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30年代末期，抗日战争爆发后，赵树理义无反顾地加入到抗战行列，成为牺盟会的一名特派员，深入到阳城县山区，走村串户，发动群众，很快组织起一支抗日队伍，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斗争。不久，他奉命担任烽火剧团团长，亲自改编了上党梆子历史剧《韩玉娘》和《邺宫图》，带领团员们四处演出，鼓励群众与侵略者斗争。后来，上级领导根据赵树理的特长，调他去做报纸副刊编辑，先后编过《黄河日报》路东版副刊《山地》、《人民报》副刊《大家干》、《新华日报》华北版副刊《中国人》。他对此非常地投入，形式以快板、鼓词、民谣、小故事为主，把读者对象定位于广大普通群众，走通俗化、大众化道路。这也是他后来多年坚持写作通俗化、大众化作品的起因之一。这些副刊的稿件基本上是他一个人编写，把以往读书积累的知识全派上了用场。他结合时事政治编写成形式活泼、短小精悍的大众化读物。功夫不负苦心人。赵树理付出了劳动，收获也颇丰。这几个副刊都曾赢得过众多读者。每逢《黄河日报》(路东版)发到各县，贴到城门洞，往来行人抢着看《山地》，交通常常为之堵塞。
1941年冬天，一个寒冷的日子，太行区抗日根据地山西黎城县的五六百名“离卦道”教徒，拿着木棍、火枪、大刀之类的武器，高喊反动口号，突然包围了黎城县抗日政府机关。八路军一二九师和地方民兵闻讯后，迅速出击，反包围了教徒，击毙了几名领头人物，众教徒群龙无首，才放下武器解散了。
黎城“离卦道”暴乱，震惊了驻在太行区的八路军总部。总司令朱德非常重视这件事，指出，在军事上，我们的武器比敌人差，但我们却打了胜仗；在文化战线上，我们掌握着真理，但敌人倒占了上风。我们的文化战士应当运用武器，也打胜仗。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部会同中共晋冀鲁豫边区党委，根据总司令的指示，认真讨论，认为出现“离卦道”暴乱事件，关键是对广大群众的文化宣传不得力，必须要在这方面下大力气，用新的文化思想教育群众，但首先是要扭转宣传文化工作人员的认识。
1942年1月16日到19日，双方联合在河北省涉县曲园村召开了文化人座谈会。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边区所属各单位的文化人，从事宣传文化领导工作的干部，总共400多人参加了座谈会，是抗战以来这个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专门讨论文化问题的会议，人们称为“文化战士大聚会”。以写通俗文艺作品小有名气的赵树理，是会议确定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做了认真的发言准备。时任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亲自出席了大会，在开幕式上作了讲话，希望文化工作者要认真总结“离卦道暴乱事件”的教训，树立为广大群众服务的观点，用健康的文艺作品教育群众，让群众了解共产党和八路军是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党和军队，积极投身到抗战中。
开幕式之后是分组讨论。文艺创作组对一些问题的争论非常激烈。身穿家做棉袄，打着裹腿，戴一顶旧毡帽子的赵树理感觉有必要谈谈自己的看法，在乱哄哄的气氛中站了起来，大声说：“我来说几句。”
会场上认识他的人没几个，多数人只知道有个编《中国人》小报的通俗文艺家赵树理，没见过他的面，于是小声询问：“这是谁？怎么像个老农民？”
认识他的人介绍：“他就是搞通俗文艺的赵树理。”
“啊，他人也挺通俗的，像他编的《中国人》报！”
赵树理没有在意大家的窃窃议论和那些瞧不起的神色，不慌不忙地从怀里掏出一本黄连纸封面的小册子来，说：“我先给大家介绍一本‘真正的华北文化’《太阳经》。”他朝大家晃了晃，接着翻开书本高声念起来：“观音老母坐莲台，一朵祥云降下来，杨柳枝儿洒甘露，搭救世人免祸灾……”
会场上的人们哄堂大笑，有人叫道：“这不是封建迷信吗？你念它是什么意思？”“这也是你的通俗文艺作品？”
赵树理扫了会场一眼，又拿出几本来让大家看：“这一本叫《老母家书》，这一本叫《麻衣神相》，还有《洞房归山》。我的意思是，我们今后的文艺创作，形式上应当向这些书学习，因为老百姓对它们是熟悉的。关键是我们要有新鲜的进步的内容，这种形式最适合工农的要求。我建议，我们应当成立一个‘通俗文艺社’，更多地写一些给老百姓看的东西。”说到这里，他把那几本书举起来，提高声调说：“这种小册子数量很多，像敌人的‘挺身队’一样沿着太行山爬上来，毒害着我们的人民，我们应当起而应战，打垮它，消灭它，夺取它的阵地！”并说：“我搞通俗文艺，还没想过伟大不伟大，我只是想用群众语言，写出群众生活，让老百姓看得懂，喜欢看，受到教育。”
为农民写作
不久，赵树理发起成立了边区“通俗化研究会”，就文艺通俗化、大众化的一系列问题进行理论探讨。同时，他也在创作中实践通俗化、大众化。1943年5月，他完成了著名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
《小二黑结婚》的素材是赵树理1943年初到辽县(今山西左权)下乡时获得的。当时他住在抗日县政府所在村里。一天，房东家来了个亲戚，愁眉苦脸，满腹心事。善于跟群众接近的赵树理与这位老乡拉呱起来，才知道老乡是到县上来告状的，说是自己的侄儿岳冬至被几个村干部打死了。赵树理问是因为什么？老乡说出了经过——原来，侄儿岳冬至是村里的民兵小队长，与本村的一位漂亮姑娘智英祥谈恋爱，但他们的家长却都不同意。岳冬至的父亲为了省钱，给他收了一个9岁的童养媳；智英祥的母亲贪图钱财，得了贵重礼物后将她许给一个富商。同时，几个村干部也看上了智英祥。智英祥不听从母亲的决定，也拒绝了村干部的追求，一心与岳冬至好。于是，村干部怀恨在心，设计圈套将岳冬至打死。赵树理非常同情这位老乡，帮他到县政府有关部门立案，并跟随调查人员到岳冬至村里了解情况。最终案件告破，坏人得到惩处。
赵树理从这个事件中看出农村封建思想的严重性与基层村干部的低素质问题，感觉应当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以引起人们的重视。同时，这也是落实边区文化人座谈会的一个实际行动。他考虑，如果只表现案件本身，肯定不会有多少深刻意义，最多是个坏人逞凶、好人受害的老故事。应当抓住封建迷信与婚姻自主这对矛盾设置情节。这样，作品就能切合人民群众的生活现实，蕴含比较广阔的社会意义；而且，也容易出故事、出人物。写好了，影响将是很大的。他联想起自己的父亲也是迷信的受害者，特别在儿女的婚姻大事上，一手包办，有些做法实在可笑；还有那许多农村妇女信神信鬼的事，封建迷信的毒害不可低估。想着想着，他兴奋起来：对，就以这个问题为小说的主导思想。下来就是人物了，要选一对青年男女，现成的岳冬至和智英祥是基础；另外，要创造两个深受封建迷信毒害的老一辈人，他们在目前农村中很有代表性；还要设置两个专门使坏的人物……他的思路越来越清晰，故事和人物都成熟了。不久，便写出了《小二黑结婚》。作品中的主人公小二黑和小芹的原型取自岳冬至和智英祥，但小二黑和小芹绝不同于岳冬至和智英祥，结局不是悲剧，而是自由恋爱取得了胜利，成为大团圆。这样写，既宣传了破除迷信、婚姻自主的思想，也符合人们的阅读心理愿望。另两个重要人物二诸葛和三仙姑，是赵树理在多年生活积累中对人物观察形成的形象，用来做小二黑的父亲和小芹的母亲，增强了故事性、喜剧性和典型性。
《小二黑结婚》是赵树理实践通俗化大众化创作手法的杰作，艺术上是十分成功的。彭德怀亲自写了“像这样从群众调查研究中写出来的通俗故事还不多见”，以示支持。小说出版后，立即受到太行区的广大群众热烈欢迎。仅在太行区就销行达三四万册，获得了群众的好评。太行山各村庄很流行秧歌剧，许多村子的群众自动地把《小二黑结婚》改编成秧歌剧，自演自唱，可见群众之喜爱了。
《小二黑结婚》引起的强烈反响，带给赵树理许多荣誉，但他并没有满足，又思考写作新的作品。那时，根据地农村的中心工作是减租减息，这是触动农民根本利益的大事。赵树理感觉这是个大问题，应当用小说的形式表现出来。于是，他根据自己下乡时获得的素材，写出了《李有才板话》。
《李有才板话》的印刷出版非常迅速快捷，用不着赵树理去催去问了。原因很明白：一方面由于《小二黑结婚》的轰动效应，赵树理获得了很高的知名度，读者经常到新华书店询问“赵树理出没出新作品？”作为出版机构，太行新华书店自然也愿意出版读者喜欢的书。
《李有才板话》发行后，受到读者欢迎的程度，不比《小二黑结婚》差。山东、东北、香港等地的出版机构也纷纷刊印；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全文转载，并配发多篇评论文章。赵树理的知名度更高了，原来对他坚持通俗化文艺道路有偏见的一些文化界人士，在现实面前不能不改变看法，承认赵树理的通俗化、大众化、民族化创作确实是一条路子。
赵树理接下去又创作出了《孟祥英翻身》《李家庄的变迁》《催粮差》《福贵》等小说，他凭着自己的实绩，在中国文坛打出了一片天地，声誉与日俱增。
为了认真研究、全面总结赵树理的创作，晋冀鲁豫边区文联于1947年7月下旬到8月初，用了半个月时间，召开边区文艺工作者座谈会。会上讨论了赵树理的创作道路和特色。
会议结束前，边区文联副理事长陈荒煤，作了题为《向赵树理方向迈进》的总结性发言，明确提出：“应该把赵树理同志方向提出来，作为我们的旗帜，号召边区文艺工作者向他学习、看齐！”
赵树理很不愿意会议把他作为学习榜样、作为一面旗帜、作为一个文学创作方向提出来，他很清楚自己的位置和作用，他需要创作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不需要名誉、地位。会后，他一如往常，生活方式不变，穿衣吃饭习惯不变，经常下乡的习惯更不变。
为农民写作
全国解放后，赵树理随工作单位——华北新华书店《新大众》报社进了北京。古都北京文化氛围浓厚，各路人才聚集，让赵树理这个太行山里来的农民大作家，既感到新奇，又有些不适应。他特意穿上了一身干部服，摘掉多年爱戴的毡帽。可是，他说话浓重的晋东南口音，他待人处事的方式，却无法脱去乡村味。北京人的生活方式，文人圈的清谈阔论，让他常常产生困惑。在此期间，他对组织大众文艺创作产生兴趣，多方奔走，发起成立了北京市大众文艺创作研究会，担任主席，吸收了京剧名家梅兰芳、马连良、荀慧生和通俗小说大家张恨水等加入；他创办了通俗化杂志《说说唱唱》，专门发表大众化作品，发现和培养出陈登科等一批青年作者。到了1951年初，中宣部领导为了让赵树理集中精力读书写作，调他到中宣部文艺处，摆脱了大量杂务；他先读了一段时期书，不久便离京回山西深入生活，后来把工作关系调到中国作协，成为专业作家。
但是，虽然身在北京，按说应当享受城市相对安逸的生活了。可他骨子里流着的农民血液，让他无法与城市融汇。他关注的仍然是农村的状态和农民的生活。从1949年进京，到1965年举家迁回山西，15年的时间里，他有一多半是在晋东南农村生活的。他跟农民们吃住在一起，如鱼得水般愉快。他把自己当作农民中的一员，操心庄稼收成好坏，研究农业政策的实施，帮助农民开展文化娱乐活动。他选择这种方式，一方面是为了体验生活，获取创作素材；另一方面是要同农民一道，寻找过好日子的途径，让农民能尽快从千百年的贫穷落后中摆脱出来。因而，他总是心甘情愿地充当农民的代言人，时时处处维护农民的利益。看到农民生活有起色，他就特别欣慰；发现农民政策有误，农民利益受损害，他就忧心忡忡；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惦记着的仍然是农民过着艰苦日子。可以说，在中国现当代作家中，没有几位像赵树理这样与农民的利益息息相关，这样期盼农民过上好日子的。
对58年的“大跃进”，赵树理实在是看不懂。各地频频放“卫星”，“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式的豪言壮语比比皆是。听到如此宣传，他不禁产生了疑问：农村真的就能有这么大的变化？他决定马上去实地看看。随后便匆匆去了山西阳城县，挂职担任县委书记处书记。
在县里的几天中，赵树理对“大跃进”的一些做法和数字、口号产生了怀疑，觉得有些虚夸。于是，他决定尽快到乡下亲眼看看实际情况。他先去了自己的老家尉迟村(此时沁水已经跟阳城合并)，看到的是大办集体食堂，全村人吃一锅饭的“景象”，村支书跟赵树理说：“起先我们也不想办，觉着众口难调，一家几口还不同口味呢，这六七十户吃一锅饭能行？可上边说我们是思想保守，说办成集体食堂人们才能一心一意搞大跃进，说这叫‘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我们看着顶不住了，这才办起来。”通过几天的调查了解和亲身体验，赵树理明显感觉到这集体食堂实在不是长远之计，肯定会带来无穷后患。
随后，赵树理又去了附近一个土高炉炼钢铁的“先进村”。村干部陪他去看一个工地，场面真是够热闹的：地上放着一大堆从各家各户收来的铁锅、铁盒、铁茶壶、钉子、铁门栓、火炉子之类，是准备炼铁的原料；一座用砖和土坯砌起来的土高炉内，炉火正熊熊燃烧。赵树理走到原料堆旁，弯腰翻拣了几下，问村干部：“这都是原料？”村干部得意地回答：“对，就是用它们炼铁呢！”赵树理心疼地说：“这里头还有好好的犁铧、鏊子、铁锅、火炉嘛，以后用起来咋办？”村干部回答道：“快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啦，这些锅、火炉都是一家一户的，吃食堂不用它们；犁铧更没用了，以后都是机械化种地！”赵树理真有些哭笑不得地说：“这还不知道是啥时候才能实现的事呢！”正说着，土高炉要出铁了。只见几个人忙乎了一阵，打开出铁口，一股铁水流泄出来。过了一会儿，温度逐渐降低，铁水凝固成一块一块的灰东西。等完全冷却，赵树理过去拿起一块来，反复看了看，对村干部说：“这就算炼成铁了？”村干部说：“是啊！是啊！”赵树理接着问：“这东西能做啥用？”村干部自豪地回答：“上边说过，用处大着呢：造火车、造飞机、造大机器，还要造人造卫星呢！”赵树理大声说：“这纯粹是一堆废物，啥也不能做！”他的心越抽越紧，想着这就是“大跃进”？完全是劳民伤财！
离开土高炉炼铁工地，赵树理又走了几个公社和大队，情况与这里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不少公社和大队干部专心在数字报表上做文章，可以比实际数字提高几倍甚至几十倍。有的村为了让上级检查团“亲眼见”粮食“卫星”，竟把几十亩地的庄稼运到几亩地上，说成是这几亩地的产量。而检查团的人也信以为真，又是表扬又是推广，又是登报又是广播。这种把戏却糊弄不了赵树理，他对一亩地能产多少粮食了如指掌，只能痛心地说：“人哄地皮，地哄肚皮，你虚报产量，到头来吃什么？”这些全民“大炼钢铁”的荒唐和把好多亩地的粮食运到一亩地放“卫星”的虚假，让赵树理的心情沉重无比，感觉浮夸风已经走到了极端地步，如果不紧急刹车，后患将难以挽回，农业生产必定会严重受挫，苦果只能让农民吞咽。
赵树理在乡下转了一圈，回到县城已是春节前夕，而“跃进”气氛更浓。他在参加县委会时，直截了当地谈了自己的见闻，谈了自己的认识和理解：“我这一个来月，走了不少公社、大队，实地看了‘大跃进’的做法。我觉得人民公社的优越性并没有充分显示出来，办集体食堂弊大于利，得不偿失；大炼钢铁纯粹是劳民伤财；基层浮夸风和假报风盛行；如此下去，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
春节前夕，阳城县委召开三级干部会，制订出1959年一个个不合实际的生产指标。赵树理再也坐不住了，在大会上几次打断正在作报告的一位副书记的话，对生产指标提出质疑，不赞成虚假做法。那位副书记根本不接受他的意见，并指责他是“老右倾、绊脚石”。尽管他力陈己见，却改变不了会议主题，县委也由此对他采取了敬而远之的态度。县委书记怕他在以后的会上再发表不同意见，搞得县委难堪，婉转地劝他回老家尉迟住一段。他明白县委的意思，说：“我这人就这脾气，有话爱当面说。我知道我不可能改变县委的决定，就回尉迟吧。”在尉迟住了些日子，心里又焦急又烦闷，正好收到中国文联的电报，要他回京开会，便离开了阳城。
农民的代言人
赵树理回到北京，还是忧心忡忡，整天想着农村那一幕幕浮夸情景，担心农业生产会恶化。在参加各种会议时，在跟朋友交谈中，总讲自己在乡下见到的浮夸现象，讲基层干部头脑发热乱指挥生产的现状。有朋友劝他：“老赵，你说的这些情况跟新闻宣传的调子可是相反的。还是少说些吧，省得惹出麻烦来。”他却不以为然，说：“我是担心农业生产垮掉，到时受苦的是老百姓。”他认准的事不回头，不光嘴上讲，并且凭着一位作家正直的良知和不计较个人得失的心胸，写出了一万多字的长文《公社应该如何领导农业生产之我见》，站在农民利益的立场上，发表了对农村工作的看法，主要观点与党中央刚刚在庐山会议期间批判的彭德怀的“万言书”基本相似。有点“不识时务”的赵树理，明知这是一篇“不合时宜”的文章，还要寄给当时《红旗》杂志的负责人陈伯达。正如他在附信中所说：“在写这文章时候，因为要避免批评领导的口气，曾换过四五次写法，最后这一次虽然把这种口气去掉了，可以要说的话也有好多说不进去了。即使如此，这文章仍与现行的领导方法是抵触的，我估计不便发表，请你看看给我提出些指正——说不定是思想上有了毛病。不过即使是那样，我也应该说出来。”他之所以这样做，是期望能引起中央决策层的注意，尽快改变农村工作方针。
遗憾的是，赵树理的良苦用心无人理解，带来的却是一系列无情打击。陈伯达收到赵树理的文章，如获至宝，马上把文章作为反面材料，转给中国作协党组。中国作协不敢怠慢，很快展开了对赵树理的批判，锋芒颇为激烈。一些名气很大的作家上纲上线指责赵树理，说他与彭德怀一唱一和。赵树理面对压力，并没有改变自己的看法，只是以沉默对抗。而阳城县委听说赵树理被当作“右倾”典型批判，非常高兴，专门组织人员把他在阳城的一些谈话，整理成“赵树理右倾言论材料”，送到省里和中央，进一步提供了赵树理的“罪状”。
最后，他终于没有能看到农民的生活得以改变，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人世。如果赵树理能活到现在，按照他的一贯性格，依旧会做农民利益的代言人，他会在充分肯定市场经济积极作用的前提下，坚决地与腐败现象抗争，倡导农民共同致富。遗憾的是，赵树理已经成为故人，而赵树理式的作家却难得一见了。
赵树理时刻想着农村，想着农民，想着农民的利益。而且想得那么投入，那么执着。可以说，这就是赵树理的性格特征。正是这种性格铸就了赵树理崇高的人格，也是他能够写出一部又一部脍炙人口的小说、创造出一个又一个让人难忘的形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获得重要地位的重要原因。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赵树理选择文学创作道路又是一个悲剧。文学让他把聪明才智贡献得淋漓尽致，文学也让他耗干了心血。在人生的大多数日子里，他愉快的时候不多，总有这样那样的难题围绕着他，最终以令文人心悸、令大众灵魂震颤的结局离开了这个世界，演绎出了一幕人生大悲剧。
赵树理的这种性格，致使他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写作风格，也只能是传统式的。虽然他的工作关系和户口在北京十几年，但他实际上却是个乡下人。他无法适应京都的政治、文化、生存氛围，总有一种压抑感，只有传统的生活方式才能让他舒心。他的写作风格，基本上是承续了中国传统文学的表达方式，这样做，既是体现他为普通群众提供精神食粮的观念，更是他性格特点的必然选择。
赵树理的创作丰富了中国文学宝库，不少作品成为传世之作，文学观念成为研究课题；同时，他的人生悲剧也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历史的、现实的思考。但愿文坛不断产生《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式的优秀作品；但愿文坛不要再发生赵树理式的人生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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