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文坛》立足中国当代文学六十年发展历程，提炼出“文坛典型人物”概念，作为一种文学史视角引入当代文学史考察。书中书写了丁玲、周扬、胡风、老舍、赵树理、夏衍等十一位当代文学“典型人物”，既有作家诗人、理论批评家，也有文坛领导，具有广泛代表性。作者的解读透彻新颖，富于创见。本文在摘选时有大幅删节，标题为编者所加。
1949年后，其声望“如日中天”
在铁凝这一代女作家——包括王安忆以及更早的张洁等——之前，整个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当中，实际上只有一个女人曾经做到跟男人在文坛分庭抗礼，只有一个女人一度从风头上盖过了男人。
这唯一的女人，就是丁玲。
延安时期，论创作的艺术质地，论作为作家在文艺界的影响和分量，她恐怕都是实际上的第一人，而且不仅仅是作为“女”作家。到1949年后，共和国文学最初的五六年，她的声望倘不用“如日中天”，则不足形容。
1953年，东德派作家代表团来华，到丁玲领导的文学讲习所访问。讲习所秘书长田间为此悬挂了四位中国作家相片，这四个人是：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鲁郭茅之后紧跟着就是丁玲，别人看了无法不触目惊心。
翌年，周扬为团长，丁玲、老舍为团员组成中国作家代表团，到苏联出席第二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其间他们去苏联文学馆参观，看见馆内也悬挂了四位中国作家照片，也是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同样的照片，同样的排列，出现在文讲所跟出现在苏联文学馆，含义和分量差得太远。这一回，仿佛不容辩驳地具有“公认”性质——国际的公认。
再细细品味一下，四人当中，鲁郭茅基本或主要是作为“五四”那时代的新文学代表人物，走出“五四”的之后的文学新阶段，受“国际公认”的作家实际上只有丁玲一个人。对此，两位同行者的内心感受可想而知。这真是难堪到无法表达的滋味。
1955年以前，丁玲所给予别人的，常常就是这种滋味，它为后来发生的一切蓄足了能量。
这个女人心高气傲、
嫉恶如仇、精神强大
新文学以来，女性作家即为一道醒目的风景。20世纪上半叶，我们在其中次第看到了“四杰”：冰心、丁玲、萧红、张爱玲。这四人个性迥异，风格截然。冰心文雅、善良、博爱，绝对正派，她将这种品性一直保持到生命终头——从文章到做人。萧红，极度感性、细腻，充满灵气，像一个精灵，她是“四杰”里最富天才气质的人。张爱玲，混和了现代大都市的新锐和旧式的贵族的高卓与孤傲，她远离了人流，却对生活看得最透。
那么丁玲呢？
大器，大气，这是谁都没有而她独有的气质。说到技巧，丁玲很高，但其他人尤其萧红和张爱玲也不弱，甚至更强。明显在于笔力。丁玲的笔力，遒劲、浩大、坚实、强烈、辛辣。她很女性，然而绝无一丝女儿态。惯常的或者说由男性文化长期调驯出来的女儿态，无论思想主题还是言语口吻，冰、萧、张都有一些，唯一没有的是丁玲。
这是一个奇女子与生俱来的格调，并非30年代“革命”了以后，或在延安聆听了《讲话》以后才发生的转变。至今我仍认为，作为一个女人，她身上的基本气质“很不中国”。
她的语言，来自性情，绝不来自临摹或者追逐。这是一个自视甚高、认为自己对社会对人性对生活负有重大责任的人。她的写作，不存在缺少现实针对性的问题，相反——在我看来——可能恰恰缺少一点点与现实的距离，增加一点点距离，她的作品也许就更悲悯宽厚，她的处世乃至遭遇也许就稍见裕和；然而困惑是，倘如此丁玲就不再是丁玲。记住，这个女人心高气傲、嫉恶如仇、精神强大。
她的个性，不单毫无温良恭顺、俯首低回的传统的中国女儿态，连传统中国男人所擅长的虚与委蛇的心态和行径，也被排斥和蔑视。她原本是不懂得掩饰自己的。长久以来，她谈吐畅快，举止豪放，笑怒随意。她生命中的苦主之一刘白羽，这样描述1937年第一次见丁玲时的印象：“丁玲披了一件黄呢子日本军大衣，她笑得那样爽朗，酣畅，明亮。”这笑声，也会出现在某些头脑简单的人身上，但丁玲不是；丁玲如此，主要是极其自信，对自己的才华和内心极为骄傲。
自信、骄傲，甚至达到那样的程度：不把任何权贵放在心中，以为凭手中一枝笔，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为丁玲赋诗一首，
唯一一次以诗赠作家
1957年夏丁玲落入命运谷底时，曾私下对儿子蒋祖林讲：“建国以后，我很少到熟识的中央领导同志那里走动……现在看来，有点走动或许好些，不过，通过党的组织来解决问题是对的。”微露悔意。“熟识的中央领导同志”不少，周恩来、陈云、贺龙、邓颖超、康克清等；但首先是毛泽东。
丁毛之间，除开同乡之谊，更有贴近的私人关系——丁玲的一位老师陈启明，是毛泽东湖南第一师范的同学；丁玲本人，曾在长沙暑期补习班期间，与杨开慧同学。1936年，丁玲从南京脱离国民党控制，曲折抵达延安，与刚刚完成长征的红军、毛泽东聚首，极受重视，得到高规格接待，当晚专为她举行欢迎晚会，中共高层毛泽东、周恩来、洛甫(张闻天)、博古(秦邦宪)均亲自赴会。毛泽东并且专为丁玲到来赋诗一首：“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
此系毛唯一一次以诗亲赠作家，荣宠莫甚。丁玲所受待遇，除了名作家身份，除了她的到来对于日后知识分子大量涌来具有的象征意义，与她和毛泽东之间的私人渊源，不能说毫无关系。后来，1942年整风中，毛泽东将她与王实味区别对待，放过一马，也不能说与这层私交毫无关系。如此特殊关系，丁玲的表现是历来不加积极运用。
毛泽东所赠诗句，有诗意化的过誉，但也许丁玲的内心所读，却颇以此自诩。其心理根据有两个，一是“五四”以来新文学作家普遍自命的“启蒙”的社会角色，一是丁玲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在荣誉与抱负方面所特有的性别意识。这两个心理根据，足以使丁玲觉得一枝“纤笔”，可以所向披靡，成就极大的事业。
“丁玲一案”
将文坛变成大舞台
丁玲一案，整整两年时间，一波三折，峰回路转。两年中，也将中国文坛变成一个大舞台。不论名满天下的前辈，还是初涉文坛的后生，纷纷扮演一个角色，万般生动。
1955年丁玲事发，即因康濯写了一份材料，“反映丁玲在文学研究所的一些问题”。康由此进入中国作协五人肃反小组，继而再成为中国作协党组成员。但是，到了1957年鸣放期间，丁玲的案子眼看就要翻过来，此时，康濯心生悔意，在会上洗刷自己：“我一提材料，就说我起义了，位置就这么摆了，摆了我就下不来。”此语引起郭小川极大不满，在日记中称其发言“令人作呕”，“此君的自我保护欲十分之强，斗争一尖锐，就又露出他的嘴脸来。”未久，风向转了过来，康濯急忙再度调整形象，作了另外一个重新严厉批判丁玲的发言。据说，韦君宜不顾压力，当即就“大声批评康濯反复无常”。
另一个在斗争中与丁玲“反目”的密友，是陈学昭。她指证丁玲不单讲过检查《文艺报》即是整她，讲过“一本书主义”，讲过中国现代文艺界代表人物就是鲁迅、郭沫若、茅盾、丁玲，甚至讲过“周扬卑鄙无耻”、“周死了孩子，心里高兴”！
郭小川在批判丁玲的过程中，态度是那样鲜明、坚决，即使自己关起门来悄悄写的日记，也没有流露犹疑和同情。
中国影剧史上德高望重的夏衍，批判时出人意料地谈起了丁玲的私生活，称当年在上海“有一种很普遍的传说”，“这时候雪峰和丁玲有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戏剧泰斗曹禺发言：“丁玲同志是老作家，老党员，过去我对她期望是大的。但我也觉得她骄傲自满，很不谦虚……”
老舍的发言：“丁玲同志，我以前尊敬过你，我爱党，爱作协，现在你反党，破坏团结，我又不能不恨你。你以为你是"朕即文学"，没有你不行，我看没有你更好，除非你能改过自新……”
也有另外的方式，例如孙犁。1986年3月7日，丁玲去世的第三天，孙犁写下《关于丁玲》，其中回忆：“北京召开批判丁、陈的大会，在确定谁在大会发言时，有人推我。我以有病辞。当时中宣部一位负责人说："他身体不好，就算了吧。"直到现在，我还记得这句为我排忧解难的好话。”
据认为一贯与丁玲彼此也颇有些“相轻”的赵树理留下了一个记录。那是1957年6月6日关于纠正丁陈错案的作协党组扩大会上，刘白羽对1955年的工作“失误”做了说明后，赵树理说了一句：“白羽谈起来，好像都是误会。”
“四十年沉冤，这次大白了！”
时间越过了“大跃进”，越过了“右派”摘帽，越过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20年后，不为人知的丁玲，从北大荒、秦城监狱、山西老顶山公社嶂头村，重新回到人们视野中。
白发苍苍，两颊松垂，一个邻家老太太。
老去的不仅仅是容颜和外表，逝去的也岂止是时间和岁月。
1955—1957年挨整期间，丁玲认过错，却从未低过头。
1963年，“右派”摘帽工作开展过程中，丁玲从北大荒给她的“死敌”周扬写思想汇报时这样说：
我有一个要求，我希望党根据自一九五八年我到农场以后，五年多来的一贯表现，对过去错误的认识，和对党的态度等，摘掉我的右派帽子，准许我回到革命的队伍里来。……我向党保证：决不重犯错误，我一定全心全意、一心一意、老老实实听党的话，服从领导，做党的驯服工具，为革命，为无产阶级埋头工作，奋斗到底。
多么可怜的措辞和语气！这是那个傲人的丁玲吗？但是，命运的捉弄终于使这个人丢掉了骄傲。她竟然开始耍起了“心眼儿”！1978年，“四人帮”倒台两年后，为了能回北京，丁玲深谋细虑，一封又一封地写信给只身去北京“活动”的丈夫陈明，巧为布置。
“这些文章(前一封信，她说打算去一趟北大荒，搜集素材，写写王震)还是容易出货，现在要拿货，长篇可以留着慢慢写。你若有文章见报，人家不管你写得好不好，只注意你是"出"来了。……老说治病，人家就怕麻烦，我不治病，只要去了，就能治病嘛。你有劲头，人家也愿帮忙。我去东北，找王的材料，写王，他为什么不帮忙呢？”(12月16日信)
“我想你走前去看看周伯伯(指周扬，此处是借用子女们对周扬的称呼)也可以。只说你去北京的目的和情况，说我身体还可以。糖尿病有些影响，还不十分重要。将来也还是要见面的。假如我去，也会看他的。反正他也受了"四人帮"的迫害，就表示一点对他的同情罢。”(12月21日信)
1979年7月18日，丁玲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即将再版《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所写的《重印前言》，在《人民日报》发表。重新亮相于党报，意义非常。她在里面以极其饱满的热情缅怀和称颂了毛泽东。“文章发表后，张凤珠去友谊宾馆看她，对她这种心情表示难以理解。丁玲笑了笑说：看来这20多年，你政治上进步不大。”
重新回来的丁玲，终于在政治上成熟了——在70多岁的时候。
为回北京而奋斗的那些日子里，丁玲在日记中写道：
忆几十年大好年华，悄然消失，前途茫茫，而又白发苍苍，心高命薄，不觉怆然。唯有鼓起余勇，竭力挣扎。难图伸腰昂首于生前，望得清白于死后，庶几使后辈儿孙少受折磨，有发挥能力的机会，为国为民效劳而已。
心比天高的中国现代女性文学“四杰”之一的丁玲，此刻只存下一个念想了——为儿孙计，为亲人计。
1984年7月25日晚10时，陈明先生得到消息，中共中央书记处已经批准了《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翌日，“在医院中”的丁玲获知此讯，脱口而出：“这下我可以死了！四十年沉冤，这次大白了！”
在她心中，一生的厄运，并非从1955年算起。
她随即取来录音机，留下这样一段话：
我死了之后，不再会有什么东西留在那里，压在我的身上，压在我的儿女身上，压在我的亲人身上，压在我的熟人我的朋友身上，所以，我可以死了。
1986年3月4日，丁玲在京逝世。
“丁玲”这名字第一次出现，在1927年(短篇小说《梦河》)；是年，她23岁。51岁以后，“丁玲”基本停止了写作。在全部82年人生中，作家“丁玲”，只存在了28年。
“你常去看毛泽东吗？”聂华苓曾经这么好奇地问丁玲。
“毛结婚之前我经常去。”丁玲幽幽地回答说：“但是毛结婚之后我就不去了。他们结婚请客，我也没有去。”
毛泽东跟江青的婚姻，成了丁玲与毛泽东交往的根本转折点。聂华苓印象中，丁玲非凡讨厌江青。谈到江青就撇嘴。“小家子气”、“三流演员”，是丁玲评价江青的口头禅。
笔者希望她谈谈跟丁玲交往的更多细节，但老人不答应：“说来话就长了，时间不够。我送你一本书吧。”
老人拿出一本《三生三世》：“这基本上是我的一本回忆录，我跟丁玲的交往上面有写的。”
丁玲是20世纪中国文坛最有才气的女作家之一，她早期追求个性人生，最终成为了一位革命作家。丁玲的内心世界非常丰富，她这一辈子有四段难忘的情感经历。
胡也频:丁玲心中永远有他的位置
1904年，丁玲生于湖南临澧县一个没落的封建望族家庭。丁玲四岁的时候，父亲病逝，母亲被迫带着两个孩子回到娘家。丁玲舅舅的儿子成了丁玲亲密的玩伴，于是外婆给他们订了娃娃亲。五四运动爆发后，正在女子师范念书的丁玲和同学们一起上街游行，自由和解放的精神深深融入了她的灵魂。
丁玲有一个叫王剑虹的女友，她给丁玲带来了上海的一些情况，丁玲决定放弃中学文凭与王剑虹一同奔赴上海。18岁的丁玲解除了与表哥的婚约。
1924年，丁玲来到了北平，在一个社交场合结识了青年编辑胡也频。此时的丁玲正在为弟弟的夭折和命运艰辛而痛苦，对比她还小一岁的胡也频毫不动心。当胡也频得知丁玲失弟之痛后，就用纸盒装满玫瑰，写下字条：“你一个新的弟弟所献。”
在北平，窘迫的丁玲写信给鲁迅，讲述了自己的境遇和困惑，但由于当时鲁迅与现代评论派论战犹酣，误认为这是对方用化名在捣鬼，就没有复信。这时恰值王剑虹的父亲预备回湖南，就邀请丁玲一路回老家。丁玲就离开了北平，返回到湖南老家。
胡也频闻讯后，向朋友借钱追到湖南。他贫困潦倒，连人力车夫的钱也是丁玲母亲给付。但他风尘仆仆地出现在丁玲面前时，丁玲被深深感动了，爱情之门豁然开启。
当她和胡也频回到北平以后，受到一些人的非议。丁玲一气之下，干脆于1925年秋和胡也频在香山同居。除了一点微薄的稿费之外，他们当时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生活过得很艰难，但是却布满了暖和。
1928年年底，胡也频与丁玲同赴上海，经潘汉年介绍开始从事左联工作，两人同居于上海如今的安福路。他们与沈从文一起创办了红黑出版社，编辑出版文艺期刊《红黑》。但红黑出版社不久就倒闭了。为了还债，胡也频离开上海赴山东省立高中教书。在胡也频走的当晚，丁玲就给胡也频写信，第二天又写。一个多月后，忍受不了相思煎熬的丁玲也来到了济南。虽然丁玲在上海并不富裕，但她依然给济南带来了震动。他们自由的革命式爱情、丁玲时尚的衣着妆扮都让省立高中泛起了涟漪。
据当时在山东省立高中就读的季羡林回忆说：“丁玲的衣着非常讲究，大概代表了上海最新式的服装。相对而言，济南还是相当闭塞淳朴的。丁玲的出现，宛如飞来的一只金凤凰，在我们那些没有见过世面的青年学生眼中，她浑身闪光，辉耀四方。记得丁玲那时候比较胖，又穿了非常高的高跟鞋。济南比不了上海，马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高中校内的道路，更是年久失修，穿平底鞋走上去都不太牢靠，何况是高跟鞋。看来丁玲就遇上了‘行路难’的问题。胡先生个子比丁玲稍矮，夫人‘步履维艰’，有时要扶着胡先生才能迈步。我们这些年轻的学生看了这情景，觉得非常有趣。我们就窃窃私语，说胡先生成了丁玲的手杖。我们其实不但毫无恶意，而且是布满了敬意的。我们心中真觉得胡先生是一个好丈夫，因此对他更增加了崇敬之感，对丁玲我们同样也是尊敬的。”
胡也频在济南的激烈言论和行动，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严重不满。1930年5月，国民党当局下令通缉胡也频等人。同年7月，胡也频和丁玲被迫离开济南，经青岛回到上海。1930年11月8日，丁玲生下一个男孩，取名胡小频(蒋祖林)。出院后他们已身无分文，但他们精神上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充实，也更乐观。当时，胡也频在外从事革命活动，丁玲在家照看婴儿。
然而一天，胡也频忽然被捕。几经辗转，沈从文从陈立夫那里得到了回答，假如胡也频不是共产党，愿意住在南京，可以想想办法。这句话实际上就是要胡也频投降才能保住命。但是丁玲知道胡也频是不会投降的。1931年2月7日，胡也频等左联五烈士在上海龙华遇难，胡时年28岁。
不管1931年以后的丁玲生命中走入的是怎样的男子，至少在她爱情世界中永远给胡也频留下一个位置。丁玲也说，她最纪念的是胡也频。后来记者在访问陪伴丁玲走过近半个世纪的丈夫陈明时问：“您认为影响丁玲的最大事件，发生在1933年还是1955年？”陈明果断地答复：“不是50年代，后来的都是小事了。是30年代，胡也频牺牲了，她坐牢了。”
冯雪峰：丁玲第一次爱过的男人
“湖畔”诗人冯雪峰
冯雪峰当时在北大自修日语。丁玲第一次见到冯雪峰的时候，感觉非常失望，她本来认为一个北大学日语的年轻人应该是很英俊潇洒的，而他看上去像是一个乡下人。然而他们谈文学，谈时事，于是在与胡也频相爱的同时，丁玲又爱上了文学天才冯雪峰。然而经过一番痛苦的抉择，丁玲最终选择了胡也频。
1985年，丁玲回忆说：“对我来说，情况非常复杂。虽然我深深地爱着另一个男人，但我同胡也频同居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彼此都有很深的感情依恋，假如我离开他，他就会自杀，我决定，我不能同我所爱的这个人生活在一起，于是对他说，虽然我们不能生活在一起，我们的思想是分不开的。并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是我所爱的，不管他可能离得多远，这个事实决不会改变。我说，因此，我们的爱情必须是‘柏拉图式’的。这个决定使他非常痛苦。我最后不得不拒绝继续看到他，并完全断绝了这种关系。”
最终，冯雪峰离开了杭州，但丁玲心中并没有熄灭她对冯雪峰的热恋，在后来和胡也频一起参加左联活动后，她又与冯雪峰重逢。当胡也频遇害后，冯雪峰来安慰丁玲，爱情重新燃起。1932年，丁玲给冯雪峰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信：
只愿意永远停留在沉思中，因为这里是占据着你的影子，你的声音，和一切形态，还和你的爱……我想，我只想能够再挨在你身边，不倦的走去，不倦的谈话，像我们曾有过的一样，或者比那个更好，然而，不能够，你为事绊着，你一定有事。我呢，我不敢再扰你，用大的力将自己压在这椅上，想好好的写一点文章，你会更快乐些，可是文章写不下去，心远远飞走了，飞到那些有亮光的白云上，和你紧紧抱在一起，身子也为幸福浮着……
当时，冯雪峰已经结婚，他只能理智地对这份感情做冷处理。1933年秋，在丁玲失踪几个月之后，为了纪念当时传说可能遇害的丁玲，冯雪峰将丁玲写给他的信以《不算情书》为题，发表在《文学》杂志上。这些公开的书信，记录着他们在非凡岁月中的友谊。
对于自己和冯雪峰的感情，丁玲也从未掩饰过。1937年在与斯诺夫人的谈话中，她坦率地说：“我有了一次伟大的罗曼史：我从未同胡也频结婚，虽然我们住在一起，一个朋友的朋友开始来到我们家，他也是一个诗人。他长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穷。他是一个笨拙的农村型的人，但在我们的许多朋友当中，我认为这个人在文学方面非凡有才能。我们在一起谈了很多。在我的整个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爱过的男人……”
在延安时，曾有人问丁玲：最怀念的人是谁？丁玲说：“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丁玲与冯雪峰一起被打成“右派”，经历了人生的逆境。冯雪峰逝世之后，丁玲在回忆录《魍魉世界》中，仍然表达出她对冯雪峰的真诚情感。
1986年2月7日是农历大年初一，距丁玲逝世只剩下二十多天。清晨，丁玲在病榻上迎来她的最后一个春节。丁玲听着街上一阵紧似一阵的鞭炮声，感叹地说了一句：“雪峰就是这个时候死的。”
冯达：让丁玲后悔的一次婚姻
胡也频牺牲以后，史沫特莱采访丁玲，需要一个翻译，这个翻译就是26岁的冯达。冯达常去看望丁玲，有时陪丁玲出去走走，看朋友、买东西，陪伴身心疲惫的丁玲度过难熬的日子。1931年11月，他们同居了，并一起度过了一段平静的生活。
丁玲后来这样回忆冯达：“这是一个生疏人，我一点也不了解他，他用一种平稳的生活态度来帮助我。他没有热，也没有光，也不能吸引我，但他不恐吓我，不惊动我……他不爱多说话，也不恭维人……没有傲气，也不自卑。他经常来看我，讲一点他知道的国际国内新闻给我听。因为我平日很少注重这些事，听到时觉得新鲜。有时，他陪我去看水灾后逃离灾区的难民。他为通讯社采访消息，我也得到一点素材，就写进小说里去。我没有感到一个生疏人在我屋里，他不妨碍我，看见我在写文章，他就走了。我肚子饿了，他就买一些菜、面包来，帮我做一顿简单的饭。慢慢生活下来，我能容忍有这样一个人。后来，他就搬到我后楼亭子间。这年11月，我们就一同搬到善钟路沈起尹家。”
不久，冯达调至中共江苏省委并负责《真话报》工作。丁玲也接受组织安排，参加《北斗》编辑工作。1933年5月14日，冯达出门时告诉丁玲：“12点钟要是我不回来你就赶紧离开。”5月14日上午11点半，丁玲从上海正风文学院回到家，冯达未归。她正要整理东西离家时，当时的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中共江苏省委机关报《真话报》总编辑潘梓年来了。丁玲后往返忆说,“忽然听到楼梯上响着杂乱的步履声，三个生疏人同时挤了进来。”过了一会儿，冯达回来了。“他一看见我和潘梓年，猛地一惊，然后就低下头。我心里想，难道是他出卖了我们？”
在监狱中，冯达含着眼泪向丁玲赌咒发誓，说他没有出卖丁玲，丁玲相信了他。性格刚烈的丁玲预备以死来抗争，请求冯达帮助她自杀。她把头颈伸进绳套，一脚踢翻了凳子，冯达实在看不下去，把已经失去知觉的丁玲救了下来。在狱中，丁玲怀孕了，并于1934年9月生下了一个女婴(蒋祖慧)。此后，她决然地离开冯达，从此再未见面。
陈明:丁玲相濡以沫的伴侣
延安初演丁玲撰写的话剧《重逢》后，丁玲与时为演员的陈明留下合影
1952年丁玲和陈明、蒋祖慧在多福巷家中。
丁玲情感最后的寄托人是陈明。延安文艺界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时，举办了一场大型的文艺晚会，其中一个节目就是根据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改编的一个话剧。陈明在剧中是男一号。他英俊的扮相、娴熟的表演和抑扬顿挫的歌声赢来观众热烈的掌声。坐在观众席中的丁玲在陈明身上看见了胡也频的影子。
8月，中心军委委托中宣部组建“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并任命丁玲为西战团主任。陈明被任命为西战团的宣传股长。陈明长得瘦小，浑身却布满了活力，他脑子快，主意多，还很会做思想工作。丁玲越发喜欢这位年轻的宣传股长，而陈明对丁玲则是布满敬意，他第一次见到人品与水平结合得这样好的领导，在西战团期间，丁玲和陈明开始相爱。
陈明和丁玲之间的关系，成了一些人谈论的话题。他们觉得，丁玲和陈明之间有两个鸿沟，一个是两人的资历，一个是两人的年龄。丁玲不在乎这些，但陈明的压力要大得多。许多人的好心规劝，搞得陈明心里很烦。于是他和剧团里的一名女演员闪电式地办了婚事。
陈明的结婚让丁玲很痛苦，她向好友罗兰倾诉了烦恼。罗兰生气地说：“这个无情无义的陈明，我去找他！”陈明对她说：“和丁玲结合我有压力，也有顾虑，最大的顾虑是她的经历太丰富了，在这方面，我和她的差距太大！”
婚后，陈明很快感觉到自己是无法欺骗自己的感情的，他依然深深思念着丁玲。他和新婚的妻子去看望丁玲，丁玲强作笑颜祝这对新人幸福。敏感的陈明看透了丁玲痛苦的内心。刹那间，陈明忽然明白，自己做了件天大的蠢事。通情达理的妻子也觉察到了，她对陈明说：我们俩人都做了一件错事，我们来改正它吧。他们心平气和地办理了手续，结束了这短暂的婚姻。
1942年2月，38岁的丁玲与25岁的陈明在有些人的嘲讽和讥讽声中正式结婚。他们没有举行婚礼，也没有请客吃饭，两人手牵着手在延安的街头快乐地散步，心中洋溢着无限的幸福。
新中国成立后，陈明与丁玲在北京度过了一段相对风平浪静的岁月。1951年春，他们从“文协”机关的大院搬进了多福巷一座小小的四合院内。这是结婚近十年后第一个真正属于两人的小家庭，一个不受外部干扰的小天地。
然而没有多久，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打破了这种短暂的平静。历经种种磨难之后1979年1月13日，75岁的丁玲才经中心组织部批准回到北京。在这25年中，陈明一直陪伴着她，给予她暖和。丁玲晚年说：“假如没有他，我是不可能活到今天的；假如没有他，我即使能活到今天，也是不可能继续写出作品来的。”
1986年3月4日，丁玲在弥留之际，向陈明提出了最后一个要求：“你再亲亲我！”而在这句话之后，丁玲说了一句：“你太苦了，我最不放心的就是你！”
1989年，陈明与比他小十几岁的张钰组建新家，陈明也不避讳对丁玲的怀念。而心性坦荡的张钰，也在陈明的影响下一起为丁玲整理起书稿来。对这一点，陈明心存感激：“我老伴很能理解我的感情，她也很尊重丁玲。”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