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９年９月，为了“备战”和“接受工农兵再教育”，我们人民文学出版社除了留下少数几个人搞“样板戏”之外，无论“革命群众”或“牛鬼蛇神”，不管老弱病残，都被“全锅端”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６７岁的冯雪峰也戴着“黑帮”的帽子，同大家一起走上了五七道路。
开始，他被安排在蔬菜组种菜。
当时我正在当“鸭司令”，放养着２００多只母鸭。由于是当地大棚里筛选下来的处理品，它们原先一只只毛孱孱的，吝啬得一个蛋也不肯下。后经我几个月的调养，且不费饲料，春天的下蛋率几乎达到了百分之百，能保证“连”内每个“战士”每天可以吃到一个鸭蛋。这对于连续啃了半年多的咸菜疙瘩、不沾油荤的“吃斋”队伍来说，无疑是件大恩大德的善事，也引起了军代表和连干部的重视。他们对我说：“你每日早出晚归，栉风沐雨，够辛苦，需要一个助手。再说，你懂得整套农活，大田还需要你去指挥，放鸭的事，你培训培训，今后就交给你的助手。”我欣然同意。但得知这个助手是冯雪峰时，我却犹豫了：第一，冯雪峰作过胃大切除手术，来干校后经军代表特准可以买饼干来维持生命，若在湖里放鸭子，一日三餐不准时，且都是凉的，他能否承受得了？第二，湖里夏天烈日当空，没有任何遮拦，地温高达４０几度，而寒冬北风刺骨不算，时不时还会掉进水里成为落汤鸡，年近七旬的老头，受得了这份罪？第三，湖地的田埂都是烂泥搭的，水蚀霜冻后就成了豆腐渣、烂浆糊，烈日一晒又成了见棱见角、有锋有刃的死硬疙瘩，矫健的年轻人都难免摔跤，将他的老骨头摔断了怎么办？我将自己的顾虑向上级说了，但没被受理，因为我属“连队战士”，服从命令是天职。
１９７０年初秋，鸭子经过“夏眠”后又到了下蛋的季节，冯雪峰来到我的“麾下”报到。
那天他奉命来到，一见我只穿一条短裤衩，通体像醉虾一样红中透黑，便善意地忠告我：“早春，这地方的太阳很毒，你得戴个草帽，背心总得穿一个才是。”我说：“光棍一条，为的是图方便，也为了偷懒，天晴让它晒，雨天让它淋，不用换衣服。有时我还得跟鸭子在水中赛跑，下水无需脱衣服。”他听我这么说，沉默了一会儿才沉吟道：“我老了，不行了，今后不仅帮不上忙，还可能给你添累赘。”冯雪峰并不甘于作为我的伙伴，他一来就要领任务：“我小时在农村，什么农活都干过，就是没放过鸭子。我该帮你干些什么事？我向他传授了养鸭子的经验，至于他的任务，我不大经意地说：“一切有我照管，你只帮我看着它们点，不要让它们瞎跑，或掉了队，或往禾穗已勾头的稻田窜，毁了庄稼。”
他领任务之后，就马上去鸭群边寻找自己的岗位。尽管当时鸭子已吃饱，在水洼边睡觉，他还是蹑手蹑脚地往鸭群边靠，死死地盯住它们，生怕它们一展翅就飞跑似的。一会儿，鸭子纷纷醒来，在水洼里戏水，冯雪峰更显得紧张，围着水洼来回跑，任我怎样制止也无效。看来他将我交给他的任务牢记在心，坚守着自己的岗位。
太阳偏西了，为了让鸭子晚上饱餐以过夜，我将它们赶入深水中去限食。“限”到一定时候，鸭群开始骚动、哗变，饿慌了的四处乱窜。冯雪峰见此情景，顿时慌乱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挥舞着鸭杆，顾此失彼地应接不暇。
太阳已靠近地平线，该是让鸭子进食的时候了。我吹了几声口哨，鸭子“嘎嘎嘎”地叫着向我飞扑过来。我将它们引至一块刚收获过的稻田，这里有稻粒、草籽、虫虾和田螺等，可让它们荤素搭配着饱吃一顿。冯雪峰见到这一切，好似千斤石头落了地，轻松地说：“看来我的紧张是多余的，鸭子都听你这个‘司令’的指挥，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何苦要我多操心！”话刚落音，鸭子已进入田中觅食了，一下子他又急了。他佝偻着腰，沿田埂疯跑，摔倒了，又爬起急跑，又摔倒了……这样反反复复多次，土疙瘩、鸭杆都与他作对，将他绊倒。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开始以为是鸭群中出现了黄鼠狼。过了好久，我才弄明白，原来冯雪峰不了解鸭子的觅食规律，一见到它们为争夺觅食的有利地盘低头、耸尾来回跑的情景，担心其跑飞了，所以才拼命地追赶、堵截。他时时刻刻都在记着自己的岗位和职责。
冯雪峰放鸭第一天的战绩虽不佳，付出的代价却很高；脚手都挂了彩，衣裤甚至头发都浆上了泥沙。但他也得到一点补偿，第二天清棚捡蛋时，白花花一片，２０６只鸭子下了２０３个蛋。看到这一丰收景况，他像小孩一样，天真地开怀大笑。
以后两天日子过得还算太平，鸭子乖乖地听指挥，我们也赢得了清闲，可以聊聊天。我原想利用没有第三者在旁的机会，请教一些他与毛泽东、鲁迅、瞿秋白、张闻天等人的交往，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多次争论，以及他个人爬雪山、过草地、蹲监狱等等传奇般的经历。但他几乎不接应这样的话题，要么说这些已写过材料了，要么叫我去看某某革命组织印发的资料。
我向他提的问题没得到回应，倒是他向我提了许多放养鸭子的问题，我都一一作了说明。我滔滔不绝地说，他专心致志地听。他越是听得认真，我就越说得有兴，以这样的“高堂讲经”打发无聊的时光。有一次，他插话问我：“你很小就离开农家，也没有放养鸭子的经验，为何取得了这样高于鸭师傅的成绩？”我不假思索地说：“党把我培养成知识分子，本想干点文化工作，从来也没想到还会返回去当农民，当鸭师傅。我干得再好，对党对己都是个损失。但命运既然作了这样的安排，个人改变不了。怎么办？要么苟且偷安，要么玩世不恭，要么愤世嫉俗。我不愿这样混和闯，只好奴性十足地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从干中寻找人生乐趣。目前我不能与人交往，就与鸭子结伴，观察它们，了解它们，研究它们的生活规律，从研究中寄托爱心，锻炼已经生锈了的思维。不然，我整日在这荒无人烟的湖地里，被动地经酷暑，历严寒，不被环境戕死，也会自己闷死、憋死……”他听了我的这席话，颇有感触地说：“这是一种人生哲学！抱这种人生哲学的知识分子不多。的确，有人认为这样的人是安贫乐道的庸俗之辈，或是不反抗命运的奴才。但什么叫俗人，什么叫奴才，都是那些怀才不遇、愤世嫉俗的‘志士仁人’诠解的。这些人到底有无才，还是个问号，往往自认才高八斗的人，说不定他的才还不够一合一升。生活中不乏这样的人，大事干不来，小事不愿干。宝刀可以断铁，岂不能断木！铅刀还应一割哩！我曾经说过，人世间有在高堂应对的主人，也有在灶下烧火做饭的奴婢；有日驰千里的车子，必得有铺路的灰砂碎石。鲁迅曾经写文章界别过‘聪明人’、奴才和傻子，我看世界上多的是‘聪明人’，奴才也不少，缺乏的是傻子。如果多些傻子，世道就好了。”自这次不经心的交谈之后，我们之间那堵“红”与“黑”的墙慢慢地变小，变矮了，特别是自干校回到机关之后我们成了忘年交。
很可惜，我们在干校相处的日子不很长。大约是在他来放鸭的第４天，就发生了一件影响他放鸭生涯的事，从此他再不作我的助手，更没能作成我的接班人。
这天下午，我们在鸭子限食时天南海北地聊天，待我吹哨将鸭群召上岸时，发现少了近三分之一的鸭子。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便将上岸的鸭子交给冯雪峰，让他独自照料它们觅食，我却纵身跳下水去，游向肉眼不及的湖汊处，去寻觅脱群的掉队者。然而寻遍所有湖汊都没有找到，后来在一片稻田中传来了“窸窸”的响声，上岸就近一看，它们正在絮絮地偷食稻穗。由于时近垂暮，它们恋食不舍，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将它们赶了出来，逐向湖中。待我将它们赶归鸭群时，天已蒙蒙黑了。冯雪峰还在等着我，费劲地拦阻、堵截早想上路归棚的鸭群。我见此情景，禁不住说了几句硬话：“到这个时候了，你应该随机应变，先把这批鸭子赶回去，何必死死等我！”他没有分辩。不难看出，他在自责自咎。我为了缓和紧张空气，便说：“没事。鸭子不像鸡，不患夜盲症，只要有点月光，它们会回棚去的。”
考虑到鸭子熟悉我的身影，由我前面引路，为防掉队者，由冯雪峰殿后护驾。待长长的一列队伍浩浩荡荡地返回鸭棚，却不见冯雪峰。我赶忙返回去找人，闻声只见冯雪峰在水沟中一手掐着３只鸭子的脖子，另一手在草丛中既摸且按，原来他在抓一只掉队的鸭子。我忙下到水沟中摸住了那只鸭子，并扶他上了沟岸，催他往回走，他却蹲在岸上一动不动。我以为他摔伤了走不动，可他说没摔伤，只是担心还有掉队的鸭子没发现。我告诉他，掉队的鸭子会叫唤，除非碰到了野兽，他这才放心地跟着我回去了。待到灯光下一看，他全身都是泥泞，胶鞋也掉了一只，原有的伤口又渗血了。
次日清晨，他按时赶到鸭棚，仍照常跟我赶着鸭子下到湖地。整整一天，他再无兴致向我请教鸭经，却几次向我提出：“我腿脚不灵便了，赶不上鸭子，你给的任务我胜任不了。昨晚我犯了错误，今后还难免再犯。为了不给你添累赘，也为了鸭群得到更好的照料，我请求调回原组去种菜，干些力所能及的事。请你代我向军代表、连干部请求一下，就说我干不了，干不好。”这事引起了我反复思索，如果冯雪峰是个苟且偷安的人，会巴不得在我这棵树下乘凉，天塌下来有“司令”顶着，管它那些闲事；如果他是一个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人，正可拿鸭子来撒气，鸭子丢了、死了，其奈我何？但他却傻子似地忠于职守。他来放鸭子是出于一种责任心，他请求免除这差事也是出于一种责任心。
由于我有这种考虑，也由于人所应有的对一位老者的同情心，我马上向军代表和连干部转达了他的请求。好在他们并不怀疑冯雪峰的劳动态度，没有“抓阶级斗争新动向”，同意了冯的请求。没过几天，冯雪峰调回原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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