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雪峰(1903-1976)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诗人、杂文家、寓言作家、文艺理论家、鲁迅研究家，而且是参加过长征的的革命者。新中国诞生后，他被周恩来总理任命为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第一任社长、总编辑。然而，在上世纪50年代《红楼梦》研究批判的风暴中，冯雪峰首当其冲，后来又被划为右派，在那艰难的岁月里，他始终保持了精神的高洁、灵魂的尊严……
鲁迅遭围攻时，他挺身而出
1903年，冯雪峰生于浙江义乌一个山村的普通农家。这里古属越国，是著名的“报仇雪耻之乡”。冯雪峰从小感染了故乡“民风的强顽”，渐渐形成了质朴、耿直、倔强的个性气质。
他在金华省立第七师范学校读书时，因带头参与驱逐迫害学生的学监，被学校开除。他把自己原来的名字冯福春改为冯雪峰，瞒着家里，带着同学给他凑的17元钱，独自一人前往杭州，考进颇负盛名的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1922年他和应修人、潘漠华、汪静之结成湖畔诗社，先后出版了诗歌合集《湖畔》和《春的歌集》，成了闻名遐迩的“湖畔诗人”。
1925年，他和后来写了《二月》等小说的同学柔石，结伴来到北京，一面自修日文，一面在北京大学旁听，多次聆听鲁迅讲课。李大钊被绞死之后的1927年6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由于遭到通缉，他不得不于1928年2、3月间逃离北京，南下上海。这一年的12月9日晚上，柔石带他第一次去鲁迅家，与鲁迅见面。
当时，他正在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他带着一些译稿，登门向鲁迅请教。鲁迅除了回答冯雪峰的问题之外，简直不怎么说话。第二次，鲁迅仍然话不多。他请鲁迅翻译普列汉诺夫的几篇关于艺术起源的文章，鲁迅答应了。以后鲁迅的话就一次比一次多起来。不久，柔石帮他找到了鲁迅家对面的一处房子。每天晚饭后，他站在阳台上一看，如果鲁迅家没有客人，他就过去和鲁迅聊天，常常是一聊就一两个或三四个钟头。
冯雪峰刚到上海的时候，创造社和太阳社正在与鲁迅展开一场愈演愈烈的论战。他们错误地攻击鲁迅是“封建余孽”，是“不得志的法西斯蒂”。针对这种对鲁迅的粗暴的批判，冯雪峰1928年5月写了《革命与知识阶级》一文，正面阐释了鲁迅作为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的价值。可以说，这是一篇表明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正确认识鲁迅的里程碑式的文章。
1931年，冯雪峰担任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党团书记，1932年担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书记，为中国左翼文学事业的发展建立了不朽的功勋。
丁玲说，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的领导人，在百废待兴、万象更始之际，决定组建人民文学出版社。周恩来总理亲自点将，安排冯雪峰担任人文社第一任社长、总编辑。
一开始冯雪峰并不想接受这个职务，他打算从事自己所热爱的文学研究和文学创作，于是建议由巴金来担任此职，并去劝说巴金。巴金说：“我不会办事。”请他代为辞谢。冯雪峰说：“你要不肯去，我就得出来挑这副担子了。”巴金说：“你也别答应。”因为他觉得，冯雪峰“太书生气，鲠直而易动感情”，也不一定合适。巴金不干，冯雪峰只好走马上任。
有一次，不知因为什么，他和周扬吵翻了，大衣也没拿，就怒气冲冲地走了。后来，还是牛汉到周扬的办公室去，帮他拿了回来。
“秉性豪爽，处事果断，具傲骨，易怒，人不敢近。众人在谈笑间，他一到，便肃然无声。”这是曾先后担任人文社经理部主任、副社长的许觉民对冯雪峰的印象。
一次，人文社诗歌散文组组长牛汉，把一个编辑编的一本某现代诗人的诗选送交冯雪峰签字。冯雪峰啪地扔到了地上，“他也就三四十年代有那么两首好诗，再就没什么好的了！”
然而，冯雪峰又常常是温和的。向部下交办完事情后，他总要再问一句：“你看行不行？”
丁玲在延安时，有人问她，“你最怀念什么人？”她答道：“我最纪念的是也频，而最怀念的是雪峰。”1927年冬天，一个朋友介绍冯雪峰教丁玲学日文。两个人见面后，相貌平常、性格沉静、一副苦学生模样的乡巴佬雪峰，让丁玲一见钟情，深深打动了她的心。
后来在《不是情书》一文中，丁玲又写道：“我自己知道，从我的心上，在过去的历史中，我真真的只追求过一个男人，只有这个男人燃烧过我的心……”
冯雪峰异常俭朴。他为公家办事，需请客吃饭，如果他个人出面，就一定是自己付钱；周总理指示配给他一辆专用小汽车，他却很少坐，只有到中南海开会等重要活动，才偶尔坐坐，平常上班就戴顶大草帽，雇一辆三轮车，坐到社里；如果下雨天他坐汽车回家，在胡同口就会下车，步行回家，怕车轮溅起的泥水落到行人身上……
他性格赤诚率真、焦躁易怒。1937年7月，冯雪峰奉命到南京参加与国民党的谈判，中共代表团里地位仅次于王明、周恩来的第三号人物博古见到他后，给了他一份题为《中国工农红军将士为卢沟桥事变告全国民众书》的文件。当他看到其中有“服从蒋委员长”、“信奉三民主义”等内容时，不禁拍案而起，指着博古的鼻子，骂他是“新官僚”。
他一气之下竟给潘汉年写信请假，回乡写红军长征的长篇小说去了。行前他对胡愈之说：“他们要投降，我不投降。我再也不干了，我要回家乡去。”还说：“党错了，鲁迅是对的。”
冯雪峰一时激于义愤，中断与党的组织关系两年之久，这不能不被中央领导人认为是“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恐怕也是后来导致毛泽东对他反感的一个原因。
1957年大批判会场上，他泣而无泪
1954年，毛泽东发动《红楼梦》研究批判运动，冯雪峰首当其冲。毛认为冯雪峰主编的《文艺报》压制了李希凡、蓝翎研究《红楼梦》的文章，专门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指责《文艺报》“容忍俞平伯唯心论和阻拦‘小人物’的很有生气的批判文章”。
10月31日至12月8日，中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先后召开八次主席团扩大会议，冯雪峰不得不在会上检讨。他还被迫在11月4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检讨我在〈文艺报〉所犯的错误》的文章，随之被撤销了《文艺报》主编职务。在冯雪峰检讨自己的“错误”“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一句旁，毛泽东挥笔批道：“应以此句为主去批判冯雪峰。”
在反对文艺的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公式化和概念化方面，冯雪峰与胡风有相同之处。在1946年4月23日《新华日报》的副刊上，冯雪峰发表署名“画室”的文章《题外的话》，指出：“研究或评价具体作品，用什么抽象的‘政治性’、‘艺术性’的代数式的说法，可说是什么都弄糟了。如果这样地去指导创作，则更坏。”
冯雪峰绝对不会料到，他的这些文字实际上被看做是对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至高无上的权威的蔑视和挑战。结果，他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早在30年代初，他和胡风就成了朋友。1936年4月25日，他受命从陕北抵达上海，有一段时间，几乎天天在鲁迅家里和胡风会面。冯雪峰觉得周扬他们提的口号“国防文学”不好，就和胡风商量，并经鲁迅同意，提出了一个新的口号：“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引发了“两个口号”的激烈论争，也因此而得罪了周扬等人。
1955年1月，陆定一、周扬和林默涵向毛泽东汇报关于批判胡风的计划。临走时，周扬说：“雪峰同志因《文艺报》的错误受了批评，心里很痛苦。”毛泽东说：“我就是要他痛苦！”
1955年6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署名，向中央写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国作家协会党组准备对丁玲等人的错误思想作风进行批判的报告》，认为“冯雪峰同志也有严重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思想，这表现在他长期对党不满，骄傲自大，和党关系极不正常”。
1957年8月7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以《文艺界反右派斗争的重大进展攻破丁玲陈企霞反党集团》为题，报道了8月6日作协党组扩大会议的情况，把冯雪峰也放在了“丁玲陈企霞等人反党小集团”之中，点了他的名。
8月14日下午，作协党组在位于王府井大街36号的中国文联大楼小礼堂，召开扩大会议批判冯雪峰，给了他致命的一击。参加这次会议的黎辛在《我也说说“不应该发生的故事”》一文中回忆说：
会上，夏衍发言时，有人喊“冯雪峰站起来！”紧接着有人喊“丁玲站起来！”“站起来！”“快站起来！”喊声震撼整个会场。冯雪峰低头站立，泣而无泪；丁玲静立哽咽，泪如泉涌。夏衍说到：“雪峰同志用鲁迅的名义，写下了这篇与事实不符的文章（指1936年8月初冯雪峰根据鲁迅的意见拟稿，经鲁迅补充修改而成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引者注），究竟是何居心？”这时，许广平忽然站起来，指着冯雪峰大声斥责：“冯雪峰，看你把鲁迅搞成什么样子了？！骗子！你是一个大骗子！”这一棍劈头盖脑地打过来，打得冯雪峰晕了，蒙了，呆然木立，不知所措。丁玲也不再咽泣，默默静听。会场的空气紧张而寂静……爆炸性的插言，如炮弹一发接一发，周扬也插言，他站起来质问冯雪峰，是对他们进行“政治陷害”。接着许多位作家也站起来插言、提问，表示气愤。
8月20日，《人民日报》以《文艺界反党分子冯雪峰是丁陈集团参加者、胡风思想同路人》为题，公开报道了这次会议对冯雪峰的批判。就这样，他被强加上“勾结胡风，蒙蔽鲁迅，打击周扬、夏衍，分裂左翼文艺界”的罪名，划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又被开除党籍，撤销人文社社长兼总编辑、中国作协副主席、全国文联常务委员、全国人大代表等职。
多次请求恢复党籍，至死未能如愿
冯雪峰被责令在家写检查，但他无论如何也想不通。他一次又一次去找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邵荃麟对他说：“你要想留在党内，就必须出来澄清《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引起的问题，承担自己的责任。”冯雪峰苦苦思虑了好多天，觉得无论如何，自己也不能违背历史事实啊！他又找到邵荃麟，邵荃麟说：“先留在党内，再慢慢地解决，被开除了就更难办了。”冯雪峰只得委曲求全，按照他们的旨意，起草了人文社50年代版《鲁迅全集》的有关注释：“鲁迅当时在病中，他的答复是冯雪峰执笔拟稿的，他在这篇文章中对于当时领导‘左联’工作的一些党员作家采取了宗派主义的态度，做了一些不符合事实的指责。”
此事让冯雪峰悔恨终生！他满以为这样做可以保留党籍了，然而，自己却被无情地欺骗了、愚弄了。他一个人枯坐在办公室里暗自啜泣。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他几次想去颐和园投昆明湖自杀。但一想到几个孩子还小，妻子又没有独立谋生的条件，自己再痛苦也要支撑着活下去，活到历史彻底洗净泼到自己身上这些污水的那一天。
中央决定，对冯雪峰的斗争，主要在作家协会进行，人文社则“配合作战”。8月13日至9月5日，人文社先后召开七次全社大会，集中批判冯雪峰的“反党言行”。一份油印材料《右派分子冯雪峰在整风中的反动言行》中写道：“冯雪峰三十年来一贯对党的领导不满……正如他自己所说‘得意时在党之上，不得意时在党之外’。”
这位老资格的革命文学家，一下子变成了革命的对象。他在人文社做了一个普通编辑。1959年1月，被安排进了社内新组建的“编译所”工作。虽然1961年被摘去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但他多次请求恢复党籍，直到死，都未能如愿。
1964年去河南林县参加“四清”，只能使用“冯诚之”的化名。他本有继续写红军长征题材的长篇小说《卢代之死》和一部太平天国的小说的计划，但作协领导人觉得他的“摘帽右派”的政治身份，不宜写伟大的长征，只批准他写太平天国的小说。冯雪峰伤痛欲绝，把已写好的几十万字初稿，付之一炬。而写太平天国兴衰的小说《小天堂》，最终也胎死腹中。
“文革”中，年逾花甲的冯雪峰先是被关进“牛棚”，后又与人文社员工一起，发配到古称“云梦泽”的湖北咸宁向阳湖畔，劳动改造。他种过菜，挑过粪，插过秧，清扫过厕所，放过鸭子。
很多人都还记得，在向阳湖那几年，冯雪峰沉想默思，寡言少语。工余时间，除了看书，常常坐在大枫树下，静静地深思。苍苍白发略显蓬乱，紧蹙的眉毛也染上了风霜，一双深邃的眼睛凝望着迷蒙的远方。他就像一只受伤的豹子，悄悄地躲进密林深处，默默地舔舐着伤口里流出的鲜血，孤独地承受着、忍耐着苦痛和哀伤。
1976年1月30日上午，冯雪峰终因肺癌晚期不治，饮恨与世长辞。聂绀弩闻讯后，写下了《挽雪峰》诗二首，其中有云：“狂热浩歌中中寒，复于天上见深渊。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在1979年11月17日为他补开的追悼会上，诗人萧三送了这样一副挽联：“尊崇一个忠诚正直的人，鄙视所有阴险毒辣的鬼。”
丁玲得知雪峰的死讯，热泪纵横。后来，她见到左联时期的老朋友楼适夷，两个人谈起了雪峰。谈着谈着，丁玲忽然问楼适夷：“雪峰这家伙，为什么要死呢？”
在穿越了几十个年轮之后，像发出圣洁美丽光泽的雪山一样，冯雪峰以特有的人格魅力和精神感召力，仍然磁石般吸引着晚辈，辉耀着愿意追随他足迹前行的后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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