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周立波无疑是一位著名作家，他写的长篇巨著《暴风骤雨》和《山乡巨变》，以及他荣获过的斯大林文学奖，使他成了文学青年们景仰的人物。
我迷上周立波的作品，特别是他用湖南益阳话写成的《山乡巨变》，是在念高中时候。从此便特别关注有关他的文字和照片。有本画报上刊出他与周恩来并肩坐在小条凳上看球赛的照片。照片上，他和总理一起开怀大笑。我便将这页画报剪下，夹在《山乡巨变》内珍藏起来。
周立波５０年代后期来到湖南，出任省文联主席、党组书记。随即传出轶闻：有天夜里，他去拜访湖南文化界一位霸气十足的官儿，那官儿很不欢迎他。一边洗脚一边不客气地问：“你不呆在北京，跑到我这里来干什么？”周立波笑答：“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湖南也是共产党的天下，为什么我来不得”不久，他将这段轶文写成杂谈发表。我读过后，很佩服他的凛然正气。后来这官儿因坏事做得太多，被开除党籍，撤职查办。传闻是周立波到北京告的“状”。
我第一次见到周立波，是１９５９年夏天，在风景秀丽的岳麓山下。他乘坐一辆吉普车，来艺术学院文艺系讲学。车开得很快，劲风将他的长发、米黄色的杭纺裤褂吹得直抖。他满面春风地从车上下来，和列队欢迎的师生一一握手，详细地问每个人的名字。轮到我时，他驻足问：“你在湘西住了多久？”“不到半年”“好”。你那几组写苗寨的诗我读过了，很有印象。“我很吃惊，这样一位大作家竟然会记得我这个小青年的诗作。
那次讲座的题目是“观察生活”。他是高度近视，同时戴着两副特制的眼镜。他用一句很风趣的话作为开讲：“有人问我为什么戴两副眼镜？这是为了仔细观察。如果遇到漂亮女孩，不戴两副眼镜怎么看得清楚”。课堂上传出了笑声，气氛顿时变得融洽和谐。接着他夸奖赵树理的《灵泉洞》：“那个漂亮的女孩写得好──晚上在山洞里，手电一照，照出个‘长’的印象：长长的辫子，长长的身材，长长的睫毛。概括得多美，老赵娶妻是包办婚姻，他没谈过恋爱，也不会写恋爱。老实说，他的《小二黑结婚》里的恋爱就写得不怎么样。《灵泉洞》里这个叫人心动的女孩形象，却是老赵的真情实感。赵大嫂识字不多，不然恐怕要吃醋的。“周立波还举了古今中外许多小说生动的细节。他说：“许多小说看过后，故事情节可能忘记，但好的细节能叫人记住一辈子。他说：“梁斌的《红旗谱》，洋洋数十万言，里边有许多好细节，但特别好的细节是杀猪那一段。只有亲手杀过猪的人，才能写得如此生动。老梁一定杀过猪。”
他的讲话很生动，语言幽默、诙谐。使人获益匪浅。
讲座结束后，我们送他走出教学大楼。握手告别时，他特别嘱咐我：“多看──看书、看大师怎么写，观察生活；多想──提炼生活中本质的东西；多写。”
那次讲座之后不久，印度支那某个国家的一位作家马拉·柿巴拉来湖南访问，应省文联邀请，他进行了一次讲座，通知艺术学院文学系派５名学生参加。系领导告诉我：“是周立波点名叫你去。”还特别关照：见外宾，要注意仪态，甚至还有修指甲和理发的嘱咐。我们如期赶赴宾馆，周立波主持了讲座。
讲座完毕后，周立波向我走来，笑问：“你这裤子是借的？”
我点头称是。心里说，他眼睛真锐利。我因家境困难，总共两条裤，膝盖处均有补疤，匆忙中借了同学一条卡叽布裤，但不太合身，被他看了出来。
周立波对我的窘态毫不在意，说：“搞创作、做学问，大都出自贫寒子弟。纨绔子弟是很难成才的。”他说，３０年代许多作家就过得很艰苦。他在上海有段时间，就只有一条长裤，脏了，就晚上冼净挂在晒台上，如果白天还没干，就只好穿着短裤躲在亭子间里，不能出去见人的。他曾经靠稿费过日子，他说，那时稿费标准好像比现在稍高一点。
周立波一段话，自然地解除了我的窘态，还促使我更加勤奋。即使后来我生活比较优裕，也不怎么注意服饰打扮。
１９６０年春天，我和系里几位同学去韶山深入生活搞创作。韶山一位生产队长很喜欢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听我说已出了续集，便托我为他买一本。
回到长沙，我立即去书店打听，方知“续集”单行本尚未发行。便去了周立波家。
周立波住在省文联院内。那天，他正好在家。
他问及我韶山的见闻，我告诉他毛主席去年回韶山的一些轶闻──诸如为父母扫墓，和烈士毛福轩遗孀的谈话等等。
他听了很感兴趣，说：“你说的这些，有的我知道，有的我不知道。整理一下，是篇好文章。”
后来，他的文章发表在《羊城晚报》上，题为：《韶山的节日》，发表后反应很好。报社同志还说，一年要有几篇这样的文章就好了。“文革”中这篇文章却被当作大“毒草”批判。罪名是把伟大领袖的行为写成了凡人琐事。这是后话。
闲聊过后，他从写字台下的小柜子里，寻出一本《收获》杂志给我，那上边全文刊载了《山乡巨变续集》。他说：“续集写得不满意。为什么合作化写起来顺手，公社化却写不好。你把杂志寄给那位生产队长，要写封信，说周立波自己讲的，续集没写好。出单行本前，我要搜集各方面意见，再改一稿。”
接着他谈了“生活基地”对于作家的重要性。他说：“我熟悉‘基地’的风土人情，洞悉‘基地’人物性格，尽管我在长沙，闭上眼睛也能知道益阳桃花垅的亭面糊、秋丝瓜、盛佳秀、大春均为《山乡巨变》及《山乡巨变续集》中的人物，他们在公社化运动中会说什么，想什么，做什么。‘续集’没写好，关键还是我没吃透公社化。”
现在来剖析，续集没写好，关键是人民公社运动是一个当时谁也吃不透的问题。
他的“生活基地”论，却影响到我后来扎根工厂２４年，熟悉、理解工人的生活、感情，确实写出了一些小有分量的作品。
１９５９年初冬的一天上午，我遵约去《湖南文学》编辑部讨论我的《韶山诗抄》的修改意见。讨论完毕，我在走廊遇到周立波，他看看手表，说到吃饭时候了，便拉我去家里吃饭。
这天，他的夫人在家，吃饭时，叫进来一位在室外晒太阳的农民。四人同桌。我看那农民打扮精悍，目光有神，动作利索。周夫人指着桌上一碗腊肉说，这是他带来的礼物。周立波介绍说：“不认得吧，这位便是我小说中'秋丝瓜'的人物原型。”
夫人嗔怪地瞟了他一眼：“亏你还说，你的小说把他害惨了。”
原来，小说中的“秋丝瓜”是个富裕中农，根据阶级属性，他对合作化运动（尤其是公社化）是有抵触的，思想斗争也很激烈。小说出版后，当地人民公社竟根据小说情节把他归为破坏人民公社的斗争对象。“秋丝瓜”浑身是嘴也洗刷不清，便来到长沙，请这位大作家笔下超生，拯救他出水深火热。
周立波长叹一声：“唉！怎么能这样呢？小说就是小说嘛，怎么可以当成整人的材料，这样下去，作家难当啊。”
饭后，周立波当即给桃花垅人民公社写信，为“秋丝瓜”辩解。我忙告辞出来。周立波的那一声叹息，和“作家难当啊”的话语，老是在我的耳边回响。可我那时太年轻，还不知世事的深浅。
１９６１年年初，我去《长沙日报》副刊部开作者座谈会。那时粮食已非常困难，开会都不留餐。开完会后，我在银星电影院的茶室花二两粮票买两个包子充饥。这时，有人叫我，是周立波和夫人，邀我上“银苑茶楼”去坐坐。我知道茶楼是高消费，穷学生平时是决不敢涉足的。
在茶楼坐下，他要了茶和三份点心，而且说明要大份──肯定是因为我吃得多。点心中有一种薯片，平常的做法是将红薯蒸熟切片晒干后爆炒，便成为坚硬、褐色的薯片，一角钱可买一大把。茶楼的薯片却是金黄色，薄而脆香，好吃得多。价格却贵得叫人咋舌──要二元一盘，这价格估计是一般炒货店的十倍。
周立波见我惊诧，笑着说了一个比喻──红薯就好比生活素材，必须加工才能成为作品。炒货店的薯片和茶楼的薯片都经过了加工，不过有高低之分、粗细之别。茶楼是专选那种黄心红薯，蒸熟去皮，再用面粉调和揉成圆柱形，切成极薄的片，用香油炸成。因为加工精细，所以价格贵。他还说：“同一素材，可以编成档次不同的故事、唱词，也可以写成小说和诗歌，就是这个道理。”停顿片刻，他说了一句语重心长的话：“作家要对生活素材负责啊”。
临别，他特别嘱咐我，深入生活，积累素材。有困难，可以找学校领导，也可找文联，或者直接找他。
我从茶楼出来，捧着没吃完的大包薯片。他的话老是在耳边萦绕。我思索着、消化着。特别是他的“素材加工”论。我对自己说：我将用毕生的精力，去对待收集到的每一个生活素材，进行精加工，一定要写出上档次的作品来。直至今天，我对自己的习作，决不草率敷衍。每当我拿起笔，周立波那句“要对素材负责”的话，便在耳边响起。
和周立波接触真好。他营造了一种特别亲切、让人思索的氛围。在他身边，随时可以学到许多东西，他的许多话，令人终生难忘。
然而，我没有来得及更进一步走近他。
１９６１年３月，艺院文学系停办，我主动走向了工业第一线。带着做工人作家的梦，远离长沙到了黔阳雪峰山下，去学汽车驾驶，利用空闲埋头习作。１９６２年调到邵阳工厂，做热处理炉前工，我仍笔耕不倦。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多时间，便发表了诗歌７００余行。仅《湖南文学》上，便连续发表了五组诗歌。
在远离长沙的这些时候，周立波一直关注着我。记得在雪峰山下一个隆冬的日子，邮递员踩着齐膝深的积雪，送给我稿酬汇单和一封信，信是周立波写的。“读到你最近写的几组诗，你已有长足的进步。像农民捧起金灿灿的谷粒，像战士面对一把锋利的战刀，你的路走得对，盼多看、多想、多写。我等着你丰收的消息……”
周立波在信中，特别提到了我写的《农垦兵的诗》组诗中的第一首《一块挖碎的锄片》：
廿一世纪一个美好的春天，
儿孙们歌唱在金色的田园，
拖拉机从油亮的黑土里，
翻出这块锄头的碎片。
锄片上还留着咸涩的汗斑，
碎石和荒草的根叶；
儿孙们叹息着，极目远眺──
那开阔的沃土，那晴朗的青天……
那天，天气很冷。这封信却暖和着我的身心。在那艰苦的条件下，我能够坚持写作，与他的关心和鼓励是分不开的。
１９６２年国庆期间我请探亲假到长沙，一天，辗转接到省文联电话通知：立波同志约我谈话。
我如期赴约。省文联一间办公室里，周立波、铁可（戏剧家）、省文联副主席、蒋静（省文化局副局长）正在等我。
“为什么没来开文代会？”周立波劈头问道。
省文代会刚闭幕。那年我２２岁，深知能参加文代会，是获得省文艺界承认的标志，哪有无故旷会之理。
“我没接到通知。”我连忙解释。
周立波“哦──”了一声，沉吟半晌，才说：“我们想把你调到长沙来。先征求你的意见。”
铁可接着说：“调你来长沙，你还搞诗歌创作。立波同志的意见，是分两步走，先调进省文化局。条件成熟后，再进省文联搞专业创作。”
蒋静是省文化局管人事的副局长，一位端庄娴淑的大姐。她说：“你先调进艺术处怎么样？那里能保证你的创作时间。”
对于文学青年，这无异于天上掉馅饼的大喜事，然而，我那时太年轻，不知天高地厚。我舍不得邵阳烟囱下这个集体，并且执著地认为，离开生活第一线，创作源泉便会枯竭。还做什么诗人、作家，于是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推托说目前条件尚不成熟，过两年生活底子厚些再说。
谈话结束，握手告别，周立波送我走出文联大院。临别，他说了几句话：“你太年轻，希望你创作丰收，平安幸福。把我们的意见再好好考虑一下。”我没有认真地咀嚼他意味深长的忠告。
此后，他和接替工作的康濯多次在《湖南文学》撰文，提到我和我的创作。１９６５年，省出版社还发来通知，准备出版我的诗集。“文革”的风暴席卷神州大地，瞬间淹没了这一切……
“文革”开始，周立波被公开点名，打成“黑帮”，我亦难免劫难，关“牛棚”，挨批斗。
省会文化界一位同学告诉我，那次周立波想调我去长沙，其实是想保护我。我们工厂一位我不该得罪的头儿以厂党委名义写了封信去省文联。信中说了我许多坏话。诸如不务正业，小资产阶级气味甚浓……后来又卡住省文代会的通知。周立波预感到厄运的黑影正悄悄逼近一个刚起步的文学青年，于是毅然伸手援救。谁知我却“蒙在鼓里”，追悔莫及之余，我只有感激涕零地眺望那正被风雪肆虐的远方。
“文革”结束，周立波从九死一生中捡回一条性命。１９７８年便读到他的获奖短篇《湘江一夜》，于是便急着嘱托省会文化界同学，如果周公回湘，一定告诉我，我定携妻儿前去看望。不料这个愿望没有实现。不久便获悉他辞世的消息。我顿时如利刃戳心，痛彻骨髓。一连几夜，我辗转反侧，如一条热锅上的鱼。妻儿惊问何故，于是，我睁开布满血丝的双眼，点燃一支烟，向他们叙述起一个沉重的故事──有这样一位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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