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沙可夫同志有两点鲜明印象:第一,他的作风非常和蔼可亲,从来没有对他领导的这些文艺干部疾言厉色;第二,他很了解每个文艺干部的长处,并能从各方面鼓励他发挥这个专长。遇到有人不了解这个同志的优点所在的时候,他就尽心尽力地替这个干部进行解释。
这好像是很简单的事,但沙可夫同志是坚持不懈,并且是非常真诚、非常热心地做去的。
当时,晋察冀边区是一个战斗非常紧张,生活非常艰苦的地区。但就在这里,聚集了不少从各路而来,各自抱负不凡的文艺青年。
在这些诗人、小说家、美术家、音乐家和戏剧家的队伍前面,走着沙可夫同志。他的生活和他的作风一样,非常朴素。他也有一匹马吧,但在我的印象里,他很少乘骑,多半是驮东西。更没有见过,当大家都艰于举步的时刻,他打马飞驰而过的场面。饭菜和大家一样。只记得有一个时期,因为他有胃病,管理员同志缝制了一个小白布口袋,装上些稻米,塞到我们的小米锅里,煮熟了倒出来送给他吃。我所以记得这点,只是因为觉得这种“小灶”太简单,它反映了我们当时的生活,实在困难。
这些琐事,是他到边区文联工作以后,我记得的。文联刚刚成立的时候,他住在华北联大,我那时从晋察冀通讯社调到文联工作,最初和他见面的机会很少。事隔几年之后,有一次在冀中,据一位美术理论家提供材料,说沙可夫同志当时关心我,就像关心一个“贵宾”一样。我想这是不合事实的,因为我从来也没有当“贵宾”的感觉。但我相信,沙可夫同志是关心我的。因为在和他认识以后,给人的这种印象是很深刻的。
当然,沙可夫同志也很关心这位美术理论家。他在那时负责的工作相当重要。
我很明白:领导文艺队伍和从事文艺创作是两回事。从事创作不妨有点洁癖,逐字逐句,进行推敲,但领导文艺工作,就得像大将用兵一样。因此,任用各种各样的人,我从来也不把它看做是沙可夫同志的缺点,这正是他的优点。在当时,人才很缺,有一技之长,就是财宝。而有些青年,在过去或是现在,确实是发挥了很大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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