研究会创办的《说说唱唱》月刊编委。1951年至1954年发表了《一架弹花机》、《宝葫芦》、《饲养员赵大叔》、《结婚》、《韩梅梅》等小说和故事，曾去朝鲜、民主德国、蒙古、苏联、日本访问，写了《在解放后的汉城》、《建设柏林的人们》等散文。1953年调任中国作协创作组组员、青年部副部长，再度与西戎合作，创作了电影文学剧本《扑不灭的火焰》。1956年回到山西工作，任省文联副主席、作协山西分会主席，兼任汾阳县委书记处书记，精力主要用在下乡深入生活和写作上，这期间创作了《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停止办公”》、《太阳刚刚出山》等优秀作品，后又发表了电影文学剧本《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及长篇传记文学《刘胡兰传》。在《刘胡兰传》 这部长篇里，不仅让读者看到伟大的时代的力量，党的力量，毛泽东思想的力量使刘胡兰从一个普通农村姑娘成长为真正的无产阶级英雄，而且还让人们更加具体真切地了解了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深刻内涵。
“文革”时期受到迫害。“文革”后，和孙谦合著电影文学剧本《新来的县委书记》（即《泪痕》），拍成电影后，获得好评。1978年被选为省文联主席，1980年发表短篇小说《结婚现场会》，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出版了《马烽小说选》。同年，曾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法国、意大利访问。2004年1月31日因病在太原逝世。
马烽与电影结缘很深，建国初年《吕梁英雄传》就搬上了银幕，故事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上、下集)是建国10周年的10大献礼片之一，成为反映新中国农村生活的重要影片。妇孺皆知的故事片《泪痕》(合编)、《咱们的退伍兵》(合编)，在广大观众中留下的印象也是相当深刻的。
马烽的小说主要描写农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精神世界的变化，生活画面广阔，人物形象丰满，表现手法丰富，文笔朴实、生动、幽默。曾任中国作协主席。
马烽创作简况
著有长篇小说《吕梁英雄传》(与西戎合作)、《玉龙村纪事》、《袁九斤的故事》，短篇小说集《村仇》、《太阳刚刚出山》、《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马烽》、《三年早知道》、《马烽小说选》，《马烽、孙谦电影剧本选》，《彭成贵老汉》，电影文学剧本《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泪痕》(均已拍摄发行)、《扑不灭的火焰》(与西戎合作)等。
马烽获奖作品
《张初元的故事》获晋绥边区七七七文艺二等奖，《结婚现场会》获1980年全国短篇小说奖，《葫芦沟今昔》获1988年全国短篇小说奖，长篇纪实文学《刘胡兰传》获1990年中国纪实文学东方杯奖，《泪痕》(与孙谦合作)获1979年文化部优秀影片奖、第三届百花最佳故事片奖，电影文学剧本《咱们的退伍兵》(与孙谦合作，已拍摄发行)获1985年广电部优秀影片奖、第六届金鸡奖及第九届百花奖及第二届《解放军文艺》奖、《黄土坡的婆姨们》(合作，已拍摄发行)获1988年广电部优秀影片奖。
在我人生最痛苦最悲观的那段日子里，是马烽老师的作品陪伴着我度过来的，“文革”期间，在我手头仅有的几本书里，就有一本马烽老师的短篇小说集《我的第一个上级》。在好多年的时间里，连我也说不清楚，这本薄薄的小说集，让我翻看了多少遍。在今天看来，这本集子既是我当时的精神安慰，也是我文学的启蒙老师，它曾给了我多少美好的人生憧憬和艺术享受。对马烽老师的作品当时并不陌生，像电影《扑不灭的火焰》、《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文革”前，曾在村里的露天影院里看过无数遍。然而只有这本小说集，才让我真正感受到原来文学作品竟然可以离自己的生活这么相近，几乎都是眼前发生的事情，那些活生生的人物，包括那忠贞不贰的老狗，老实犟直的黄牛，都是那样的亲切，那样的感人，那样的震撼人心。马烽，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作家，怎么会把身边的故事人物写得这样栩栩如生，似在眼前。
十几年后，当我考上了大学中文系，当我系统地读了马烽的所有作品，当我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当我参加了全省中青年作家座谈会第一次见到马烽时，让我惊讶的是，马烽原来竟是这样一位和蔼可亲的长者。微微的驼背，明快的笑容，和蔼的眼神，没有一点儿架子，也没有任何异于常人的模样和表情。原来这就是马烽，跟我想象中的马烽差距如此之大。眼前这个真实的马烽，竟然像农民一样朴实，像父辈一样敦厚！
更没想到的是，不久后，又是马烽、西戎和束为老师他们，亲手把我调进了地区文联，而后又调进了省文联。前前后后，马烽老师曾三次参加过我的作品研讨会。在无数场合，马烽老师都给予过我热情的表扬和勉励。
然而这么多年来，我和马烽老师单独的交往，则少之又少。我和马老面对面的交流，也同样少之又少。对马烽老师，我有着一个永生永世也难以逾越的心理情结。除了那种敬畏和感戴，还有一点，那就是在马烽老师那种能够洞察一切，透视一切，和蔼而又睿智的眼神里，人来不得半点虚假，也用不着任何伪饰。假的你根本说不出来，真的则根本没必要再说。一个作家，他的作品足以说明一切。于是，想到马老时，总觉得有一肚子的话想说；等到了马老面前，又好像什么也说不出来。1999年，在长篇小说《十面埋伏》的研讨会上，马烽老师正在病中，每天都要输液，但他还是坚持来了。他第一个发言，但也只有短短的几句话，但他的话却让我刻骨铭心：“张平作品的研讨会，我一定要来，我就是来给张平捧场的……”去年我去看望马老时，马老也仍然只有短短的几句话，也依然让你终生难忘，“张平，瞅准了路，就坚持往下走，不要在乎别人说你什么。只要群众喜欢，那就没人能否定了你的作品，更没人能否定了你的创作路子……”
这些年来，我一直想有半日独跟马老好好谈谈，我真想听听他对我作品的批评，真想听听他在创作上的一些感悟和理解。他是过来人，是一个真正从生活里泡出来的作家，是一个感动过几代人，在每一个时期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作家。面对着今天的文坛，他肯定会有好多好多的话要说。
然而怎么会这么快！马老，其实今年还不到八十二周岁！
就像马老的女儿一样，我们真的不服，真的难以相信。即便是马老已经进入昏迷状态，我们还是觉得马老一定能挺住，一定能坚持下来。有好多次，我都想给马老写一张条子：马老，你一定要挺住，我们都在等待着你的康复！作代会期间在医院里看望马老时，我也只说了一句话：“马老师，我们都期盼着你早日康复，你一定能早日康复。”
可怕的现实还是出现了。马老的心脏终于永远停止了跳动。整个现场突然一片沉寂。沉寂得让人窒息。宛如天塌了一般！当这一刻终于降临时，似乎所有的人都无法接受。尽管已是深夜，在马老的病房周围，仍然围满了那么多人。压抑不住的啜泣声，汇成一片。
马老生前两袖清风，一尘不染，然而在他身后没有两天，用鲜花做就的花圈就已经摆满了灵堂，摆满了过道，摆满了走廊，摆满了阳台，摆满了院落。男女老少，有那么多人在为马老流泪。许许多多的老同志，站在马老的遗像前，泣不成声，哽噎不止。一位诗人拟了一副挽联：鞠躬一头老牛；尽瘁两袖清风。这副挂在灵堂的挽联，已经成了多家报纸的通栏标题。一位作家，以极快的速度给作家协会拟了一副长联：健笔一枝，饱蘸生活源泉，写尽人民忧乐，开创一代文风，无愧无憾足慰平生志；清风两袖，恪守良知党性，关爱文坛新军，力倡双馨德艺，躬身躬行永为后世师。许许多多的人看过后，都认为得体、确切，符合实际，毫无夸张。应人们的要求，作协机关另设了一个灵堂。有许多普普通通的读者说，马老我们并不认识，马老的家我们也从没去过，但我们读过马老的书，看过马老的电影，所以我们想到这里来，想最后再看马老一眼。
其实大家都明白，这才仅仅只是开始，看看那些一个个虔诚而悲切的面孔，看看那些不断寄来的唁电和信件，看看那些各种各样的评价和赞颂，看看报纸上、网站上连续不断的那些文章和报道，你也就越来越感到了马烽这两个字的分量。
我再次想到了马老的那句话，只要群众喜欢，就没有人能否定了你的作品，更没有人能否定了你的创作路子。《吕梁英雄传》、《扑不灭的火焰》、《我的第一个上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泪痕》……这些作品感动了几代无数的读者和观众，对山西几代作家的形成也都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
面对着马老，也许我们都应该深思：为什么马烽老师创作出的作品，在每一个社会时期都会产生出强烈的社会共鸣。新时期以来，在马老六十多岁时，由他创作的小说仍然能连续两次在全国获奖，由他写出来的电影竟然囊括了包括金鸡奖在内的所有电影奖项，这是偶然的吗？这都是因为什么？
马烽（1922－2004），山西孝义人，著名作家，山药蛋派代表人物，以他深邃的思想，充满激情的笔触，艺术地描绘了从抗日战争至改革开放几个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特别是山西农民群众火热的生活和斗争场景，其文学作品已成为中国文化宝库中的精品。他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副主席，中国文联执行副主席，中国大众文艺研究会会长。
马烽先生之子马小林说，《马烽文集》于2000年出版，今年恰逢新中国成立60周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7周年、《吕梁英雄传》正式出版发行60周年，经吕梁市委、市政府资助，重印了《马烽文集》，并将它赠送给山西省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和大学图书馆，方便人们借阅。
马烽(1922－2004)，原名马书铭，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成长起来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之一，是“山药蛋派”第二号作家。1942年发表第一篇作品《第一次侦察》。后与西戎合著的长篇章回小说《吕梁英雄传》，是建国前夕在工农群众中最有影响的作品之一。这一时期还发表了短篇小说《金宝娘》和《村仇》。1951年6月发表在《人民日报》上的短篇小说《结婚》，带着翻身后农村青年的幸福与欢乐，得到读者的热烈称赞。中学语文课本选它作为教材，又迅速地增加了作者的知名度，马烽成为建国初年最著名的小说家之一。马烽“文革”前共出版了以下几个短篇集：《村仇》、《一架弹花机》、《三年早知道》、《我的第一个上级》、《太阳刚刚出山》，还出版了描述家喻户晓的女英雄刘胡兰的伟大事迹的长篇小说《刘胡兰传》。在这部长篇里，不仅让读者看到伟大的时代的力量，党的力量，毛泽东思想的力量使刘胡兰从一个普通农村姑娘成长为真正的无产阶级英雄，而且还让人们更加具体真切地了解了刘胡兰“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深刻内涵。“文革”后发表了《结婚现场会》等短篇小说，出版了《马烽小说选》。马烽与电影结缘很深，建国初年《吕梁英雄传》就搬上了银幕，故事片《我们村里的年轻人》(上、下集)是建国10周年的10大献礼片之一，成为反映新中国农村生活的重要影片。妇孺皆知的故事片《泪痕》(合编)、《咱们的退伍兵》(合编)，在广大观众中留下的印象也是相当深刻的。
马烽的小说主要描写农民在不同历史时期精神世界的变化，生活画面广阔，人物形象丰满，表现手法丰富，在五十年代中后期，以《我的第一个上级》、《三年早知道》为标志，形成自己通俗朴实、幽默明快、洗练流畅的艺术风格，富有强烈的民族特色。作品时代感强，他的短篇小说有如一组我国农村变革的画卷，展示了我国农民延着社会主义道路乐观而自信地前进的足迹。马烽擅长写普通的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表现这些人物美好的心灵世界，使自己的作品总是激荡着一股正气。《我的第一个上级》是马烽的代表作之一，艺术构思新颖独特，故事情节出奇制胜，成功地塑造了农建局田副局长的优美形象。文坛泰斗茅盾对此曾给予很高的评价：“老田这个人物，写得龙拿虎跳，在马烽的人物画廊中，无疑是数一数二的。”（来源:白鹿书院）
编《马烽文集》手记
前些时，总共8卷、约260多万字的《马烽文集》（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与读者见面了，反应还不错。我作为这套文集的主编之一，在编辑过程中，阅读了马烽差不多全部作品，有许多感受，最主要的一点是：马烽始终是以真诚的责任感写作。
60多年前，在风起云涌的抗日浪潮裹挟下，马烽告别父老乡亲，参加了抗日部队，做了一名普通战士，转战晋西南、晋西北，在真枪实弹、你死我活的战场上摸爬滚打。由于他读过高小，读过《三国演义》、《水浒传》以及“公案”章回小说，战斗间隙，迷上了文学这块伊甸园，尝试着笔耕的味道。其时，马烽对文学仅仅是一种爱好，并没有想到当作家、当职业作家。从他的第一篇作品《第一次侦察》（刊登在1942年9月16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迄今，已经快满60个年头了。他以自己富有特色的文学作品，在文坛上赢得了一席地位。他不但成为作家，而且是享誉国内外的著名作家。《吕梁英雄传》（与西戎合著）、《饲养员赵大叔》、《我的第一个上级》、《我们村里的年轻人》、《泪痕》、《咱们的退伍兵》等等脍炙人口的作品，都给人们留下记忆，给人们留下话题。
我以为，马烽的作品，可以看作是中国农村40多年来走过的风雨表；而贯穿在全部作品中的创作思想，则是真诚的责任感。“文革”以前每个阶段农村工作的成就与问题、农民的思想与生活，都可以从马烽的作品中找到。他满腔热情地去赞美心灵高尚的普通人物，他也诚心诚意地去提示社会前进中存在的问题。比如《结婚》、《韩梅梅》、《饲养员赵大叔》、《三年早知道》等，属于前一类；而《一篇特写》、《四访孙玉厚》等，属于后一类。“文革”以后，马烽一如过去，继续以真诚的责任感创作。所不同的是，他的作品随着整个民族的反思也在反思，深沉的思考代替了简单的讴歌，更注意将笔触伸入到人的心灵深处，以展示体制变革带给人们思想上的震颤，表现人们对重大社会问题的态度，提出一些带有普遍性的问题让人们去思考。比如《泪痕》是对10年“文革”噩梦带给人们心灵的恐惧作痛定思痛的追忆；《伍二四十五纪要》以农民式的幽默，对农村30年来的风风雨雨进行反思，用一个普通农民的戏剧性遭遇，讽刺了虚假的工作作风；《结婚现场会》则运用独特的构思方式，从经济和生产发展的角度，提出农村买卖婚姻的严重性；《咱们的退伍兵》是要说明所有农民都富裕起来才是方向的道理。
马烽坚持真诚的责任感创作，还表现在把自己的读者对象定位于农民。他这样做不仅是由于他从小生长在农村，熟悉农村生活；而且他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为农民的忧而忧，为农民的乐而乐。因此，他每写一篇作品都要考虑读者的阅读兴趣。他之所以要追求风格幽默风趣、明快清新，结构有头有尾、脉络清晰，人物活灵活现、栩栩如生的艺术表现方法，正是因为这样的作品容易吸引农民读者。
马烽追求真诚的责任感，可他对于文学创作界一些中青年作家进行艺术探索，手法上创新或者技巧上变化并不反对。他在1987年参加全国人大会期间答中外记者问时，就明确表示：作家不管写什么、怎么写，只要有利于文艺的发展，能给不同层次的读者提供精神食粮，都应该允许。用他的形象的说法就是：就像街上的小吃，只要有营养，符合卫生标准，卖什么都行。他从不把自己的创作主张强加于人，但他自己选择的路子却决不改变。作为一个作家，真诚和一以贯之是最可贵的品格；而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作家，却为数不多。（《人民日报》杨品）
马烽与孙谦的友情
马烽与孙谦是在一起工作时间很长的老同事老朋友。他俩在一起战斗、工作的时间长达近50年。他俩一个1937年一个1938年参加革命工作，近60年来，中间只有近10年时间不在一起。两位老战友同在一条战壕里抗日，同在一条战线上奋斗、同在一个排里当兵，同在一个单位里工作，又常常一起下乡深入农村生活，又常常一起住招待所住宾馆，又常常一起合作写电影剧本。他俩在一起的时间实在是很多的。往往是两人一起下乡，一个农会两把椅，马烽坐一把椅，孙谦蹲一把椅（孙谦爱蹲着），与老乡谈心，到了农田里，马烽坐在田埂上，孙谦蹲在田埂上，与农民朋友共话农桑。有时候又是马烽执锄，孙谦把锨，与老乡共同劳动，他俩一起在省文联、省作协工作40余年，他俩的办公室也是一人楼上一人楼下紧相连，孙谦在楼下，马烽在楼上。马烽在办公室走走，脚步重一点，孙谦就可以听到，孙谦在楼下写作，咳嗽一声，马烽就可以听得。夏天开着窗户，楼上楼下可以互相闻到彼此抽烟的烟味儿。有时马烽写累了，或者构思某个作品时，就跑下楼来与孙谦商量一番，要不就一起拉拉闲，抬抬杠，大笑一阵子，是为休息。马、孙合作过许多电影剧本，也常常在一起讨论，在一起写作。他俩办公室一上一下是近邻、宿舍又一左一右是老邻。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马住西院，孙住东院，是紧邻。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马、孙一起搬进新居，又是马烽住东边的一套，孙谦住西边的一套，仍是紧邻。厨房的盘碗碰撞之声，咳嗽说话之声，可以互闻。两位老战友真是有缘分，几十年来总是孙不离马，马不离孙。马、孙共同合作了电影《高山流水》、《泪痕》、《几度风雪几度春》、《咱们的退伍兵》、《黄土坡的婆姨们》、《山村锣鼓》。其中《泪痕》、《咱们的退伍兵》、《黄土坡的婆姨们》获得金鸡奖、百花奖和政府奖。可以说这些影片是马、孙两位老作家友情的结晶。
马、孙二位在一起工作、一起创作时间长、又是几十年的老邻居，二人之间自然会有许多动人的故事。我在《太原日报》发表的《马烽与孙谦的幽默》一文里写了他们之间的几个小故事。他们之间还有许多故事，现在写几则出来与广大读者共享他们笃厚友情之温馨。
1950年马烽在中国文联工作，孙谦在长春电影厂工作。孙谦因公进京，自然要看望老友马烽，马烽自然要请老孙喝两盅。马烽便带孙谦下饭馆吃烤羊肉。当日，马、孙穿了同样式同色的中山服来到饭店，各自将上衣脱下挂在衣架上而后入席。酒罢饭毕，作为主人的马烽同饭店算了账，在衣架摘下自己的中山服掏钱交费，不意那个常常装钱的口袋里却分文没有：“糟了！我今天请老孙的客，怎么忘了带钱？”又掏另一个口袋，有了：“今天怎么把钱装在这个口袋里？”不管是哪个口袋，有钱就好。马烽点了钱，算了账，同孙谦一起离开烤羊肉馆。
马烽回到中国文联坐下来，顺手到衣袋里掏香烟，不意却掏出一个笔记本，那本子竟不是自己的：“我的衣袋里何时装了这么个本子？”一看，皮子上却写了“孙谦”二字。马烽晃然大悟：“糟了！我如今错穿了老孙的衣服，错穿衣服事小，头里在烤羊肉馆交费，我竟是拿老孙的钱交了费！今天是我请老孙的客，我却拿老孙的钱请老孙，岂有此理！”老马只好去找老孙。这个故事幽默而温情，让人动容又动心。
前边说的是马烽请老孙的客。还有一个孙谦请马烽的小故事。马烽回山西工作后，孙谦却调北京工作。一次，山西的马烽、西戎、束为、胡正到北京开会，西李马胡孙五友碰到一起，老孙便作东请西李马胡下馆子吃了一顿。这一次自然是孙谦交费。不意孙谦口袋里的钱却不够交饭钱，只好向马烽借钱。马烽说：“借什么，我交上就是了。”
次日到了大会上，孙谦远远看见马烽，想起昨天借钱之事，连忙掏出票子高高举起，就在那大庭广众之处，手里摇着票子，高喊：“老马，给你钱！老马，钱！”
马烽见他在众人面前如此高呼给他钱，又好气又好笑，也喊道：“去你的，我不要！”
两人远远地相对着笑了。马烽、孙谦60年间总是好朋友，从未红过脸，只有一次例外。1975年马、孙合写了电影剧本《几度风雪几度春》，由北影拍摄。导演写出分镜头本子后，马、孙一起赴京看本子。导演是个年轻人，对本子改动很大。马、孙对此很有意见。只因北影厂厂长汪洋与马、孙是老友，二人来京，不能不请客，汪洋以为请老马老孙不能吃饭馆，就在八大处自己家里设宴。席间又谈到本子之事，孙谦说：“要是这个样子，这个本子不上了，我要把它撤下来。”汪洋与之商量别撤，孙谦总说不通，坚持要撤。马烽以为应该慢慢商量，说：“老孙你有意见可以提，你要撤本子，不合适……”
孙谦说：“要是这个样子，我是非撤不可！”
马烽说了多少，总是说不服孙谦，便说：“你要坚持撤，好吧，这本子是你我二人合作的。你可以撤你的一半儿，我的一半不撤。”一个本子怎么可以分成两半？马烽此说，意在激老孙不撤。可是孙谦闻言却火了。以为与马烽做朋友几十年，今天竟唱起对台戏来，十分恼火。但他的恼火不是吵不是闹，而是绷起面孔一言不发，并且不再理马烽。马烽与他说多少，他总不吱声儿。马烽说：“老孙你怎啦？就那么一句话，你就生这么大气。”孙谦还是不吭。如此两天，孙谦总是不理马烽。一天晚上，马烽忽然发现有人打门缝里塞进一封厚厚的信，看时却是孙谦的信。来信厚厚一摞有十多页近两千言。马烽暗笑：“这个老孙，你房我房，一壁之隔，近在咫尺，有什么话不能说，竟写了这么长的一封信！”看看那信，无非是说他们二人做朋友时间有多么长，友情有多么深，为什么在对待本子问题上不能意见一致云云。马烽看过信，立刻持信到隔壁来见老孙，问他为什么有话不能面谈而要写信。孙谦还是不作声。马烽说：“怎么？你我50多年的友情，一封信就完了？”孙谦这才把信夺过来，将它撕个粉碎。马烽、孙谦若非几十年的好友，也不会发生这一宗当面不言，却写长信的奇特故事。这一点正好说明了马、孙二人的友情牢不可破。
老朋友之间有时也会闹点小矛盾。最好的夫妻还会闹些小矛盾的。矛盾一经化解，仍然还是好友。此后，马烽、孙谦继续合作，又一起写了《泪痕》、《咱们的退伍兵》、《黄土坡的婆姨们》等几个影响很大的电影。两位老友在一起不仅写电影剧本，并且仍然是每每见面开口就会抬扛，就有幽默。连孙谦1996年在医院病危之际，脑子虽还清醒，但已不能言语时，他与马烽还有幽默的“对话”。马烽为了解除孙谦的病痛，就想着法儿给他讲故事。讲多了，未免重复。已经不能讲话的孙谦就勉强地微笑着抬手冲马烽伸出三个指头。马烽这才明白一个故事给老孙重复讲了三遍，连忙换新故事讲来。孙谦病危已到不能说话的地步，还向马烽伸出三指，意在笑马烽说话的多次重复，仍然不乏幽默。更加说明两位老友的友情之深厚，交往之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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