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溶溶，翻译家，儿童文学作家。1923年生，广东鹤山人。译作有《安徒生童话全集》、普希金童话诗、意大利童话《木偶奇遇记》、《洋葱头历险记》、英国童话《彼得·潘》、《柳树间的风》、瑞典童话《长袜子皮皮》、《小飞人》等。创作儿童文学作品有童话集《“没头脑”和“不高兴”》、儿童诗集《小孩子懂大事情》、《我妈妈的故事》等。
任溶溶至今依然清晰记得自己刚接触儿童文学翻译时的情景，“那时，一个朋友在儿童书局办杂志，急需翻译找到我，我就乐呵呵地帮着翻了，到外文书店一看，哎哟，看到迪斯尼出的书，那画儿简直太美了，我就买回来陆续翻译，从此就一头栽进去了！”当时如果不是接触翻译，他大概就去做了考古。“我曾碰到一个考古学家，很受他感染，日思夜想的就是跑到从没打开过的古墓，看看里面是什么样。”岁月不饶人，而今他难拾昔日旧梦，说到这件陈年往事却不胜感慨。从事儿童文学创作同样不是任溶溶的初衷，他最早写的不是儿童文学作品。很多年前刚回到上海时，他看了左拉的小说《屠场》很是感动，就把它改编成剧本，在这个讲述工人因为到处碰壁最后变成酒鬼的故事里，他非常得意地用上了父亲常说的一句话:“富贵心头涌，贫穷懒惰眠。”然而很不凑巧的是，“后来一个朋友说他们想拿这个剧本去演出，结果这个朋友家失火把剧本也烧掉了，烧掉之后我跟成人文学就不‘搭界’了。”此后，他陆续写了《一个天才的杂技演员》等至今仍让小读者们津津乐道的故事。
就这样，因为偶然的机缘，儿童文学翻译和创作成了任溶溶生命中的必然。他数十年孜孜不倦的辛勤劳作，结下累累硕果。他直接从意大利文译出的《木偶奇遇记》迄今仍是流传最广的中文版本，他晚年翻译的《安徒生童话全集》，由丹麦首相哈斯穆斯亲自授权，成为惟一的官方中文版本。与此同时，因在儿童文学领域作出的重要贡献，他于2006年荣获首次设立的陈伯吹儿童文学奖杰出贡献奖，并在今年被授予“资深翻译出版人”纪念牌。“我也很惊讶自己翻译了那么多书，不过这是因为我翻译的都是很薄的儿童读物，人家的一本书，我可以变成100本。”听任溶溶娓娓道来，不经意间会被他自得其乐的性情所感染。他用自己女儿的名字取的笔名，原是一次翻译童话时的顺手之举，却让他此后麻烦不断:有人登门拜访，家人总得问:您找哪个任溶溶？老的还是小的？还有小读者写信来，经常叫他“任溶溶姐姐”、“任溶溶阿姨”，这一切都是因为孩子天性让他忘了“女儿总有一天是要长大的”；他教儿子下棋，儿子学会了，快赢他了，他就让儿子另请高明，好让自己始终保持“不败”；他现在依然住在一间已经住了五六十年的老洋房里，有一次听说这片房子可能要被拆迁，他跑到好友、翻译家草婴家大哭一场，而事实上，他常年工作生活的那个房间其实并不舒适，连窗户也没有。
得益于这种幽默性情，任溶溶始终保持了乐观的心态。让很多人感觉不堪回首的“文革”经历，在他却是一段“幸运”的记忆。当时，他被分配到饲养场养猪，“养猪其实是很舒服的，连队里还要‘天天读’，有时候还要被训话，养猪却只要在猪吃食的时候喂一下。”因为太喜欢长着长鼻子的匹诺曹，他很早就准备了学习意大利语的资料，期待有一天可以翻译《木偶奇遇记》。“没事偷着乐”的任溶溶正是在此期间学会了意大利语，同时还偷偷学会了日语。以至于日后当很多人赞他精通四国语言时，他总得使劲儿“辟谣”说，其实自己比较精通的是英文和俄文，意大利文和日文都是在“文革”十年无聊时学的，不作数。
“文革”结束，已届中年的他迎来翻译生涯的高峰。其时，整个出版环境为之一新。上海译文出版社成立，他没有回到之前供职的少年儿童出版社，而是开始在译文社编辑《外国文艺》杂志，业余时间专心致志从事儿童文学翻译。他先后翻译了《长袜子皮皮》、《彼得·潘》、《假话国历险记》、《小熊维尼》、《夏洛的网》等数以百计的经典儿童文学作品。其中最重要的自然还是《安徒生童话全集》。
任溶溶坦言，翻译安徒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时我已经70多岁了，此前根本没想过会去翻译他的作品，因为已经有很多很好的译本，像叶君健的译本就很好。但终究拗不过出版社的要求，决定翻译一个新的版本。”刚着手翻译时，任溶溶感觉有些吃力，等找到了自己的翻译方式才顺手了起来。他说，安徒生从小听了很多民间故事，他的许多童话跟传统的民间故事关系密切，像《皇帝的新装》就是从西班牙的民间故事改编过来的。后来他创作童话用的也是讲故事的方法。“所以我翻译时尽量用口语，像翻译民间故事一样，不要掉书袋，讲的都是‘大白话’，目的是写给小孩子看，尽量让小孩子看懂。”
这也正是任溶溶在翻译中一贯坚持的原则。在他看来，译本没有别的自由权，必须忠实于原文，忠实于作者。“前人说‘信雅达’，我觉得‘信’是最重要的，文字要信，风格要信。翻译的时候我也经常会斟酌，尽量用浅显的单词来表达。可惜现在许多翻译者太浮躁，做不到这一点。”让他感到担忧的，还有目前国内儿童文学创作的现状。“儿童文学在国外很受重视，在国内却非常边缘。看似热闹风光的背后，大大小小的文学史上几乎没有它的位置。现在国内的儿童文学创作泥沙俱下，一些作品看着感觉很‘无厘头’，其实没什么意思。”
然而，任溶溶无悔自己所选择的事业。他说，与儿童文学结缘是他一生的幸运。“我的性格深刻不了，干别的工作不会像做儿童文学工作那样称心如意。或许很多人会说悲剧可能更接近现实，但那不关我的事，我总希望团圆。尤其是给孩子看的书，还是让美好多一些吧。”这位87岁高龄的老人还不忘说，“有人说，人生是绕了一个大圈，到了老年又变得和孩子一样。我可不赞成‘返老还童’这种说法，因为我跟小朋友从来没有离开过。”
一个人是乐观还是悲观，是有活力还是陈腐，只要听他谈话就可以了。幸福的人是那种由衷地喜爱生活的人，他会愉快地谈论自己所见所经过的事。
对话
任溶溶不停地为一代又一代的中国孩子打开通往世界的窗口，让他们得以接触到第一流的儿童文学作品。而他创作的童话也已成为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创作中不可多得的佳作。最近，他重新翻译、修订的《安徒生童话全集》由浙江少儿出版社出版。上周六，他来到广州购书中心，和青少年一起庆祝安徒生诞辰200周年。
安徒生永远不会过时
信息时报：这次主要修订《安徒生全集》哪些部分？修订与翻译有什么不同体会？
任溶溶：多读一遍就有不同体会。我这次还拿到一个很好的英文本，对照着看，校样看一次改一次。改稿子给我的体会是，好事坏事都是同样一件事。我这个人经常把稿子改得一塌糊涂，批评我的时候说我把稿子画得像航空地图，为什么定稿的时候不一次全改完呢？到了表扬的时候，我又变成最敬业的一个，因为到了快付印的时候还在改啊改。
信息时报：人们发现，安徒生童话是比较成人化的童话，您认为它在多大程度上适合孩子阅读？
任溶溶：我觉得安徒生童话老少皆宜，是可以从小读到老的，我就是这样，小时候看故事，老了领会深意。千万不要低估孩子，安徒生童话孩子看觉得好玩，但不求甚解，长大后重读，才知道里面的意思。比如《影子》，大人从中看出卡夫卡的味道，看出现代派痕迹，但小孩子也能看，他们觉得人和影子倒过来太好玩了。
信息时报：现在的孩子喜欢看的是《哈利·波特》、《魔戒》等书，安徒生是否会过时？
任溶溶：优秀的作品不会过时，安徒生也永远不会过时。小孩应该能够欣赏各种童话。罗琳很有创意，她把《哈里·波特》的故事放在魔法学校，孩子们每天学习飞来飞去，还要互相竞赛，这比作文竞赛好玩吧，太好玩了！如果她没想出来，让我想出来，我一定也能火！但是，这并不代表《哈利·波特》可以取代安徒生。
信息时报：您怎样评价安徒生？
任溶溶：安徒生开创了儿童文学事业，了不起！我一讲到安徒生就兴奋，我非常感谢安徒生，因为他是世界儿童文学的开创者，有了他我才能够搞儿童文学工作，这个工作最适合我，我最喜欢这个工作。
译者好比演员
信息时报：作为国内最著名的儿童文学翻译家之一，您翻译了大量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您的感受是什么？
任溶溶：我搞翻译，主要还是想给国内的儿童文学创作提供借鉴——世界儿童文学的历史，从安徒生算起，时间也不长，最繁荣的阶段还是自二战以来的当代。还有就是译儿童书这个工作太有意思了，从我1945年译第一篇外国儿童文学作品到现在，足足有60年了。我如今还在一个劲儿地译。
信息时报：您挑选、翻译外国儿童文学作品标准是什么？
任溶溶：当然应该介绍优秀作品。我译了不少古典文学名著，像普希金童话诗、安徒生童话，也译了大量现代作品，像苏联马尔夏克、巴尔托、米哈尔科夫的儿童诗以及欧美的《玛丽·波平斯阿姨》、《女巫》、《地板下的小矮人》、《小茶匙老太太》，以及国际安徒生奖获奖作家凯斯特纳、林格伦、罗大里、格里佩、杨松、福克斯、德容、内斯特林格等的作品。
信息时报：翻译的质量问题被广泛关注，读者普遍认为，如今的翻译作品质量下降了。对此您怎么看？
任溶溶：译得了或者译不了，译者自己心中应该有数，译不好或者译出来没味道，那就不要译了。译者就好比一位演员，要揣摩不同人物，表现不同风格。演员投入一个角色，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一个目的：把原作尽可能贴切地翻译过来。原作者风格各异，翻译的时候也应保留原来的风格，我觉得翻译就是一个字——“信”，不但文字，整个作品都要忠实于原著。
信息时报：儿童文学的翻译有什么特点？
任溶溶：儿童书的读者对象再明确不过，是小朋友。因此译出来的儿童书，要让小读者读起来顺当，觉得有趣。还有就是注重口语，就像一位外国作家借用我这个中国译者的口，把他的书用中国话讲给中国小读者听。
信息时报：翻译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困难？
任溶溶：译儿童书有一件比较难又很好玩的事。就是作者往往喜欢逗孩子，玩一些文字游戏。译儿童书跟译大人书又不同，不能加很多的注解。碰到这种场合，译者最好能想个相应的中文文字游戏，字面上可能不那么忠实于原文，但精神是忠实于原作的，让小读者感到好玩。译多了，对某一位作者熟悉了，到一定的节骨眼，也就会跟着想出些花样来了。
没耐心写不了长篇童话
信息时报：现在的中青年读者，很少人小时候没读过童话故事《没头脑和不高兴》。您是怎样开始儿童文学写作的？
任溶溶：上世纪50年代初，我经常去少年宫和学校给孩子们讲故事，起先讲翻译的外国故事，后来就自己编了这个《没头脑和不高兴》，《少年文艺》杂志正好要稿子，编辑就空下了几页等着我，我用了一个钟头写完。不过，能有现在这样大的影响，主要是动画片的功劳。但是我这个人写不了长篇小说，因为我这个人没有耐心，我贪新厌旧。后来我就写起儿童诗来了。
信息时报：小时候读《没头脑和不高兴》时纳闷，那种孩子的故事和语言，您是怎么想到的？
任溶溶：这些全是从生活里来的。小孩子常常是马马虎虎、丢三落四的，有些孩子的口头禅就是“不高兴、不高兴”。童话里不高兴演《武松打虎》的老虎时，在台上怎么都不愿意被“打死”，其实这个故事的原型就在广州。我从5岁到15岁在广州生活，在报纸上看到过类似的报道，想不到几十年后被写到了童话里。
花絮
83岁的任溶溶是个快乐的老头儿。他想吃就吃，想喝就喝，哭笑随情而发，不克制、不做作、不养生。他永远有一颗未泯的童心，对世界充满了好奇，对生活充满了热爱。
喜欢大团圆结局
任溶溶有一大爱好——每天看一张碟片。他对碟片的选择与评判源于非常单纯的直觉和兴趣：“我看电影就喜欢大团圆的结局，大难不死，逢凶化吉，好人有好报。英雄的故事我就很喜欢。成龙和施瓦辛格一出来，我就放心了，因为不管他们被打成什么样，结局总是用不着担心的，他们都是不会死的英雄。”任溶溶到现在也没看过《泰坦尼克号》。没看过如此著名的大片，他自己怕别人嘲笑，但是听说是个悲剧故事，他还是决定不看了。“很多人掉在水里淹死了，我不敢看，我怕看了会哭出来。”
钱都被吃掉啦
任溶溶爱吃，爱下馆子。文革期间，红卫兵抄他家，搜出的存折上只有一块两毛钱。在红卫兵看来，一定是他把钱转移了。而任溶溶只有一句话：“我的钱都吃掉了！”无论他怎么解释，红卫兵就是不相信。任溶溶吃母亲烧的菜一直吃到70岁。母亲去世前最不放心的就是儿子今后的“吃”每天指挥儿子下厨房做菜。母亲去世后，任溶溶成了家里掌勺的厨师。自己做了几年菜，好玩儿的劲头过了，还是像以前一样下馆子。
现在他每周要下五到七次馆子，上海本帮菜、粤菜、川菜、西餐等一一吃来，而且他特别偏爱粤菜，每周总要安排两次。他对上海的老饭店、新酒楼都很熟悉，还能如数家珍般地报出每一个饭店的菜系，以及他们的特色菜。一个人吃不过瘾，任溶溶还常常邀上三五好友一起吃，最后埋单的当然是他。
大大咧咧不吵架
任溶溶觉得生活中尽可以大大咧咧，不要跟人计较。不跟人过不去，就是不跟自己过不去。他最怕吵架，觉得最浪费精力、最伤身体的事情就是吵架。要胜过对方，就要用比对方更恶毒的词语，用更大的嗓门。而作为知识分子，骂人又要有点文采，想要争赢，就得跟写作一样伤脑筋，犯不着。所以任溶溶不吵架，实在躲不过就摆出“逆来顺受”的架势。年轻时老婆跟他吵架，他就埋头听着，还悄悄提醒老婆声音小一点，让邻居听到会笑话的。“我真希望全世界的人脾气都跟我差不多，不着急，不生气。虽然有时候吃亏一点，但是活得快活啊。”
东西好玩就有兴趣
在任溶溶的话里，出现最多的词就是“好玩”。他最爱看的童话是《木偶奇遇记》，因为好玩呀；迪斯尼动画片他几乎都爱看，实在太好玩了。小时候他爱看《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济公传》，但没一本看完的，都是挑好玩的段落看了一遍又一遍。而到了后边梁山好汉和诸葛亮死了，他就不看了，因为不但不好玩，看了还要伤心。
聊着聊着，任溶溶突然对记者的工作很感兴趣。“这些天不少记者采访我，我随便说一说。等报纸上一登出来，哈，把我写得太好玩了，我怎么没发现自己说了那么多好玩的话呢？你们是怎么总结出来的？年轻人真有办法。”被记者形容为“无厘头”、“老顽童”，任溶溶高兴极了，顿时觉得自己年轻、时尚了很多。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