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冬的京华，树木萧瑟，干冷袭人。华灯初上时分，我来到了黄寺附近的总政家属大院，在一座六层楼的单元里，敲响了一扇陌生的门——这里是著名军旅作家徐怀中先生的家。徐先生是我最为欣赏和崇敬的作家之一，又是我们邯郸市峰峰矿区人。因此，我抓住在鲁迅文学院进修的机会，特意拜访了这位老乡。
开门的正是徐怀中先生。
徐宅的三室一厅里陈设简单、洁净，与我想像中高干家庭的豪华景象相去甚远。因为徐怀中先生是军内为数不多的将军作家之一。我环顾室内，粉墙上只有几幅名人字画，与书架书桌相互映衬，书香四溢，和谐自然，呈现出浓郁雅致的文化气息。我落座后，徐先生连忙拿出烟，徐夫人也忙着沏茶倒水，热情地招待着我这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在徐先生的家里，我感受到了前辈对后辈的扶植、关爱之情，也感受到了情真意切的浓浓乡情……
徐先生见我紧张得脸上冒出了汗，忙拿出一条热毛巾，一边递给我，一边说：“昨天电话里一听见你的乡音，就像见到了家里人。”他又对夫人道：“增香啊，他可是你们老一家儿啊。娘家人，用峰峰老家的话说，叫‘后代’。于增香、于吾相，仅差一个字嘛，啊？”
我们一起笑了起来，我紧张的情绪顿时缓解了许多。
不抽烟的徐先生，喜好喝酽茶。他南腔北调式的普通话里，不时跳出几句峰峰的乡音母语。他谈着谈着，就谈到了自己的故乡和童年。他说：“其实我本姓许。因为还有一个作家叫许怀中，为了区分开来，我在发表作品时就用了现在的双立人徐。我从小家境贫寒，父亲与人合开小煤窑，赔了钱，我上学就成了问题。幸运的是，党在咱们老家的抗日根据地设立了免费高小，管吃管住管念书，父亲便于无奈中替我背着铺盖卷，领着12岁的我去上学。两年后，我又考上了边区政府开办的太行第二中学。现在想来，当时如果不是父亲执意要我去上学的话，当矿工挖煤，可能就是我这辈子惟一可以选择的出路了。至今我仍清晰地记得，小时候站在屋顶上眺望石鼓山时的情景。解放峰峰时我曾到过峰峰煤矿，遗憾的是当时部队工作太紧张，根本无暇去登鼓山，去响堂山上看石窟……
“我从太行二中毕业后，就直接参加了革命队伍。我被分配到十八集团军前方总部剧团，随即改编为晋冀鲁豫军区文工团，后来又改成第二野战军文工团。在文工团一直从事美术工作，也搞版画。我的这段经历现在还影响到了女儿，你看那幅版画，就是我女儿创作的……
自然地，我们谈起了文学，谈起了文学与生活的关系。徐先生说，其实我写小说也没什么诀窍，只是从小喜欢文学书籍。虽说当时只是一种喜好，一种迷恋，可对我最终选择从事写作还是产生了很大影响。50年代初期，自己兴致勃勃、心情急切地要把自己对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对边疆军民的种种感受写出来，所以就有了《地上的长虹》……生活要靠积累是老生常谈了，但作家或作者对生活积累和文化积淀的开掘、取舍却各不相同。在积累与取舍时，搞文学的人应当注意俯拾带着露珠的生活花瓣儿。如果没有这种带着露珠的生活花瓣儿，写出来的作品便不会有感人、逼真的细节，不会鲜活，便会没有“鲜味儿”，也缺乏灵性，干干巴巴的少血无肉。当然，人物、细节不仅仅是真实的、鲜活的，也不仅仅是完美无缺的。比如我在《西线轶事》中，在对刘毛妹这个人物及细节的处理上，就没有洗去她的本色，没有把她搞成一个“高、大、全”式的人。几个女电话兵也都各有所长，各有缺陷。这样反而使人物形象更加逼真可信……实际上，文无定法，文学作品不是谁教出来的，我认为主要是在于“悟”，“悟”是作家对生活、对文学艺术不可或缺的东西。写作品不能只注意写过程、写场面。过程其实只是一个载体，是由一个个情节组成的东西。重要的，是要注意写出人情世态的时代感，写出艺术情趣、灵性和味道，这也是我特别喜爱孙犁同志作品的原因。我看他的作品最多，他的作品都很鲜活。我觉得，没有鲜活的生活细节，当然也包括语言、人物、形象等等，是很难把小说写好的……
“老徐呀，别光谈文学了，也该请我们‘娘家人’吃饭啦。你们边吃边谈嘛。”徐夫人热情地说。徐先生哈哈一笑说：“对嘛，老老乡见到小老乡，不说些话闷得慌嘛。好，小于，咱们吃饭！”
徐先生边吃边说。他说，实际上我留人吃饭的习惯是跟英儒先生学的。李英儒先生你知道吗？我说知道，是写《野火春风斗古城》的那个作家。徐先生说，英儒先生不仅文才好，而且为人更好。当年我才20多岁，部队上一帮爱好文学的青年经常向他讨教，他是成就很高的老一辈作家，待人十分亲切和蔼。当时我们这些人有已结婚的，更多是未婚的，经常到他家里去，他就经常招待我们，谈天说地，说说笑笑的，也谈文学，但更多的是谈工作，谈生活。至今想起那个时候的事情，仍然感到心里暖暖的，甜甜的……
饭后，我又向徐先生询问起正在走红的军旅作家莫言、李存葆等人的情况，因为我知道徐先生曾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当过领导，也是他们的老师。徐先生说，莫言的故乡山东高密，与咱们峰峰一带的风俗民情有很多相同之处，当然也有很多不同。莫言虽然没有抗战年代的生活经历，可他积累了那个年代的许多故事，许多细节通过艺术加工，用时代感穿透历史，用人文的、历史的情感去营造那个时代的人情世态，构架起作品。他主要是写“人”的，过程在他的作品里只占很次要的地位。他和存葆等年轻的部队作家都很能写，又都有自己独到的“富矿”。
当我提出对文学流派纷繁的局面感到困惑时，徐先生说，其实，每个流派的作家都存在着创新和发展的问题，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积累、艺术视角、文化感悟和自己的“富矿”抑或“矿床”，都有自己的读者群，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嘛，这很好。我以为，用什么样的手法创作，打一个什么样的旗号其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把作品写好，把“活儿”做好。至于什么是“好”，套用一句现成语，就是实践是检验作品的惟一标准嘛。
交谈中，徐先生还谈到了他前期的小说《地上的长虹》、《我们播种爱情》和电影剧本《无情的情人》等作品细节的来源，以及后期《西线轶事》的创作过程等等。在徐先生娓娓而谈中，我还了解到，徐先生离休以来，一直忙于中国革命现代军事题材的研究与创作，参与了许多影视剧的指导，如《大决战》等。还经常与一些军旅作家一起研究文学趋向、创作手法和艺术发展等问题。
两个多小时很快过去了，我主动起身告辞。徐夫人拿出两条香烟硬塞给我，推辞中，徐先生也发了话：“这是前几天有朋友从云南来送我的，我不抽烟，你就抽了吧。”
徐先生一家把我送至楼下，徐先生执意把我送出总政家属大院，又执意将我送出几百米，一直送到黄寺汽车站，等我上了车，他才转身离去。车开了，我望着徐先生渐渐远去的背影，心想，徐先生的为人为文的品格、风范，值得我辈永远学习和仿效。作文更重做人，才可以使文坛少一些浮躁，多一些冷静；少一些虚假，多一些真诚；少一些痞味，多一些正气；少一些痴狂，多一些谦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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