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斩断你手上的锁链，获得整个世界，马克思给我们创造了共产主义的武器。世界工人联合一起，打破现社会制度，让那些垂死统治阶级在革命面前发抖……”——《共产主义进行曲》（纪念马克思）
1926年春，在春雨霏霏中，陈维敏登上远航的海轮，离开上海远赴巴黎，开始了他“寻找光明”的旅程。他是被迫以成亲为代价，换得了去法国学习音乐的机会，以丧失婚姻的自由换取思想的自由，代价可谓沉重。
在法留学期间，他在熊禹九和萧振汉的介绍下，正式成了一名共产党员，次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维敏奉命率同七八名同志辗转前往莫斯科。
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上，对其影响最大的“洋学府”，恐怕要数莫斯科中山大学了。这所异国学校在上世纪20年代后期聚集了一大批中国青年精英，从这里走出的骄子，陆续成为国共两大政党的风云人物。
“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为了教学方便，苏联老师给同学们都取了俄文名字，我父亲的俄文名是：亚历山大·阿列克赛·沙可夫，后便用此译音为中文名字。”从这一刻起，他开始了全新的政治生命，他早已不是那个闷在屋里苦学音乐、感慨报国无门的青涩少年，他是一名无产阶级的战士，他的名字叫沙可夫。
经过了4年的学习，沙可夫学成归国。
然而上天似乎不愿他如此风平浪静地回来，它已经为这个急于报效祖国的年轻人准备好了最后一道关卡，这是一场真正的考验，一场生死攸关的考验。
1931年的夏天，从天津始发的轮船缓缓驶入上海，从船上下来一个裁缝模样的年轻人，旁人叫他王金龙。他一进旅馆，立即开始写信联系组织，但接头的信箱早被国民党特务盯上了。随即赶来的特务闯进旅馆，不由分说将他投进了监狱。
这个王金龙，就是沙可夫。
但受尽鞭打、火烙，严刑拷打之下，他始终沉默不语。奉命拷打的国民党官员困惑了，他们不明白这个瘦弱的年轻人居然如此倔强。他们甚至开始害怕，这个年轻人眼中灼灼燃烧的信念的火焰。只有沙可夫真正明白，滥用暴力才是虚弱的表现。真正强大的是思想，是心灵，是从内心深处爆发出来的爱国激情。
后经党组织的多方营救，沙可夫于10月被释放出狱后，暂在家乡隐蔽疗养。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回家。此后的生涯中，他将踏上一往无前的红色征程。
一个迫切而庄严的任务
“我们是艺术工作者，我们是抗日战士，艺术是我们的武器，为苏维埃而战斗，为打倒帝国主义，为争取中国解放、独立、奋斗到底……”——《鲁迅艺术学院院歌》
在1933年3月30日出版的《红色中华》上，刊登着这样一篇报道，报道中被称为“开辟了苏区文化教育的新纪录”、“是苏维埃文化与工农大众艺术的开端”的戏剧，正是由沙可夫执笔创作的多幕剧《我——红军》，该剧在瑞金的首演，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轰动一时，此时距离他来瑞金才一年时间。
而他的另一部戏剧《血祭上海》的成功演出，则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鲁迅艺术学院的诞生。
当时，中央宣传部特地举行会餐招待慰问《血祭上海》的全体演出人员，那是1938年的1月。同席的还有毛泽东，他在谈笑风生之余，希望这个集中了许多人才的演剧集体不要散，要继续排出好戏来。于是，有同志建议创建一所艺术学院，立刻得到了毛主席的赞许。
这是个迫切而庄严的任务，作为筹建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负责人之一，沙可夫遇到了空前的困难，没有校舍、没有师资、没有教材，什么都没有。“当时在根据地创办这个学院是十分困难的，在沙可夫等同志的努力下，白手起家，从几个破窑洞办起了一个规模相当大的艺术学院，从几个人发展到800多人，实在是极不容易的事。”已故的著名导演崔嵬曾经这样评价道。当时沙可夫是鲁艺的副院长，院长暂缺，于是他既在戏剧系教课，也在文学系讲《苏联文学》，又会在全院上大课教俄文。
当年鲁艺汇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文学家、艺术家和有志于文艺事业的革命青年：穆青、贺敬之、冯牧、李焕之、于蓝、秦兆阳、黄钢、康濯等均为鲁艺学员，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都将在不远的将来照耀整个文坛。
1939年，那是一年中最炎热的7月，沙可夫接到一个新的任务。华北联合大学要挺进华北敌后去开展国防教育，作为鲁艺的创建人之一，鲁艺这个梯队由他率领，在罗瑞卿、成仿吾的指挥下，开始了长途跋涉的行军生活。
道别的这一天来临了，“到敌人后方去，把鬼子消灭尽。”歌声响彻山间，回荡在延河两岸。头顶着烈日，背起行囊，一身戎装的沙可夫手牵着一匹绛色的马，走在队伍前面。
“从夏天到秋天，一路上我们有时被敌人追击；有时被敌人占据了我们的宿营地；有时我们几天几夜连续行军，甚至还有吃不上饭的时候。”沙可夫一路指挥与开导，让这群未曾经历过战火的知识分子能够斗志昂扬、坚持行军，难怪他的学生司丁，在回忆这段经历的文章里深情地写道：“他是我尊敬的上级，亲切的老师，战争中的战友。”
他的女儿陈汉丽，至今还保存着一架沉甸甸的老式双筒望远镜，那是她父亲一直带在身边的。这架望远镜曾经见证过沙可夫一路险象环生、生死交织的征程，也经历过沿途晨雾的洗礼、夜露的沾湿、风沙的打磨。那一次的行军，他一定也带着这架望远镜，他一定透过镜头焦急地眺望过远方，唯恐敌人的追击与埋伏。
就是这一年的中秋之夜，在皎洁的月光下，这支革命的文艺队伍，终于顺利抵达晋察冀边区。当时那里是一个战斗非常紧张、生活异常艰苦的地区，在他与众多有志青年的努力下，党的革命文艺工作终于得以继续生根发芽、茁壮成长。
尾声与新生
“在这海阔天空的清净世界里，在这巩固的祖国海岸上，呼吸着清爽、自由的空气，忘记了身上所有难治的病痛。沉浸在严肃而激动的思绪里，我感到无比的喜悦和力量。”——《海边抒情》
1961年，青岛的海边，一位年近花甲的老者迎风而立。天高云阔、海鸥长鸣。
他从嘉兴海宁的小镇出走，聆听过塞纳河畔的乐声，感受过莫斯科的风雪，投身于解放区热火朝天的文艺创作。他放弃了乐器的长弦，举起了艺术的利刃，向敌人的心脏扎去。他是一位战士，一位名叫沙可夫的艺术战线的战士，他的武器是艺术，他的战场是舞台。在他的手中，鲁迅艺术学院、华北联大、中央戏剧学院先后创建起来，为日后新中国的艺术教育，源源不断地输送着新鲜的血液。
此刻，他突然很是想念那个远在海宁袁花的家乡，那里一样有着湿润的海风。他想再听一次妙果山竹林里的风声、再看一眼钱塘江的潮涌、再沿着宁袁塘河缓缓地散步，是时候回家了，是时候回家了。但他却再也没有回去。
“那年春节，他回北京参加我的婚礼，然后又回青岛疗养，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成了永别。”陈汉丽缓缓地诉说她与父亲的诀别，充满了深深的遗憾，“父亲的一生正如张爱萍将军对他的评价那样：他是一位艺术战线上的真正的共产党员。”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