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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堰河——我的褓姆》一举成名的诗人艾青
 
以《大堰河——我的褓姆》一举成名的著名诗人艾青 ,在“反右”中蒙冤受屈,在东北大森林和新疆大沙漠中,经历了20多年的坎坷生活。然而,他以追求真理的勇气,深深植根于社会和历史的土壤之中,和劳动人民患难与共。粉碎“四人帮”后,他以卓越的才华和诗情,为人们献上一首首激情如火的诗篇,结集为《归来的歌》、《彩色的诗》、《雪莲》等。如果说,我们从艾青50年代献给新中国的诗集《春天》中,看见的是一位“对光明的远景寄予无限祝福”的“吹笛”者的形象,听见的是“从此我们和黑暗告别,/太阳从东方徐徐上升”的歌声;那么,在新时期的“归来的歌”中,我们看见的则是一位“诗坛泰斗”的形象,听到的是“迎接一个迷人春天”的“最大的交响乐章”。

在中国新诗史上诗人大多只有一次创作高潮期,而艾青却有两次:一次是抗战前后的三、四十年代,一次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七、八十年代,而且两次高潮期都创作了堪称那个时期的最优秀的诗作,这在中国新诗史上可以说是少见的。

作为我们时代呼唤光明的号手,艾青从闭塞的乡村到喧闹的城市,从国内到国外,体验新的生活,寻找诗的意境。新中国成立之后,他访问过苏联、南美,也曾在祖国北部的森林和西部的荒原劳改,他始终迎着“太阳”,举着“火把”,吹着晨号,唱着人民的歌、光明的歌。复出之后,高举现实主义旗帜,从过去听命于将令的呐喊,转向以自我主体意识为核心,对历史社会和人类命运的全面而沉痛的反思,他的诗作显示了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表现了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在浪尖上》是献给“四五”运动的一曲颂歌,曾以充满激情的旋律掀起人们感情的波澜,在朗诵大厅里获得一阵阵暴风般的掌声。这首诗不仅以犀利的笔锋揭露了林彪、“四人帮”这伙封建复辟狂的罪恶,赞美了“四五”运动及其英雄们的革命功绩,更重要的是在天安门事件平反之际,诗人及时地说出了广大人民心里要说的话,强烈地抒发了压抑在人们心底的呼声:“一切政策必须落实,/一切冤案必须昭雪,/即使已经长眠地下的,/也要恢复他们的名誉!”诗人透过天安门事件率先提出并回答了深远的时代主题:“要用科学代替迷信,/冲出一切牢房”;“我们要的是真理,/我们要的是太阳!”;“人民要保卫民主权利,/因为民主是革命的武器”。这些诗句闪耀出炫目的光芒。

艾青说:“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1976年的“四五”运动,走了漫长的57年,而我们今天好像还在补57年以前的课:要求科学,要求民主。我们怎能随便地抛弃这两面光辉的旗帜呢?”他“归来”的诗作是他把对历史的反思和人民的希望,化为自己的感情的血肉凝聚而成的艺术结晶,它们的共同主题是批判封建专制主义,讴歌科学和民主。《听,有一个声音》是为被“四人帮”残害致死的女共产党员张志新烈士而创作的一首颂歌,深切地抒发了对烈士精神与人格的赞美:“你们害怕我/因为我和真理在一起/你们仇恨我/因为我和人民在一起……”“我最爱光明/你们夺走了阳光/我最爱自由/你们把我关进牢房/……”这是张志新的声音,又何尝不是艾青的心声呢?如果说《在浪尖上》和《听,有一个声音》,从“十年动乱”的反思中提出了反封建、要科学、要民主的问题,唱出了呼唤光明的歌;那么,《光的赞歌》和《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则纵观人类历史的发展,横览宇宙万物的变迁,讴歌了人类追求科学和民主,战胜愚昧与专制的漫长历史过程。《光的赞歌》的“基调,就是歌颂光明”,借助辉煌无际的“光”的形象,以象征的手法,展示了“从周口店到天安门”的人类漫长的历史,从自然界到人类无限广阔的空间,描写了科学与民主之光怎样砸开一层层权力的枷锁,挣断一条条精神的锁链,被发现、被解放的艰难过程。尽管“黑暗凝固得像花岗岩”,但是勇士们会“用头颅去撞开地狱的铁门”,诗人本着“实践是认识的阶梯,科学沿着实践前进”的辩证规律,热情地预言着:科学终将战胜愚昧,民主终将代替专制,光明终将驱除黑暗,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终将“接受光的邀请”,“从地球出发,/飞向太阳……”这首诗生动地表明诗人对人类的命运、国家的前途充满信心。


“归来”之后,艾青还写出了一批颂赞世界各国人民友谊的诗篇。从1979年到1983年,先后出访了奥地利、意大利、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法国、美国、日本、新加坡等国,所到之处都受到热烈欢迎。他诗如泉涌,创作了《古罗马的大斗技场》、《威尼斯小夜曲》、《爱荷华》等诗作,这些诗象一条“蓝色的纽带”(《蓝色的多瑙河》),连接着中国和世界人民的心;象“天山的云彩、风、雨和阳光”(《墙》)滋润着和平、友谊的种子,传播着人类共同的愿望;“为了友谊,为了和平,/让我们每个人的心/都发出轻轻的声音:/‘亲亲’、‘亲亲’,‘亲亲’”(《祝福》)。“觉醒了的人们誓用鲜血浇灌大地/建造起一个自由劳动的天堂”(《古罗马大斗技场》)。还有些诗作,如《巴黎》、《红色磨坊》、《香榭丽榭》、《罗马在沉思》、《蒙特卡罗》、《芝加哥》、《纽约的夜晚》、《旧金山》、《纽约》、《百老汇舞蹈》等,真实地、多角度地把资本主义现代化城市的美丽与邪恶、繁荣与危机、富足与空虚作了色彩鲜明而感情强烈的艺术描绘,让人们在领略西方世界现代化都市真实面影的同时,将思维的触角由现实的表象伸向历史的内蕴,给予人们的是对资本主义世界多角度的审视与思考。在《墙》、《重访维也纳》、《维也纳》、《慕尼黑》等诗里,诗人站在人道主义立场,抒发了中国诗人特有的感受,说明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世界各国人民要求统一、和平、民主的愿望,正如柏林墙一样,即使它再高、再厚、再长一千倍,也阻挡不了“千百万人的/比风更自由的思想”,“比时间更漫长的愿望”(《墙》)。《古罗马大斗技场》是参观古罗马奴隶社会时期的大斗技场遗址之后写的。诗人评说历史,以古喻今,把古罗马的奴隶在奴隶主的威逼下互相残杀的情景,同历史上反动统治者对人民的奴役结合起来,描绘了超越时空的奴隶之间鲜血淋漓的厮杀场面,深刻揭示了罪恶制造者的阴谋和丑恶嘴脸。这是诗人站在当代先进思想的高度所创作的一篇反战宣言书。艾青这一时期的国际抒情诗以鲜明的时代感和历史的使命感,以鲜明而富于独创的艺术形象,赢得了读者的好评。诗人这一时期的诗作同艾青在三、四十年代创作的《马赛》、《巴黎》、《大堰河——我的褓姆》、《向太阳》等诗作相比,从总体上看并无逊色,其中有些诗作有新的拓展和超越。如《光的赞歌》,被人们誉为诗人创作道路上的“又一座里程碑”。诗人以交响乐似的篇章纵情歌唱光明、科学和民主,把火热的感情灌注在哲理化的表达之中,让人们看见了诗人火热跳荡的诗情和对我们民族以至整个人类光辉前景的坚定信念。较之他以往写的《太阳》、《向太阳》、《火把》等显得思想更为深邃,技巧更为圆熟。再如《面向海洋》以海洋为中介,既是对创业者、开拓者的讴歌,也是对掠夺者、侵略者的诅咒;既有强烈的开放的海洋意识,也有鲜明的人文意蕴。这是诗人俯瞰人类社会、总结中国历史而写的一篇具有强烈前瞻意识的诗篇。《清明时节雨纷纷》通过一些典型的细节与诗人的亲身感受,令人信服地表现了总理既是人民爱戴的“领袖”,更是人民贴心的“公仆”的高尚品德。“这一沉思之作,没有表现哀恸时呻吟低唱的流弊,而是一个清醒的总结和一个真理的发现,把读者引向追求一种高尚的精神境界。 ”还有概括现代化世界大都会风貌的诗,采用以少胜多,以神传真的方法,表现了深刻的历史内容与鲜明的时代色彩。
在艺术风格上,艾青“归来”的诗作既保留了他50年代明朗朴素的特点,又吸取了他30年代用得较多的现代派艺术手法的长处,形成机智精巧和朴素自然相交织的艺术风格。
首先,诗人善于凭借敏捷的艺术感觉力捕捉意象,抒情言志。他把一些抽象的概念化为可见、可感、可触的具体形象。如在《致亡友丹娜之灵》里,他用“像火灾后留下的照片,/像地震后留下的磁碗,/像沉船留下的桅杆,/一场浩劫之后的一丝苦涩的微笑,/永远无法完成的充满遗憾的诗篇……”等五个比喻反复类比,把诗人同捷克斯洛伐克汉学家丹娜之间艰辛而可贵的友情具体化,变成了一串生动丰富的意象组合,表达了动人肺腑的深情与牵肠挂肚的感叹。他善于运用现代意象来表现现实生活,使诗作具有浓郁的现代色彩。如用“那些岁月/像‘一台绞肉机’/好的、坏的、肥的、瘦的/都绞烂在一起”(《历史的尊严》)来写十年动乱时期的艰难岁月;用“欢乐像啤酒泡沫,/要从杯子里满出来了”(《重访维也纳》)来表现奥地利人民结束四国军事占领之后的欢乐;用“跪在圣母院/祈祷宽恕的白天”和“不穿紧身衣的夜晚”(《红色磨坊》)来揭示巴黎社会的双重性等等。这些意象都是用现代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常见的事物来创造的,既平易朴实,又新奇有趣。他善于抓住事物的特点,创造拟喻型的意象,赋予描写对象以生命和性格。如《维也纳》、《慕尼黑》,别开生面地创造了两个形神兼备的拟人化的形象:一个是美丽、温柔、酷爱和平的公主,一个是健康而有风韵却曾同魔鬼交过朋友的主妇。前者抒发了诗人对动荡不安的世界局势的关注,后者概括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以及诗人对德意志民族的殷切希望。拟喻型意象的运用,使艾青的诗生动鲜明而内蕴深厚。
其次,把象征性的抒情同哲理性思辨结合起来,抒发对时代、社会、人生的真知灼见。诗人往往借助平凡物象来暗示深刻而新颖的思想,表现强烈而独到的主体意识。如《镜子》就是象征性极强的咏物诗。诗中把镜子真实反映客观事物的物理特征拟人化为:“它最爱真实/绝不隐瞒缺点”,它具有多方面的象征意义,其中隐喻有诗人说真话,爱真实,求真理的高贵品质。《人和上帝》也是一首具有强烈讽喻色彩的象征寓言诗。诗人以丰富的想象、虚拟了人和上帝之间的哲学世界。既写了人自欺欺人“创造了上帝”的愚昧,也写了人在受骗上当中的觉醒,揭示了人与神,存在与意识,物质与精神,群众与政党之间多种多样的关系,其象征内蕴很深,哲理与思辨性很强。再如《鱼化石》,表面写“鱼”的悲剧,实则倾诉“人”的灾难,控诉悲剧的缘由。这首诗的含义超出了个人的命运。诗人在炽热如火的诗情中用哲理性的诗句警束全篇:“离开了运动,/就没有生命//活着就要斗争,/在斗争中前进,/当死亡没有来临/把能量发挥干尽”。这种生命不息、奋斗不已的精神,使这首诗显得“其力大,其思雄”,被赞为“少有的佳作 ”。
同第一个创作高峰时期相比,艾青归来后的诗在艺术上达到了新的高度:有“大堰河”时期的深沉,却没有那种总难拂去的忧郁;有《吹号者》的激情,却让激情更趋内在而同深邃的哲理结合,闪烁着思辨的理性光芒;在艺术上勇于创新,表现形式无所羁绊,有早期诗歌的舒卷的自如,行所当行,止所不可不止,却更加出神入化,而进入炉火纯青的境界。他的诗把诗情和画意,抒情和哲理,细腻甜美的柔情和鞭辟入里的揭露,恢宏豪放的气势和优美精致的格调融为一体,形成了朴素、单纯、集中、明快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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