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溶溶：1923年生，广东鹤山人。上海大夏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曾任职少年儿童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儿童文学作家、翻译家。曾翻译了大量外国儿童文学名著，翻译作品有《安徒生童话全集》、普希金童话诗、意大利童话《木偶奇遇记》、《洋葱头历险记》、英国童话《彼得·潘》、《柳树间的风》、瑞典童话《长袜子皮皮》、《小飞人》等。创作儿童文学作品有童话集《“没头脑”和“不高兴”》、儿童诗集《小孩子懂大事情》、《我妈妈的故事》等。
典型的老上海楼房里住着一位典型的老广东人。任溶溶先生在上海住了70多年，一见广东老乡来访，格外开怀，时不时操着广州西关话。“我对广州话略有研究，我曾经编过广州话词汇，用拼音来搞广州话。懂得广州话，学日语、学韩语有好处。”他笑眯眯地说，“我现在重温日文，还开始学韩文，我喜欢韩剧，也学学全智贤怎么读。”
谈罢广州旧事，又问起时下新闻，任溶溶神情像小孩子一样地说：“我希望你能够在广东反映一件事情：作为在外地的广东人，很想听到家乡的声音。我在广东电视台看到《外来媳妇本地郎》，很感兴趣，因为讲广东话。我觉得现在各地的电视台千篇一律，那些电视剧各个台都是放来放去。广东电视台是不是可以多播放一点有关广东的节目？比如广东戏，一个星期放一次，让外地的广东人听到乡音。”
回顾人生历程，任溶溶觉得自己一生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文字改革，就是现在的汉语拼音、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我十几岁就从事文字改革工作。还有就是儿童文学。我的翻译是跟儿童文学结合在一起的，翻译只是工具而已。我觉得我的翻译主要目的除了给儿童看以外，就是给儿童作家一点好的作品参考。我觉得文学艺术是各有各爱的，不能强求统一。我也有爱与不爱，我喜欢比较热闹、比较滑稽的作品，张天冀就是这样的。我也有很严肃的时候。但是这些世界上公认的儿童文学作品，不管你爱也好，不爱也好，应该要看一看。”
生活中，任溶溶爱古典音乐，爱京戏。最爱的古典音乐是贝多芬和柴可夫斯基。他笑道：“我曾经是京戏迷，我变成京戏迷是从反对京戏开始的，没有看过京戏又反对京戏，是没有力量的，于是我去看，结果入迷了，还能唱两句。我觉得京戏恐怕要很闲很闲才能看得下去。”
现在，任溶溶不大出门，每天在家里学点外文，写点东西。也时常读点唐诗：“我现在特别喜欢唐诗，因为我写儿童诗。新诗好像越走越困难，老百姓不认同白话诗。我想诗歌还是要有一点格律，但是旧体诗又不能传下去。”
任溶溶说，他的父亲活了90岁，母亲活了98岁。“我小时候身体很不好，但是我们广东人有个好处，会补身体，所以后来身体补得非常好。”谈到日近中午，我起身告辞，他说：“要不要和我一起吃碗面再走。”
“我现在脑子里都是广州”
任溶溶祖籍广东鹤山，1923年在上海出生，5岁回广州，先读私塾，从《三字经》念到《孟子》，后进小学，在小学时已能文言文作文。在广州，任溶溶度过了愉快的童年，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直到抗战爆发才离开。
南方都市报：小时候在广州时的生活还有没有印象？
任溶溶：我现在脑子里都是广州，怀旧。我住在西关，所以我的广州话是标准的广州西关话，我现在最爱的是广州话。我在广州的生活非常好，没人管。我父亲在上海开店，上海寄钱到广州。我父亲和我亲生母亲在上海，谁领我呢？是我的大母亲。我父亲有三个老婆，我父亲很会安排的，乡下有一位老婆，广州有一位老婆，上海有一位老婆，上海的老婆是我亲生母亲。我的大母亲是个文盲，不像现在的父母管孩子管得那么严。我读了不少书，我一生当中最快活的事情就是遇到很多贵人，像广州有一个我父亲的叔父——叔公，他会烧菜，星期六星期天就要带我出去玩，晚上吃一顿，回家，舒服吧？
南方都市报：在广州时有没有学外语？
任溶溶：我小学四年级就学外语，我的那个学校挺不错的，就是岭南大学的附校，外国人办的。那些老师真是好，我看现在完全可以当大学教授，水平很高。那些老师也很会做饭，大概工钱很高。(笑)我现在想起来，他们都是少爷小姐，常常请我们到家里去，茶点招待。
南方都市报：当时在广州吃的饭馆有没有印象？
任溶溶：我记得当时饮茶是最多的，我们小孩子只有星期六下午和星期天由叔公带着去。那时候的北园是郊外，不像现在这么热闹。这个北园太漂亮了，完全是郊外搭起来的农社，那碗虾仁面是没说的！那时候我们去黄花岗，好像是去长途旅游。(笑)我家在西关文昌路，那时候好像还没有广州酒家。我的学校在荔枝湾，我最爱游泳，每天下了课就去游泳，吃艇仔粥！
南方都市报：1937年抗战爆发时广州乱到什么程度？
任溶溶：轰炸！广州炸得一塌糊涂，现在给日本军国主义算的账主要是南京大屠杀，其实杀的人太多。广州炸死的人就不得了。夏衍当时在广州，后来写文章回忆当时的广州，太惨了，出了门不知道能不能回到家。我本来也不懂的，在广州的阳台一望出去，哎呀，可怕，可怕。所以到鹤山乡下住了三四个月，我过去以为家乡离广州很远，现在才知道开车只要一个多钟头。过去坐渡船，要一夜。1938年春节后，我到上海。
南方都市报：后来还有回过广州吗？
任溶溶：我1947年去过一次广州。解放前，上海到广州没有火车直达，坐船要经香港，再从香港坐船到广州，就停在长堤。1950年回去过，再有就是最近几年回去过。
“陈毅就像赵子龙”
到了上海后，任溶溶入读中学，与草婴同学。1940年，任溶溶念到初三，决定和两个同学从家里溜走去苏北参加新四军。出发的那天是10月17日，他依照这个日期改了个名字叫“史以奇”，后保留姓氏改为“任以奇”。任溶溶在新四军几个月后，因肝炎回到上海治病。
南方都市报：你从鹤山乡下回到上海后，家里有没有变化？
任溶溶：到了上海，我住在租界，现在的四川路北京路。我父亲是个很精明的人，他是经营洋纸的，原来住在虹口，就在打仗的前几天，搬到租界来，所有资产都保存了。所以我回到上海来就能过日子，否则就完了，破产了。
南方都市报：到了上海读书怎么样？
任溶溶：先读了一个学期的岭南中学，学生都是广东人，我到上海不会讲上海话，完全是个“小广东”。上海这个地方最大的特点是五湖四海，没有什么地方观念。后来我换了一个外国人办的中学，就跟草婴同学，主要课本多是用英文的，除了国文、地理是中文。我念到1940年底，到新四军去了。
南方都市报：怎么去了新四军？
任溶溶：大家都要抗日，要进步。我们那个中学有地下党。当时要去新四军很容易的，在外滩坐船到苏北，日本人躲在码头的碉堡里，只有我们船到了，他们要检查行李，我就那么见过一下日本人。后来见到的就是汉奸了，再后来连汉奸也没有了，汉奸也要活命，两边讨好。10月17日到新四军，我本来要叫“史以奇”，带我们去的王益说，姓就不要改了，所以叫“任以奇”。我呆了五六个月。
南方都市报：你在新四军里做什么？
任溶溶：我在那里倒学到了很多东西，编《战士报》，写标语，教唱歌，有时候打点小仗。到临时的伤兵医院给他们写信，我虽然是中学生，但也是知识分子。我还学会了木刻，报纸的插图是用木头来刻的。
南方都市报：在新四军里所见所闻中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
任溶溶：经常看见陈毅，看见得最多的是粟裕。(笑)陈毅漂亮，我从小看《三国演义》，最崇拜赵子龙，我觉得陈毅就像赵子龙的样子，不像后来那么胖。我第一次去，听他演讲，讲十月革命，因为我十月去的。我在那里的时候，皖南事变发生了，于是皖南大批的人到苏北来。后来刘少奇来了，我很荣幸地参加了宣布陈毅担任新四军代军长的会。
南方都市报：当时新四军里的风气如何？
任溶溶：非常好，都是向上，都是老百姓来参军，知识分子也纷纷来参加。我回来以后，还有很多知识分子去参加。
南方都市报：后来你怎么回来了？
任溶溶：我因为肝炎回来了，回到上海治病，结果就在上海从事文字改革工作。当时领导我们的人是姜椿芳，草婴跟他很熟悉。我们编《语文丛刊》，一直编到太平洋战争爆发。
“越来越感觉到中文非常难”
1942年，任溶溶进入大夏大学中国文学系，教师中有郭绍虞、刘大杰等名家。任溶溶和郭绍虞多有交往，受益匪浅。
南方都市报：怎么去读大夏大学中国文学系？
任溶溶：原因很简单，我想中文太难了。我现在越来越感觉到中文非常难，我经常读别字，现在一本字典总是放在手头。很多汉字都不是老师教的，都是自己看小说学来的，有些是“秀才识字读半边”，不是太准，再加上我是广东人，有时候广东音搞来搞去，所以常常发现读别字。我现在得到一个经验：读别字是很正常的。我干了几十年编辑，现在还读别字，你怎么要求别人呢？所以文字改革还是对的，汉语拼音真是好，学汉语方便得多了。
南方都市报：大夏大学在当时是个什么样的学校？
任溶溶：大夏大学是私立的，现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地址就是大夏大学的，但是我是在敌伪时期的租界读的，不是现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当时日本人占领了。
南方都市报：你的老师都有哪些人？
任溶溶：我的老师非常好，郭绍虞先生、刘大杰先生，都是名教授。我真是幸运，遇到他们。特别是郭绍虞先生，我跟他非常熟。
南方都市报：刘大杰先生上课是什么样的？
任溶溶：几位先生不同的。刘大杰先生讲课最好听，他根本不讲课，在聊天，他不是写了一本《中国文学发展史》嘛，他的课不需要讲，读他的书好了，所以上课就是聊天，他非常会讲课，反正上他的课是很轻松的。
南方都市报：郭绍虞先生上课又有什么不同？
任溶溶：郭绍虞先生相反，完全是老学究，上课就是上课。从点名就晓得了，其他教授点名都是一个过场，点名时头也不抬的，郭绍虞先生点名时还要看看人，我是经常在学校代人家报到的，只有郭先生的课没有办法。郭先生口才不好。他是京派，跟周作人很熟，周作人当了汉奸，他怕周作人拉他出来做官，所以跑到上海，住在开明书店。抗战胜利后，他家人才到上海。我跟他为什么很熟呢？他每一个星期天要到苏州去，他要回去看母亲，当时买火车票不容易，我们有一个同学是有关系的，能买到火车票，那个同学把火车票拿来交给我，我到开明书店交给郭先生。当时郭先生最有名的是文学批评史，后来我搞了儿童文学，我很抱歉地跟郭先生说：“我没有把你的本领学到。”他说：“儿童文学也很好。”
南方都市报：你的毕业论文写什么？
任溶溶：我毕业的时候，日本人已经投降，我的论文的名字是《晚清四大小说家》，当时为写论文而写论文，为了写这个论文，我把清朝的文学杂志都买回来了，可能我将来有一部书还可以捐给上海图书馆。
学外文要花死功夫
大学毕业后，任溶溶从事文学翻译工作，1949年后曾在少年儿童出版社主管外国文学编辑工作，后任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编辑《外国文艺》杂志。任溶溶学习了多种语言，曾用俄、英、意、日文翻译了大量外国儿童文学名著。
南方都市报：毕业以后为什么从事翻译工作？
任溶溶：一个大学同学毕业以后进了儿童书局，他知道我搞点翻译，就对我说：“你帮帮忙，每一期给我几篇稿子”。我到上海卖外文书的地方，那些儿童书真的很吸引人，一开始主要还是童话。哎呀，那些书漂亮！于是开始翻译。后来姜椿芳用苏联的名义办了一个时代出版社，他说：“你就翻译苏联的作品好了。”
南方都市报：你那时候懂俄文吗？
任溶溶：我的俄文就向草婴学的。后来给我介绍家庭教师，姜椿芳说：“你给我们时代出版翻译好了。你翻译一本，我们给你出一本。”哎呀，我连生活都解决了，那么就翻译儿童文学。解放前翻译的都是给时代出版社，解放后我变成搞儿童文学创作的人了。
南方都市报：怎么从翻译走向创作的？
任溶溶：我觉得翻译外国作品对我来说是一种学习，先从翻译开始，后来走上创作的路。解放后，一开始还是搞文字改革，后来就进少年儿童出版社。“文革”到干校，干校把所有从事翻译的人集中起来，成立一个翻译连，草婴也在内。因为当时周总理要求翻译世界各国的历史书，我们分到的是北非史。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个翻译连就变成上海译文出版社，我就一直做外国文学的编辑。这个工作对我来说很好，因为我本来只管儿童文学，后来业余搞儿童文学，读了很多很好的作品。译文出版社有各种编辑，所以碰到不懂的时候，日文我找日文编辑，韩文找韩文编辑，法文找法文编辑。
南方都市报：你懂几国的文字？
任溶溶：我的几种外文水平都不太好，但是我能用的是英语，早期是俄语，也学过意大利语，日语也懂点。所以我觉得学习是没有底的。“文革”前，我都是用俄文翻译。“文革”后，我主要是为儿童文学考虑的，世界上其实有很多很好的儿童文学，过去由于政治原因，翻译也有偏的。有些作家没有政治色彩的，我们一般也不大去介绍。
后来跟苏联吵翻，没有什么东西好翻译了，到“文革”的时候只翻译越南、朝鲜的作品，他们又没有多少作品。所以我自己后来就搞创作了。因为我翻译下来，觉得我自己也可以写，而且写出来恐怕比他们还要好。这点自信还是有的。
南方都市报：怎么学了那么多种语言？
任溶溶：我的外文都是在“文革”中学的。我买了很多意大利文的书，“文革”期间，白天去劳动，晚上回家，我买了一本意大利文的《毛主席语录》，就那么学。学日文是这样，我年轻的时候对日本有看法，不学日文，其实那时候假使学日文的话，条件很好。“文革”后期，电视台开办学日语，教师就是郭沫若的儿媳妇，我就开始学。当时一个法文班，一个日文班，我两个都学，后来想：不行，不能两个都学，后来选了日文，因为中国人学日文，有点底。后来懂点语法以后，就自己看书。后来负责《外国文艺》的时候，长期负责日文的编辑，也跟搞日文的人打交道。其实，学外文不困难的。假设我现在学西班牙语，一定很方便的，因为意大利语跟西班牙语有很多相似的地方，因为它们的语系是一样的。
南方都市报：几种语言中，你最精通的是哪一门？
任溶溶：都不太精通，最熟悉的恐怕是英语，俄语恐怕已忘掉了，多少年没有碰了。
南方都市报：哪种语言你的口头表达得好？
任溶溶：口头都不大能表达，就书面碰到。假设让我到日本或美国呆半年，会进步得很快，逼出来的嘛。
南方都市报：学会了那么多语言，有什么秘诀？
任溶溶：爱好。学外文一定要花一到两年的死功夫，这两年没有什么兴趣可言，把语法、基本的词汇要大量地记一批，之后就好办了。学语言，一定要到语言环境里。
“儿童文学对我是很好的享受”
任溶溶最喜欢的是从事儿童文学的创作，一旦环境允许，他就沉浸于儿童文学的世界里，创作了童话集《“没头脑”和“不高兴”》、儿童诗集《小孩子懂大事情》、《给巨人的书》、《我妈妈的故事》等影响深远的作品。
南方都市报：你创作儿童文学最多的是在什么时候？
任溶溶：(上世纪)60年代，那时候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翻译了，跟苏联都搞僵了。我喜欢写儿童诗。
南方都市报：那时候的环境适合搞儿童文学？
任溶溶：60年代曾经有过一个比较宽松的时期。对我们知识分子来讲，解放后是一点一点越来越走到困境，运动很多，但是我感觉到“反右”之后越来越紧，“反右”之后，又来一个思想整风。我就是在思想整风里面思想不通，我想：我一直是跟着党，怎么搞了半天，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到了60年代有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比方我们政协还开“神仙会”，叫“神仙”就可想而知，因为“反右”以后，大家都不讲话，都不想。那么党还是想让知识分子讲讲话，还有陈毅不是说给知识分子摘帽嘛，后来这个报告也被认为不对。我就在这个时候写东西，当然我写的东西有些也是比较“左”，我一直是跟党走的，也比较僵化，我一直到“文革”开始还觉得是要“反修”。当时是写了很多东西，也有地方发表，好在我是写儿童的东西，还好一点。一直写到“文化大革命”就不写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又来动员我写了，我就又写了。
南方都市报：听说你喜欢上饭馆，把钱花光了，后来“文革”抄家的时候，家里抄不出多少钱？
任溶溶：只有一块四毛钱。(笑)我是广东人，爱吃，刚解放的时候，稿费真是很多，所以就吃。我母亲说我是“脱底棺材，吃光算数”。到现在还是爱吃，但是现在不敢把钱用光，因为老了，到底还是要用钱的。
抄家抄了两次。一次是少儿社，一次是我父亲的单位，我父亲不是资本家嘛，抄家搞得一塌糊涂，看到一块四毛钱的存款，他们不相信，还斗过一次。我懂得一个道理，我们老话叫做“宁为鸡口，莫为牛后。”但是在“文革”的时候，我懂得“宁为牛后，莫为鸡口。”牛鬼蛇神排座次，我已经排到十几名，就在牛后了，因为我在我的出版社已经有很多老前辈了，像陈伯吹等大批的人。我就懂得出头不好，还是跟在后面好过一点。所以我没有首当其冲。
南方都市报：“文革”结束之后，你发表了不少儿童文学作品。
任溶溶：我曾经想，等我没有东西翻译了，就来搞创作吧。这个思想是错误的，所以我现在建议所有年轻的作家应该趁精力旺盛的时候就创作，不要去等，到老了，有时间写了，倒是写不出来，因为跟生活有关。
南方都市报：儿童文学对儿童来说，有什么益处？
任溶溶：儿童文学对我来说，有很大的魅力。因为她很有特点，既能给儿童看，对我来说，也是很好的享受。有一个很重要的儿童文学作家贺宜说过，儿童文学是个小百花园。我认为很有道理。儿童文学有儿童小说、儿童诗、儿童散文、童话，写的东西也可以五花八门，可以写现实的，也可以写幻想的，比成人文学更丰富多彩。而在写作上，更淳朴、更天真。所以我非常爱这个。要写出好的儿童作品，确实也容易的。儿童文学当然要给儿童快乐，同时又是一种陶冶。儿童要长大，长大了也不会忘记小时候读过的好东西的，你骗他，将来他长大，他晓得的。等于我现在还是很感谢张天冀一样，还不是因为他后来的成人文学作品像《华威先生》，而是包括他的儿童文学。
现在有中年人对我：“哎呀，我小时候读过你的书。”你别说，我心里还是蛮高兴的。所以我们儿童文学工作要让小孩子小时候读，觉得很非常好，等到他长大还觉得这个作品是文学作品，像安徒生，像《木偶奇遇记》。
1923年生于上海，1945年在上海大夏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后，从事文学翻译工作，1949年后曾在少年儿童出版社主管外国文学编辑工作，后任上海译文出版社编审，编辑《外国文艺》杂志。
曾用俄、英、意、日等多种文字翻译了大量外国儿童文学名著，同时从事儿童文学创作。翻译作品有《安徒生童话全集》、普希金童话诗、意大利童话《木偶奇遇记》、《洋葱头历险记》、《假话国历险记》、英国童话《彼得·潘》、《柳树间的风》、《随风而来的波平斯阿姨》、瑞典童话《长袜子皮皮》、《小飞人》等。创作有童话集《“没头脑”和“不高兴”》、儿童诗集《小孩子懂大事情》、《给巨人的书》、《我妈妈的故事》等。
任老先生今年八十二，言语中爱运用的句式是：“我最喜欢什么，我最佩服谁，我最害怕……”
他教儿子下棋，儿子学会了，快赢他了，他就让儿子另请高明，以便让自己始终保持不败的地位。
我拿出《棉球方块历险记》玩偶向他炫耀，他眼神呆了一呆，一下子就说出了电影的名字。须知，连许多年轻人都没有看过这部美国动画片。
他在送给我的书上签名：……任溶溶于上海家中椅子上面。
他住在一间住了五六十年的老洋房里，有一次听说这片房可能要被拆迁，他跑到好友、翻译家草婴家里大哭一场，他说他只会在草婴面前哭。其实他工作生活的那个房间好像连窗户也没有。
他说他感谢《哈利·波特》——儿童文学和侦探小说一直难入大雅之堂，《哈利·波特》给了文学一个冲击，儿童文学家成为大富婆的只有J·K·罗琳，连大文学家也要眼馋啊。
他希望中国最好有出版社重金悬赏翻译《爱丽丝漫游记》，因为这本书中文字游戏多得不得了，太难翻译了。
色彩鲜艳的衬衣，充满生机的植物，恰是一位在童话世界遨游半生的老人最好的陪衬。特约记者彭辉摄
小时最爱《济公传》，不爱看《红楼梦》
我4岁启蒙。一清早四五点钟就被家人从床上拖起来，头上盖一块包袱皮，堂兄抱着我到老师家里去。先向孔老夫子叩头，再向老师叩头。老师给我取了一个学名叫“任干强”，还教了我几句三字经：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垂于后。我在“文革”时自我检讨名利思想的根源，说我四五岁受孔孟之道之害。
我的前一辈是从旧学开始，在我那一辈已经提倡新学，但我父亲虽然是开店的商人，却爱“附庸风雅”，结交了很多文人。正在他飞黄腾达的时候，家里接到黑社会的恐吓信，我就被家人送到了广州，读了三年私塾。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我就会用文言文写文章了。
我不识字前读了大量连环画，等到识字后，看了很多章回小说，小时最爱《济公传》，大概我小时就爱滑稽。
小学时读四大名著，不爱看《红楼梦》，我对婆婆妈妈的东西不感兴趣。《三国演义》也是一定要诸葛亮出来之后才好看，看到诸葛亮死我就不看了。
我发现一个问题，读那些翻译过来的书，译者翻译得越卖力，我读得越吃力。我读罗念生的《希腊喜剧》和《希腊悲剧》，一字一句地读得特别认真，结果上了当，越读越糊涂。
因为它的注解特别多特别长，而且全都在书的后面，我前翻翻后翻翻，读了注解就忘了故事里面讲的什么。
等我做了父亲，才体会到父爱
过去我总是讲母亲，不大讲父亲，因为他从来没有抱过我。老式的父亲回家问一句：“孩子好吗？”“好。”那就没他什么事了。
而且我父亲当时更疼爱我哥哥，旧社会都最爱长子。
父亲看戏或者旅游都带哥哥去，我奶妈觉得我父亲太偏心，但我不吃醋，我也爱我哥哥。我写过一首诗歌《一个可大可小的人》，起因是父亲带哥哥去普陀山不带我去，理由是我太小，可是临走的时候他又说：“你长大了啊，在家要听话。”我觉得很好玩，人忽然很小，忽然又可以很大。
我还写过《大人有时候也很狡猾》。广东人喜欢饮茶，但实际上广东人最不会饮茶，就会吃。大人带孩子到茶楼去，大人先给我们吃便宜的包子，然后等到上高级点心的时候，我们这些孩子已经坐不住，到处去玩了。
等我做了父亲，才体会到父爱终究还是父爱。我现在住的房子是1942年父亲为了我去大学方便用金条顶下来给我和母亲住的。我一开始工作，他就说：“现在母亲让你养了。”实际上他还是暗中贴钱给我母亲。
我的父亲活到90岁，母亲活到98岁，假使我对她更孝顺些，她应该活得更长寿。
其实她是个爱交际的人，但我整天让她待在家里，她只好听我的，这对她来说是不愉快的。
改名任以奇，当了半年新四军
1940年，我念到初三时，决定和两个同学从家里溜走去苏北参加新四军。因为出发的那天是10月17日，为了防止家里人找到我，我依照这个日期改了个名字叫“史以奇”，这次行动是文化部原国家出版局的局长王益带我们去的，他说：“姓别改啦，就叫任以奇吧。”
那天一大早，我把书包放到我的同学草婴的家里，晚上到外滩坐船，第二天一早就到了苏北。我记得当时还有日本人的岗哨，碉堡周围用铁丝网围着，还吊满了香烟罐，其实没有几个日本人，检查也是装装样子。
晚上我们就已经住进了新四军的招待所，四处刷着标语：“当兵要当新四军”。
我在那儿待了半年，作为一个中学生，我已经算是知识分子了，在部队教唱歌，给他们布置俱乐部，编辑《战士报》，宣传新四军思想。半年之后，因为生病又回到上海。
1947年的时候，上海的公司纷纷搬到香港，父亲也有这个想法，而我是惟一一个可能继承他事业的人。但我是跟着共产党走的，不想让他把资产移到外地，所以我们就一直留在了上海。
母亲叫我“脱底棺材”，花钱一分不留
我很爱吃，说起吃，我太有得说了。但是一说又得说到“文革”，我们老年人老是批评“文革”。“文革”前上海的饭店我都吃过，一个星期七天，我吃两天广东菜，接着是京菜、西菜、本帮菜轮番去吃。现在的上海餐馆比不上从前，以往的人想当厨子，得当好几年的徒弟。但“文革”中把师父都拉出去批斗了，怎么还可能教徒弟？厨技都失传了。
“吉美”曾经是上海很好的一家餐馆，是一个美国人开的，公私合营的时候，美国人回国了，店也不要了。店里职工把它承包下来，成为小业主。但是后来改造小业主，结果一个很好的厨师摆摊帮人炸大饼油条，我一直吃他做的菜，他是经历了多少年才学会这些厨艺。我特别替他可惜，也替国家可惜。
母亲叫我“脱底棺材”，意思是说花钱一分不留，有点钱就呼朋唤友地请客，一进餐馆门就忘乎所以。“文革”的时候，红卫兵来抄家，看到我的存折上只有1块多钱，以为我转移了财产，还开会把我押到凳子上批斗。因为我那时候的工资有140多元，算高的了，而且我还有译书稿费。前几年还有一位老同事跟我说：“那一回你装得真像。”我说我真的是把钱全花光了。我过去总觉得“千金散尽还复来”，现在老了，知道钱不一定会再来，不敢乱花啦。
翻译儿童文学要感谢迪斯尼
我现在也很惊讶自己翻译了那么多书，不过这是因为我翻译的都是很薄的儿童读物，人家的一本书，我可以变成100本。
其实我最早动手写东西并不是儿童作品。刚回到上海时，看了左拉的小说《屠场》之后很感动，就把它改编成剧本，它讲的是一个工人因为到处碰壁最后变成酒鬼的故事，我还用上了我父亲常常说的一句话：“富贵心头涌，贫穷懒惰眠。”后来一个朋友说他们想拿这个剧本去演出，结果这个朋友家失火把我的剧本也烧掉了，烧掉之后我跟成人文学就不搭界了。
我要感谢姜椿芳先生，时代出版社成立之后，他知道我曾经跟草婴学俄文，后来又找老师学过，就要我翻译俄文书。然后，有一个编《儿童故事》的同学知道我搞翻译，就向我约稿。我跑到外文书店去买书，看到迪斯尼出的书，觉得它们画得太美了，我就买回来，陆续翻译，越译越觉得有意思，我很感谢迪斯尼。
1949年后，我就好像成了儿童文学的专门人才，但在“文革”前我翻译的一直都是苏联儿童文学。按照欧美的观点，苏联儿童文学在过去是政治工具。但我还是觉得苏联儿童文学是很有成绩的，因为苏联儿童文学的创建有一个很好的开山祖，就是高尔基。
最初，我是搞创作的，不过吃了大批评。我写《妈妈为什么不去开会》，讲的是哥哥打妹妹的头，把妹妹打哭了，妈妈要忙着照顾小孩子，所以没有去学习，几个孩子决定以后不吵闹了，让妈妈去学习。少年报社把我叫去，勒令我检讨，说这首诗登出来之后，有老师写文章提意见：“儿童队员怎么能打妹妹？”那时是只要有意见你就得检讨。
最得意的是翻译了《木偶奇遇记》
我感到最得意的一件事是翻译了《木偶奇遇记》，我非常喜欢这本书。你说儿童文学没有教训，这本书里全是教训，比如：病了要吃药，不吃药会死掉，死了抬出去；不能说谎话，说了鼻子要长长……但是它的故事太有趣了。
有一句广东成语，对我很受用：“摔倒了也抓把沙子。”《木偶奇遇记》是意大利文的，我学意大利文是在“文革”初期觉得无聊才学的，“文革”后期，电台开始教日文，我又跟着学日文，白天关牛棚，晚上回来学外文觉得很快乐。我很狡猾的，那时我借日文书就先借革命日本作家的书看。这两门语言到后来都用上了。
从事儿童文学工作，对我一生是最大的幸运。我的性格深刻不了，干别的工作不会像做儿童文学工作那样称心如意。我爱看喜剧，越来越不喜欢看悲剧，现在连卓别林的电影我都不愿意看。
悲剧可能更接近现实吧，但让别人去写悲剧吧，它不关我的事，我总希望团圆。尤其是给孩子看的书，还是让美好多一些吧。苦难他们将来会受的，不要让他们小时候就对人生充满恐惧感。
我不想返老还童，我才不要当现在的小孩子，他们不快乐，没有我小时候快乐，被管得太死了，各种功课我想想都害怕。现在每个孩子好像都要成龙，哪有那么多龙？我觉得一生就要快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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