呵护一生送柳青
默涵与柳青是1940年在延安相识的，当时默涵正在协助艾思奇编辑党中央办的理论刊物《中国文化》，两人都住在边区文化协会内。默涵有早起散步的习惯，经常在山坡上遇见柳青，久而久之，两人就交谈起来，没想到竟谈得很投缘。以后柳青就不断到默涵住的窑洞里来聊天，柳青给默涵讲陕北农村生活和对各种农民的性格、爱好、习惯的了解，柳青讲得有声有色，生动具体。默涵非常感兴趣，常常听得忘记了时间，忘记了疲劳，由此两人开始交往。默涵看了柳青写的《地雷》、《误会》、《牺牲者》、《一天的伙伴》等反映敌后斗争的短篇小说，对柳青有了更进一步的了解。
柳青一直要求到农村做实际工作，1943年终于如愿到米脂县农村当乡文书。1944年默涵从延安到米脂探亲时，知道柳青在吕家俭乡工作。他一早出发，翻过几道山梁，到柳青那儿已是黄昏时节。默涵的意外到来，让柳青喜出望外。他让妻子杀鸡蒸馍招待默涵，这一天又是一个难忘的夜晚，灯油干了，又点上蜡烛，两人整整谈了大半夜。第二天柳青陪着默涵在村里走访不同的农户，整整盘桓了一天，临别时，默涵给柳青留下了一首小诗。
麻鞋粘杂草，攀越访故友。
涧水尘不染，山花意自娇。
相逢纤月上，对话烛光摇。
为塑英雄像，何辞沥血劳。
默涵向柳青告辞，柳青怕默涵迷路，又怕他在路上遇到狼，便坚持送默涵，一直穿过山梁，走出山沟，送到大道上，他才回转。临别时，默涵握着柳青的手问道:你一个人回去不怕狼吗？柳青说:这条山路我走惯了，就是遇上狼，我也有办法对付它们。
后来默涵说:他在这首小诗中，用“涧水”，“山花”，有双重意思，既是对山村的写实，又是暗喻柳青不慕繁华，不求名位的淡泊性格。柳青没有让默涵失望，经过几年的乡文书生活的观察和体验，写出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种谷记》。
这以后默涵从延安到重庆《新华日报》编副刊，在日寇投降、内战爆发后，默涵又到了香港，从事左翼文化工作。1949年9月他从香港回国参加建国大典，才和柳青在北京见面。柳青告诉默涵，抗战胜利后，他随大批干部到了东北旅大市，1947年又赶回陕北参加解放战争，现在正在写一部反映西北战场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这就是后来出版的《铜墙铁壁》。默涵深为柳青高兴，但同时他也向柳青提了一个希望，现在有些人刚刚写了一篇受称赞的作品，就马上写 “我的创作经验”，“我的创作道路”，其实刚写了一篇作品，没有多少经验可谈，更说不上什么道路了。你不要写这种东西，等到80岁真正有了较多经验时再写不迟。柳青很重视默涵的建议，后来他写《创业史》时，就规定不照像，不演讲，不介绍经验“三不主义”。
默涵与柳青是知心的诤友，柳青每次来京，都要和默涵见面，他们两人可以敞开心扉谈心，毫无顾忌地交换意见，彼此充满信任感。1964年12月柳青来京参加政协会，住民族饭店，一天晚上，默涵来看他，这次柳青向默涵谈了一件令他后悔不已的事。他说，在皇甫村10年，从不随便介绍经验，如果组织上决定他在什么创作会议上讲话，一定认真准备，绝不轻率讲话。也不随便接见记者，不拍照。没想到北京新闻电影制片厂来人了，说出于宣传工作上的需要，选了几位长期生活在农村并在创作上有成果的作家拍专题片。当时只考虑宣传工作的需要，就让他们拍了。我在皇甫村除了写作，参加基层工作，没有参加过集体劳动，群众对此也谅解。但这次我拍了一个参加劳动的场面，当时我就感到别扭，但还是拍了，事后越想越后悔，10年没作假，这次作了假，好悔呀！柳青说得沉重，沉重得深深地低了头，那懊恼的心情，让本打算严厉批评他的默涵也软了心肠。但默涵还是说了一句分量很重的话:“以后再不能做这样的蠢事了！”这就是他俩的关系，对做错的事绝不掩饰，也不迁就。
“文革”中默涵和柳青失去联系，默涵是最早被关进监狱的人，就是这样他还是惦念着柳青和他一家人的命运。1975年夏，刚刚从独牢中走出来，又被流放到江西劳改的默涵，通过各种渠道打听柳青的情况，断断续续的知道柳青被揪到西安批斗，皇甫村的家被捣毁，爱人被逼死，他自己也被哮喘病折磨得死去活来，后来还是周恩来过问柳青的情况，才使他死里逃生，到北京来看病。
而柳青也在悄悄地打听默涵的下落，1973年刚刚脱离险境的柳青来京看病，知道默涵的老伴孙岩从监狱释放出来了，便托人把她约到中青社的宿舍。详细地询问默涵的情况。但孙岩也知道得很少，二人相对唏嘘，都落下泪。
1978年5月柳青病情恶化，他写信给我，让我给他联系进京住院治病的事宜。当时默涵已经解放，任文化部副部长，我便找到他。默涵心急火燎，亲自和卫生部有关领导同志联系，迅速决定把柳青安置在朝阳医院内三病房（高干病房），顺利地解决了他来京住院治疗问题。但柳青的病太重了，虽经医生悉心治疗，肺部感染的绿脓杆菌被消灭了，但24小时离不开氧气，还要不断使用哮喘喷雾器、雾化器，就是这样呼吸喘气仍很困难。柳青住进医院后，默涵便赶来看他，本来两人十多年没有见面了，这次见面一定会有许多话要说。然而恰恰相反，真是别来多少事，相见反无言。两位老人都出奇冷静，因为他们都不愿意回忆“文革”中那些痛苦的往事，况且柳青十分虚弱的身体，也不允许他多说话。
一个月后，柳青病危，默涵赶到医院时，他已经进入深度昏迷。见此情景，默涵十分着急，立刻向院方建议，邀请名家来院会诊，大家都表示赞同。一小时后，默涵把首都医院柳青生前十分信任的医生朱贵卿教授请来了，我把北京医院内科钱主任也请来参加会诊。我们都盼望在专家和抢救组的努力下，能让柳青转危为安。但到了第二天下午5时，柳青还是因为呼吸衰竭、肺心脑病去世。
柳青去世后，默涵亲自出面为柳青安排后事。追悼会开过之后，他又叫上我到新疆驻京办事处找住在那里的陕西省委副书记章泽谈关于出版《柳青文集》和《柳青纪念文集》的事。
默涵对柳青有很深的情，这种友情即使在柳青逝世后不仅未减，反而随着时间的延伸日益加深。记得默涵夫妇得知柳青在西安工作的女儿准备结婚时，立刻托人送去一床被面，表示父一辈的关爱和祝福。柳青一生有默涵这样一位难寻的挚友，足矣！
肝胆相照姚雪垠
默涵与姚雪垠相识于上个世纪40年代，但两人关系亲密起来，还是1977年《李自成》第二卷出版以后。当时默涵还没有解放，正在江西丰城钢铁厂劳动改造。收到姚雪垠寄来的刚刚出版的《李自成》第二卷，默涵一口气读完，10年没有读过新出版的小说了，读到《李自成》这样水平的长篇小说令他兴奋不已。但他又感到不满足，渴望读到《李自成》第一卷，又到市图书馆把第一卷的旧版借来阅读。和二卷一样，一卷一开头就把他吸引住了。
1977年11月在默涵写给姚雪垠的信里，对《李自成》一、二卷作了不寻常的评价。他说:“您继承了我国古典小说的特点，也吸取了外国古典小说的长处。对人物的性格不作过多的客观描写，而让他们在行动中展示出来，同时把广阔丰富的现实生活浓缩到几组画页中有层次地加以重彩刻绘，合起来就构成一幅明末社会动乱破碎的全景。这是要有很高的概括力才能做到的。”
这以后，默涵还在不同的场合，不止一次的谈道:“如果姚雪垠不是具有丰富的生活知识、社会知识和历史知识，那是写不出《李自成》的。”难得的是在别人批评《李自成》不应该写李自成的帝王思想时，默涵从历史上、文学上提出他的看法，一方面表示姚雪垠对李自成的塑造“是过去所有写历史上农民战争的作品中，还没有见到塑造得这样成功的英雄形象”。同时又指出:“李自成和张献忠都有帝王思想，但张献忠只是想当皇帝而已，而李自成和当时许多农民起义领袖有许多不同地方，最不同的一点是他从起义的早期就有着打倒朱家王朝、救民水火的明确目的。他夺取江山，是要建立一个政治清明的太平天下。这种思想，在当时只能表现为取旧王朝而代之的帝王思想。要他超越这个界限，建立一个没有帝王的农民政权，那是不可能的。……这不是他的缺点，而是他不能逾越的历史局限性。人的思想总是由社会发展的程度所制约的。那个时候，农民还不能摆脱对皇帝的崇拜和幻想。他们起来造反，总要有一个头。在取得政权以后，这个头只能是皇帝，因为当时还没有出现发明不要皇帝或者只要一个有名无实的君主制度的阶级来启发他们建立新制度。” 默涵还指出:“写历史上农民起义领袖，不但要表现他们如何取得胜利，写他们的斗争在历史上起的进步作用，而且要正确地表现他们所以失败的根源和教训。在《李自成》第二卷里，对于将导致李自成后来失败的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原因，已经有了暗示。这样的布局是很严密的。” 默涵不愧是大家，在当时众多的评论文章中，他是最早指出这一点的。
在以后的日子里，每次我和默涵见面时，他都问起四、五两卷创作情况。我告诉他四、五两卷是《李自成》一书中重中之重的关键两卷，姚老已经把“崇祯皇帝之死”、“李自成之死”写出来了，并且在《小说》上发表了，但后来他在写“李自成进北京”这个大单元时，又有了新的想法，把已经写出的“崇祯皇帝之死”推翻重写。为了写好四、五两卷，他已经花了十多年时间了，而在李自成死后，他还要写高夫人率余部抗清18年，最后壮烈牺牲在茅卢山中，才算结束，使《李自成》这部书真正成为一部反映明末清初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的历史画卷。听了我的介绍，默涵又是惊讶、又是感叹，表现出一种由衷的赞佩之情。
1990年6月2日在姚雪垠向河南南阳博物馆捐赠手稿仪式上，默涵终于把他的感触说了出来。他说:“《李自成》后边两卷，有的是雪垠写了又重写，甚至发表以后又重写。他说不行，我要重来。现在有几个作家是发表过作品又重写的？！他就是这么认真，不满意，重新来过。现在有些作家，写了以后就马上投寄发表，然后马上就出书……有谁像姚雪垠这样子，整章、整章、整本书，写过一遍再推倒重来?!如果真的不行，还可以，他是精益求精，优中选优啊！这种认真精神是他创作能够成功的很重要的一个特征。”
这是默涵18年前的讲话，今天回味起来，仍觉得那么中肯、深刻，分量是那么重，让人回味，让人心动。我想，默涵讲的这些话，绝不仅仅是针对《李自成》而言，也是他对社会主义文学创作，如何以宏伟的价值追求和高远的价值取向为目标，不急不躁，精益求精，创作出真正体现社会主义文学的价值和神圣使命的作品的殷切期盼。
耄耋执笔赞梁斌
1994年4月18日应梁老之邀，我赴天津参加梁斌从事文学活动六十年暨80华诞的庆祝活动。在天津乐园宾馆住下来后，我发现默涵夫妇也来参加。默涵比梁斌大一岁，那年81岁。梁斌是非常看重他与默涵的友谊的，开会的那天，他左边坐的是天津市委副书记李建国，右边坐的就是默涵同志。
默涵在会上发言时说:“十分赞同茅盾的评价，‘《红旗谱》是里程碑式的作品。’《红旗谱》不仅征服了中国读者，也受到国外读者的青睐。她已走向世界，被译成英、俄、法、日、朝、越、西班牙等七国文字出版，由此可见，《红旗谱》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他还对梁斌一生走民族化的道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如果说梁斌写了三部传世之作，不如说写了三部走中国民族化道路的典范之作。”
在乐园宾馆住下来后，我便去看望默涵夫妇。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默涵在重庆《新华日报》编副刊时，就与当时中共中央南方局青年组的成员朱语今相识。1953年朱语今调入中国青年出版社任社长，从此他俩的联系就更密切了。我因为在中青社从事文学编辑工作，所以一到过年过节的时候，语今就叫上我去看望默涵、白羽、姚雪垠、管桦等老战友、老作家。每次默涵见到我时，必定问起朱语今。
1988年9月朱语今病逝后，他依然这样。这次也不例外，我们又谈起朱语今。我告诉他，语今病重住进医院后，中央一位领导同志去看他，发现他住在地下室的大病房内，感觉对语今的安排不对头，便要中组部查一下。这才发现，语今过去把参加工作的时间，当成参加革命的时间，一下子往后推了好几年，这才把语今安排到副部级的病房内。默涵吃惊地问我:“他自己没有提出过吗？！”我说:“我也问过语今，他说‘我参加革命不是为了这个!这样的事，是组织上考虑的事，不是我应该考虑的!’” 默涵听后很有感触地说:“语今是位德高望重、知识广富的学者、专家，他从不搞人际关系，这样的同志实在让人怀念。”
1997年，在梁斌逝世一周年的时候，我们计划出版一本题为《大地之子—梁斌纪念文集》，准备请周巍峙题写书名，请贺敬之题词，请林默涵写序。默涵当时已经84岁了，精力、体力、记忆力都较以前差了，请他写序，我有点顾虑。于是我便和副主编宋乃谦先生商量，由我们先拟一个草稿，提供给默涵参考，这样可以使他省些精力。默涵对我们约请写序一口应允，对我们提出的做法也赞同。让我感到意外的是，当我们把序言的草稿送给他后，他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和修改，加入许多他心中的精辟文字。严谨细密，一丝不苟，认真负责，不辞辛苦，这是默涵为人为文的品格和作风。后来这篇序言被天津日报刊载。
《大地之子—梁斌纪念文集》出版时，恰好是重阳节，我带着样书、稿费和节日礼品，早早就动身了。到默涵家时，他正在吃早饭，见我到来，格外高兴，放下碗筷，就让我在沙发上落座。我感到十分过意不去，忙说:“我来早了，您先吃早饭。” 默涵说:“不早，不早!”拿到样书，他立时从头翻起，显出非常高兴和满意的神色。当我把稿费交给他时，默涵望着我问道:“我已经收到《天津日报》的稿费，这不是一稿两投重复了吗？！”我说:“天津日报主动发表和出版社出书这是两码事，都应该付给您稿费，这不是一稿两投，是您的劳动合法收入，完全符合当今稿费支付的规定。”话又转到《红旗谱》上，默涵说，这本纪念集编得好，还收进了《红旗谱》的评论文章，《红旗谱》反映了一个历史时期文学创作的高峰，艺术上是不朽的，也许再过几十年，人们可能会忘记《红旗谱》的书名，但朱老忠、春兰的形象，会永存在人们记忆中的。
这次相见我感到默涵瘦了许多，也苍老了许多，记忆力已开始出现衰退现象，但总的来说还好，特别是对一些他过去经历过的人和事，表达上都还清晰、准确。临别时默涵问我:“你现在去哪？”我说:“现在去看姚老，下午去看白羽。”默涵说:“好，好，都替我问好！”这以后我因受糖尿病的困扰一直没有再去看望默涵，但这中间我也断断续续地听到一些情况，让我对他的身体状况一直很担心。
默涵走了，在这个时刻，我想起刘白羽在默涵从事文艺工作60年的时候，写的那首情高韵美、浑厚磅礴的七律，这首有血有肉、有声有色的诗，绘出了一个真真切切、实实在在的林默涵的肖像，我把这首七律记录如下，以此纪念远去的默涵—
欲燃天火铸新天，
延水湍流先着鞭。
运笔千钧雄魄健，
真知一握神矢前。
纷纭万绪肩负苦,
慷慨呕心志更坚。
堪羡中流波浪阔,
黄钟大吕壮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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