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都叫他“胡部长”或“胡院长”，可我更愿意称他为“胡老”。老者，尊也，在我的心目中，他是中国当代军旅戏剧的一位里程碑和泰斗式的人物，而不仅仅是他曾经拥有过的那些官职。时移境迁，一切都可以淡去，但他在中国当代军旅戏剧史上的身姿却永远挺立。
我与胡老的第一次“邂逅”应该追溯到二十多年前，那时我才十一二岁，在新落成的露天电影院里看电影，那天放的是《战斗里成长》，我被赵石头一家人的命运深深打动，也就是在那天，我记住了这部电影的作者的名字叫胡可。又过了好几年，我成了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在文学史教材里看到了我深刻地铭记于记忆中的名字，再后来，我成了南京大学戏剧学专业的博士生……突然有一种感觉，我觉得我在和这位无意中闯入我记忆中的作者渐渐走近。又是几年，这种感觉得到了验证，我不但穿上了军装，走入部队文艺工作者的行列之中，而且，我编辑的第一本书就是胡可老人的《剧事文稿》，后来，我们又有了许多的接触，我编辑了他的另一部书稿《走过硝烟——一个部队文艺工作者的战地手记》，现在，胡老的自传又放在了我的案头上，我对这部即将由我编辑的凝结了胡老一生革命经历的书稿充满了期待与向往。
我总觉得是冥冥中的一种力量让我走近了这位老人，我感谢这种力量！因为我借此走进了一段鲜活的历史之中。
在我的心目中，胡可老人就代表着一段硝烟与战火中弥漫的历史，同时他还是一部凝重大气的诗篇——也许，只有那血与火的历史才会熔铸如此凝重大气的诗篇。
我第一次见到胡可老人是在八九年前黄寺西院的大操场上，那时我刚刚接到《剧事文稿》的书稿，有些问题需要和作者沟通。胡老说他每天的黄昏都要到大操场上散步，便约我到那里去谈。那天的具体情形我已经记不太清了，但却记住了一个在夕阳中穿深灰色的风衣、头戴灰色礼帽，拄着一根拐杖匆匆向我奔来的精神矍铄的老人，以后我又见过胡老许多次，仍旧是这样的装束，也仍然是拄着一副拐杖匆匆奔走的身影——后来，胡老匆匆奔走的身影便幻化成一幅画面，镌刻到了我的心底。
在黄昏的夕阳中匆匆奔走也成为胡可老人精神与人格的写照。
那次见面，胡可老人的一席话也让我记忆深刻：
“我们这一代人，是在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哺育下成长起来的，《讲话》精神的精髓，已经融会到了我们的骨子里，变成了我们自觉的追求，比如深入生活，面向工农兵，为政治服务等等。当然，现在看来，我们的观念也有些比较陈旧，甚至有些不符合艺术创作的规律，这些我们都能意识到，但却很难改变了，这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局限。”
一位德高望重的艺术前辈在一个后生小辈面前如此冷静客观地剖析自己，这在我还是第一次看到。其实，哪一代人，甚至哪一个人又不带有自己难以逾越的局限呢？胡老和他那一代人的局限是时代的局限，是一个或一群青年知识分子面对时代大潮的感召所做出的无可选择的选择而带来的。
胡可是在抗日战争的烽火与硝烟中走入革命队伍中的，那时，他还是一个年仅16岁的青年。1937年，他离开家乡济南前往北平报考高中，就在这个时候，抗日战争爆发了，16岁的他再也无法安心读书，于是跟着已经成为地下共产党员的哥哥胡旭出城投奔了一支抗日游击队，这年冬天，这支游击队与聂荣臻率领的一支八路军汇合，成为八路军的一个支队，胡可也成为八路军的一员，后来又被送到晋察冀军政学校学习，1938年毕业后被分到军区政治部宣传队的抗敌剧社，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便与革命文艺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在抗敌剧社，他先是做演员，因为口齿伶俐普通话讲得好且会作多种表情而扮演的角色越来越多，并在剧社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了让更多的官兵看到演出，剧社的同志不但在驻地演出，还要巡回到各个分区演出，每天背着二十多今的背包行军五六十里甚至七八十里都是常事，但即便在这种艰苦紧张的斗争生活中，胡可和剧社的同志们仍抓紧一切间隙的时间学习戏剧知识，提高自己。1940年春天，胡可写了独幕剧《五十九个殉难者》的独幕剧，剧作是根据河北望都县柳陀村的青年农民为了给被日寇杀害的59位乡亲报仇而集体参军组成柳陀排的真实故事写成的，从此以后，胡可便走上了戏剧创作的道路，连续创作出了组剧《血的五月》中的《五三》、《清明节》、《戎冠秀》等，他创作的每一部剧作，都是为了当时的革命战争甚至是为了宣传某一个抗日纲领而作的，这样的创作方式，对于那些一味地追求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来说，的确有些难以想象，但在当时炮火硝烟的战场上，抗日才是第一需要，生活就是舞台，舞台也就是战场，演员和剧作家首先应该是战士，他们进行的是特殊的战斗，他们给予官兵的是巨大的精神动力。其实，他们当时也并非不要艺术，只是没有时间坐下来精打细磨罢了，但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胡可还读了《铁流》、《毁灭》、《夏伯阳》、《被开垦的处女地》、《静静的顿河》等苏联小说，并在参加排演《大雷雨》、《俄罗斯人》、《前线》以及曹禺的《雷雨》、《日出》等剧中进行学习，为他以后的戏剧事业奠定了基础。
八年的抗日战争，胡可和他所在的抗敌剧社就在血与火的洗礼中锻炼成长起来，其后，又是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战争，在很多情形下，他不但是作为戏剧工作者，也是作为指战员而出现在战争的烈焰与血泊中的，当然，战争也给了他丰后的馈赠，他解放后创作的几部大剧，如《战斗里成长》、《英雄的阵地》、《战线南移》以及《槐树庄》等，都无一不是来自于丰富的战争中的经历与体验，也正是因为将自己的创作置根于生活的沃土之上，因此，作为一个部队文艺工作者，尽管他有时不得不奉命而作，但来源于生活的具有浓郁生活细节的戏剧场景，对于所写人物的了然于心的熟悉，对生活本质的深刻洞察，使得他的作品尽管催生其的时代已经成为了过去，但却散发着历久弥新的艺术上的魅力。
胡可和他的那一代人，是在以自己的青春与生命见证与创造着历史，因此，他们的作品，不但可以成为整整一个时代的经典，而且，即使现在，洋溢于其中的那来自于生活深层的灵动与鲜活都是今天的作家所望尘莫及的。他们的作品之鲜活与魅力，来自于对血与火的战争的亲历以及血与火淬就的与人民群众的浓浓的血肉联系。现在的作家喜欢讲“深入生活”，但胡可那一代文艺工作者根本就无需刻意去深入生活，他自己就在生活中，生活于民众中，他本身就是他们中的一员。胡老曾经讲述过两件事令人难忘。在涞水县工作期间，村里有个三四岁的女孩子叫小歪，爱唱爱跳，人们都很喜欢她。几年后，胡可与胡朋的孩子出生，为了表达对那段生活以及那个乡下孩子的怀恋，他们给自己刚出生的女儿取名叫“歪歪”。而且，这个名字一用就是好几年，直到孩子上学，才改名叫“胡伟伟”。还有，20世纪40年代，胡可曾创作了以真人真事为素材的话剧剧本《戎冠秀》，为了在舞台上再现子弟兵的母亲戎冠秀的风采，胡可和扮演戎妈妈的演员胡朋多次到戎冠秀所在的下盘松村采访，和戎妈妈建立了密切的联系。60年代戎冠秀来北京参加全国英模大会，会议期间，胡可去看望戎妈妈，并把他们一家四口的照片给戎妈妈看，戎妈妈一把将照片抢到怀中，生怕他会要了回去似的，一连声地说，这张照片给我了，你不许再要回去！——与人民群众如此密切的血肉联系又怎能不创作出血肉丰满的艺术形象，并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呢？作为戏剧家的胡可拥有如此丰富的生活土壤，恐怕也会让今天的那些浅尝辄止地立于生活的表层的作家们汗颜的。
一个时代造就一个时代的作家、艺术家，而他们的作品也必然会打上那个时代的深深烙印。胡可老人所说的他那个时代的作家艺术家们的局限，可能就是指在特殊的条件下，他们没有时间更多地研磨于艺术，在很大程度上，为正在进行的战争服务，为政治工作的需要服务成为他们主要的艺术追求，因此，以今天的观点来看，他们的艺术显得有些粗糙，某些观念甚至也与文学的创作的一般规律有相孛之处，这或许是胡可老人的遗憾。但是，如果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来看，当一个民族在外族的侵略铁蹄下痛苦、流血、呻吟的时候，她的儿女又怎么可能安心地坐在象牙塔里沉潜于艺术中呢？如果那样做了，会不会又是另一种遗憾或缺陷呢？如果历史可以重新开始，我相信胡可老人还会毫不犹豫地投入到民族独立与解放的战场上，并用手中的笔为正在进行的革命战争摇旗呐喊的。——而且，他们那一代艺术家们的确把艺术的功能发挥到了极致。还有什么比用自己手中的笔谱写民族解放的壮丽史诗更壮观的事情呢？应该说，胡可和他那一代的艺术家们创造的是一个时代的奇迹。
敢于正视自己的作家是不可能止步不前的。所谓“观念的陈旧”在很大程度上是胡可老人的自谦之词，实际上，他一直都在以开放的心态，孜孜以求地探索着戏剧艺术的发展创新。晚年的胡老，致力与戏剧理论的探讨与戏剧新人的奖掖与培养。《剧事文稿》一书就是一部重要的戏剧理论著作，再后来，中国戏剧出版社又出版了胡老的戏剧理论著作《胡可戏剧杂文》。在这两部著作中，既有对戏剧理论、戏剧历史的宏观论述与分析，又有对新出现的作家与作品的切中肯肴而实事求是的分析与评论，而且，对于新人新作的关注，在胡老晚年的戏剧理论著作中占了相当大的篇幅，对戏剧新人的奖掖与培养，也成为他晚年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晚年的胡老，从部队文艺领导者的岗位上退了下来，但他一刻都没有懈怠下来，参加地方剧协的活动，担任曹禺戏剧文学奖的评委，关注部队戏剧事业的发展等等，成为他生活的主要内容。经常可以看到胡老拄着拐杖匆匆行走的身影，看演出，评奖，开会，有时还要到外地出差。有一次，胡老去北京人艺看辽宁人艺演出的话剧《鼓王》，戏散后被一辆逆行的小轿车撞倒，肇事司机逃去，后来，胡老在路人的帮助下在一家小饭馆给家人打了电话，送到医院，诊断为右股骨骨折。手术过后，胡老仍然是匆匆地奔走于各个剧院和会议场所，对于戏剧事业，他有一股发自本能的热爱与热情，对于部队的戏剧事业，就投入了更多的力量与热情。不仅如此，胡老还具备一种我们这个时代的人所不具备的一种精神特质，有时我想，这或许也是因为战争生活的血与火的锤炼吧。上个世纪末，解放军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新中国军事文艺大系》，我因“戏剧卷”的编写工作多次上门去向胡老求教，每次胡老都热情接待，认真答疑，哪怕连一点细小之处都决不放过。我称胡老是一部活的中国革命戏剧史，胡老笑笑说，许多事情亲历了便感到亲切。胡老还鼓励我在工作之余多关注一下军旅戏剧，写一些军旅戏剧的评论文章。2000年，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担任“戏剧美学”课的教学，根据学校的教学计划，要请一些德高望重的戏剧专家讲课。我自然想到了胡老，一说起这事胡老便慨然应允了，一堂课下来，博得了学生的阵阵喝彩，但下了课胡老却让我犯了难——也是按照学校的规定，讲完课要发讲课费的，但胡老说，我原来就是解放军艺术学院的院长，现在我来为自己学校的学生讲两节课，怎么能要讲课费呢？不但讲课费坚辞不要，即使学校准备好了的午餐，胡老也谢绝了，坚持回家去吃。那天不但是我，在场的人所有人都感动了。新年到来的时候，时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系主任的张志忠老师，我，还有一个小名叫“毛毛”的学生捧了一篮花去看胡老，也是为了向老人家汇报一个学期来的教学，胡老欣慰地笑了。从胡老的笑容中，我们又一次体味到了胡可老人对戏剧事业的热爱，对军旅事业的关注以及对青年一代的拳拳之情。
那次拜访，胡朋老人也在，她满头银丝，拄着拐杖和客人打着招呼——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生活中的胡朋老人。很多年以前，在银幕上看到过她扮演的郭大娘的形象，后来知道她就是胡可老人的夫人，再后来曾经在电话里和老人通过话，老人给我留下的印象就是热情，谦逊，这点和胡可老人是惊人的一致。交谈之中，胡朋老人话不多，更多地是胡可老人讲，但从两位老人的眼神中，可以看到他们的默契以及几十年来相濡以沫的浓浓的情感。不过，真正走进两位老人的情感生活，知道了他们之间美丽的爱情故事，则是在最近读了胡可老人为自传写的《和胡朋相伴一生》的章节，老人的叙述很平淡，没有缠绵悱恻的抒情，没有风花雪月的描写，但却有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它让人见证了什么是真正的革命者的爱情。我突然想起了许多年前读过的诗人郭小川的一句诗：“战士自有战士的爱情，忠贞不渝，新美如画！”读这句诗的时候，我还不完全理解这句诗的意境，但读了胡可老人的文章，我突然觉得用这样的诗句形容胡可与胡朋两位老人之间的爱情，真是再合适不过了。
胡可与胡朋老人相识于烽火硝烟的抗日战场上。那是1939年，抗战已经开始了一年半，胡朋作为延安抗大第八大队的学员被分配到胡可所在的抗敌剧社的时候，胡可正生着一场重病，昏迷中听到一个很好听的女声在念台词。在这之前，抗敌剧社是没有女演员的，所有的女性角色都有男性来扮演，很不自然，剧社急需女演员，所以，原本想到前线扛枪打仗的胡朋被分到剧社，做了女演员。又过了二十多天，胡可病好后才第一次见到胡朋，不过，他们并没有像电影小说上所写的那样一见钟情。在那个一切为了抗战的时代，两位投身于革命事业的青年男女也许根本就无暇顾及自己的私情。尽管如此，他们在舞台上下的配合是相当默契的。在舞台下，无论是行军途中还是到驻地巡回演出，他们都事事冲在前头，且都担任了演出队的副队长，后来，女同志多了，胡朋还担任了妇女队长。舞台上，他们的配合更为默契，胡朋在到剧社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连续在独幕剧《电线杆子》、《东北的一角》、《到山那边去》和多幕剧《丰收》、《我们的乡村》、《两年间》等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接着，1940年以后，剧社开始排大戏，胡朋又在《母亲》、《日出》、《雷雨》中扮演了母亲、陈白露、侍萍等人，胡可在从事戏剧创作的同时也以演员的身份在剧中扮演了许多角色，在《雷雨》中，他扮演了鲁贵，第一次在舞台上与胡朋扮演夫妻。对于民族解放战争的如火一般的激情和对于戏剧事业的热爱，催发了两位年轻人之间的爱情，在由胡可编剧的《戎冠秀》一剧中，胡朋扮演了戎冠秀，而胡可则扮演戎冠秀的丈夫李有，为了演好角色，他们曾到下盘松村和戎冠秀交谈，观察她的一举一动。《戎冠秀》成功演出的时候，也是他们的爱情成熟之时。1945年春节前，他们结了婚。但婚后没有多久，胡可便从抗敌剧社抽出协助平西军分区挺进剧社的工作。这次分别尽管二十多天，但却成为他们一生的写照。在此后的许多年中，他们各自奔忙着，聚少离多，但他们却永远相互牵挂，相互支撑。战争年代，尽管都在抗敌剧社，但也随时都会因战局的变化而分开，有时相距不过十来里，也无见面的机缘，有时即使见面，也是匆匆一瞥。在这期间，胡朋像她所扮演的革命母亲一样，扮演着革命者的坚强的妻子。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小驹出生的时候，胡可正在前线，直到许多天之后，儿子才见到自己的父亲。而小驹因营养不良而去世后，胡朋在很长时间里瞒着丈夫，默默承受着失去儿子的痛苦。50年代，胡可随部队开赴朝鲜前线，在前线一年多的时间内，胡朋带着两个女儿，一方面承担起了照顾孩子的重任，一方面还要在电影制片厂承担繁重的拍摄任务。即使在战争结束后，他们在北京有了相对安定的生活，也仍然是聚少离多——胡可先是在总政创作室从事剧本创作，后来又担任部队文化战线的领导工作，而胡朋从东北电影制片厂调到北影后来又调到北京军区之后，一直都在做演员，两人都有自己钟爱的事业，也就很少顾及到家庭。很多年，他们在北京都住在各自单位的宿舍里，直到星期天才能匆匆地见上一面，或在胡可的宿舍，或在胡朋的宿舍，以至于女儿们总觉得有两个家，一个是爸爸家，一个是妈妈家。刚刚离休的时候，两位老人还在各自忙着各自的事业，胡可经常参加地方剧协的活动，而胡朋则参加一些影视剧的拍摄。
半个多世纪来，夫妻两人只一起去过北戴河两次，一次是为了带两个女儿去看大海，还有一次是带外孙女看大海。再有一次就是在亲戚的陪同下游了趟白洋淀和清西陵。他们太钟爱自己的事业了，根本就没有游山玩水的雅兴。但是，他们并没有出现当代人所经常面临的“情感危机”，而是让爱情在彼此的事业中迸发出绚丽的火花。离休许多年后，随着社会活动的渐渐减少，两位老人才有可能坐下来在一起看看书报，相互聊聊天，共同的战斗生活，共同的老战友，不同岗位上的经历，电影圈与戏剧圈各自接触到的人和事使他们有说不完的话题，有时他们共同接受采访，共同写回忆文章，他们一起撰写的《敌后纪事》1997年由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那本书是这两位革命老人晚年爱情生活的见证。胡可曾深情地把晚年岁月称为他们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然而，2004年12月28日，胡朋老人静静地走了，走得很突然，从发病到去世只有短短的三个小时，可以想见，爱侣的突然去世会给胡可老人怎样沉重的打击。
得悉胡朋老人去世的时候，我曾经想给胡可老人打电话，但电话拿起又放下，我想给老人写一封信表示慰问，但又不知该从何下笔——我知道，面对如此大的悲痛，任何语言或安慰都是苍白的，我最终选择了沉默，但沉默中总会出现胡可老人在黄昏中匆匆行走的身影，我为老人祈祷并祝福着。
去年年底的一天，我接到了胡可老人的电话，老人在电话里说，他正在整理个人的回忆录，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写到胡朋，想以自传的形式出版，问我是不是愿意再做他的书的责任编辑。我很高兴，胡可老人是中国当代中国戏剧史上矗立的一座高峰，他的自传，不仅仅只是对个人经历的往事的回忆，也是对中国军旅戏剧史的一种勾勒；我更高兴的是，也许这部自传会将老人带出失去爱侣的阴影。
前不久，我终于看到了凝结了老人晚年的心血和对妻子胡朋的刻骨铭心的爱情的自传，那本书让我再一次走进了老人具有传奇色彩的革命生涯和戏剧人生之中，也读到了一首具有革命浪漫主义色彩的壮丽的爱情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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