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文化杰出的领导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周扬，早已名播中外，为人仰慕。然而，他的原配夫人吴淑媛——一位革命的有功之人，却鲜为人知。
其实，人们不应该对她遗忘。作为妻子，吴淑媛全身心地支持丈夫的工作，为丈夫的学习和生活奉献了所有的爱，作为进步青年，她为了党的事业，献出了绝大部份家产，为革命作出了贡献。
为缅怀这位默默的奉献者，笔者将近来搜集的有关资料，整理成文，奉诸读者，希望人们不要忘记这位——吴公馆的“姣小姐”
吴淑媛，1907年农历正月十八生于湖南省益阳县龙麟镇(今益阳市)，父名不详。她的祖父吴家榜，曾任清末瓜州镇(今江苏省邗县)提督。据传，吴家榜原是屠夫，后来一个做官之人被土匪追捕，跑到吴家，吴家榜将其藏起来，保全了性命。为了感恩，那位官人带吴家榜外出读书、做官，并将其女相许。吴家榜就这样发迹了。晚年，他在益阳购置了一栋房子，富丽堂皇，很是气派，这就是过去益阳市有名的吴公馆。俣家榜生有一子，即吴淑媛的父亲。她父亲娶有一妻一妾，妻无生育，妾生有一子一女，子叫吴子清，女即吴淑媛。
吴淑媛天生丽质。七、八岁，便长得艳丽妩媚。到十四、五岁，已是体态丰腴，标致聪慧的“大”小姐了。由于她千伶百俐，姣美姿媚，家人与左邻右舍都爱妮地称之为“姣小姐”。
姣小姐不仅貌美，而且知书达理。沉静而娴雅，活泼而端序。她出身豪门，但又对贫苦农民充满同情。她时常接济街头蓝缕，是富贵人家少有的厚道仁慈。
吴公馆的姣小姐远近闻名，前往吴公馆提亲做媒者络绎不绝。但姣小姐拒绝了各门亲事，因为她心中另有意中郎。这就是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周扬。
姣小姐与周扬的结合，虽有三媒六证，但主要的是因为一一
共识结姻缘
周扬原名周起应，1907年11月出生于益阳县田庄湾。周家世代为官，是当地有名的官宦之家。因在家排行第二，人称“二少爷”。周扬十多岁时，因砸碎周家神龛和菩萨，为族人视为“不孝”而追究。他一气之下，离家出走，到县城信义中学读书。
信义中学位于资江河畔的桃花仑。这里山青水秀，安静舒畅，是读书的好地方。为了读书方便，周扬在学校对岸的乾元宫附近租了一栋房子。当时著名的吴公馆就芏在乾元宫下首，公馆的姣小姐就在周扬的房东姚仁涛先生处就学，所以“二少爷”与“姣小姐”不仅相互认识，而且交结密切。她(他)们常常在一起交谈和游玩。周扬知识丰富，思想进步，谈吐不俗。他经常给吴淑媛讲形势、讲革命道理，可以说，他学到的知识，受到的教育，深深地渗入到了姣小姐的思想深处，给了她很大的启迪和影响。共同的志趣和爱好，长期共处，两人建立了深厚的感情。这样，他俩要仁涛先生牵线为媒，定下终身。
于是，就有了——
爱 的 奉 献
1923年，周扬以优异成绩考入长沙很有名气的湘雅中学。就在这一年，吴淑媛冲破家庭阻力，在益阳与周扬举行了婚礼。这时，她16岁。
周扬在长沙读书期问，曾多次写信，要吴淑媛前往长沙，一起生活，但都被吴淑媛拒绝了。在她看来，丈夫住在舅舅家，生活和学习条件都很好，不需要她的照顾。现在前去，只会成为“多余的人”。考虑到丈夫的学习和前途，吴淑媛甘守空帏。
其实，新婚燕尔，姣小姐也多么想回到丈夫的身边啊！
1926年，周扬考入上海国民大学。此时的上海，政局动荡．形势异常复杂。为了照顾丈夫的生活和学习，吴淑嫒决然离开了安静舒适的吴公馆，离开了从未离开过的父母，来到周扬身边。1927年舂，周扬转入上海大厦大学。而正在此时，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在这种严峻的政治气候下，周扬毅然不顾个人安危，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下加入中国共产党。对于丈夫的抉择，吴淑媛非常理解和赞同。尽管她知道，这样的抉择将可能给她(他)们带来杀身之祸。
周扬参加革命后．学习和工作十分紧张。他既要抓紧学习，完成学业，又要参加和组织学生的各种革命活动，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作为地下党员的妻子，爱护和照顾好自己的丈夫，就是对革命的一种奉献。所以，吴淑媛事事为丈夫作想，处处关怀备至。白天，她不动声色，精力过人地处理好所有家务；晚上，她以善妻的身份出现．默默地守候在丈夫的身边，或看书，或哄小孩，但又从不打搅学习或工作中的丈夫。饭凉了，为他热；茶少了，为他添；丈夫不睡，她决不上床。她经常注意丈夫的表情和言行，生怕丈夫出事，丈夫的安危，牵动着她的心。作为妻子，吴淑媛表现出了惊人的耐心和特有的温柔。
“如果他是画家，我就甘愿做画版的底色，让他尽情描绘出宏伟壮丽的图案来。”这是吴淑嫒对爱的坦言。1928年，周扬为了寻找已经失去的党的组织关系，千里迢迢，赶赴日本。在周扬留学日本的两年里，吴淑媛带着仅有几个月的孩子．在上海过着异常艰难的日子。那时，自色恐怖严重，她带着孩子经常住租界，东躲西藏，到处奔波，倍受艰辛。为了生活，她卖掉了从娘家带去的所有首饰和几件稍新的衣服。然而，她没有怨言，因为她与周扬的结合，就是为了他的事业。为了丈夫，她可以牺牲一切，包括生命。周扬赴日本，虽没有找到党的组织关系，但在日本阅读了大量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为他后来的文艺理论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对于这次日本之行，周扬后来回忆说，“如果‘小吴’稍有反对，我就不能成行，就不可能读到那么多的马列著作和进步书刊，我的人生之路将可能是另一条铺满荆棘、更加坎坷之路。”
吴淑媛对爱的奉献，不仅表现在对丈夫生活上无微不至的关心，甘愿做丈夫事业上的铺路石．而且还表现在工作上处处帮助丈夫，做丈夫的有力助手和坚强后盾。三十年代，周扬在上海担任“左联”的重要领导职务，工作繁忙而隐蔽．吴淑媛千方百计为他的工作创造优良好的环境。常常周扬在楼上组织开会或写作，吴淑缓就在楼下邀一桌麻将，名为打牌，实为望风。有时，她拉着孩子在外面“散步”，为丈夫放哨。那时，周扬的活动经费，除有一点稿酬外，大部份靠夫人的接济。几乎每年周扬都要陪吴淑媛回一次益阳娘家，要很多金银首饰，然后到上海变卖，作为一家数口及其亲友数人的生活费用和党的活动经费。可以说，没有吴淑媛的资助，周扬做的工作和“左联”的许多活动都很难开展下去。那几年，吴淑媛花去了吴公馆的绝大部份财产。
白色恐怖笼罩下的上海，吴淑媛还想方设法保护被难的革命同志。1933年初的一天，她家里来了两位要求避难的女共产党。其中一位名叫龚宜家，年方19岁，大革命失败前，曾代理益阳县县长，大革命失败后因被通缉，化名李晓兰逃到上海，与另一位女共产党一起“直奔作家周应起家里”。为了保护革命同志，吴淑媛立即与丈夫商定；由周扬与龚宜家假扮夫妻，另一位女同志扮成“小姨子”．另租一外，一起生活。。这样过了20多天，两位女同志被保护下来了。这期间，免不了风言风语，但吴淑媛泰然处之．并没有因为谣传淡薄对丈夫的爱，相反，把爱全部倾注到了丈夫的身上。这一点，数十年后的周扬，还经常赞赏妻子的大度与宽怀，为了革命同志，毫不犹豫。
吴淑媛对爱的追求是执著的，真诚的。她爱得深，爱得真，爱得轰轰烈烈。她将对党的爱，对革命的爱全附于丈夫的身上，使丈夫更好地为党工作。作为丈夫，周扬一心扑在工作上，扑在革命事业上，以对革命的奉献来回答妻子深深的爱。
爱与被爱，殊途同归。
1935年秋，吴淑媛的第三个孩子即将出世。象往常一样，她由丈夫陪同，回益阳老家分娩。可是，由于其它原因，周扬没有将妻子送到益阳，而是到长沙后就返回上海了。离别时，吴淑媛腆着肚，-噙着泪，挥着手，向丈夫道别。谁知，她(他)们这一别，竟成了——
永 诀
1935年11月，吴淑媛的第三个孩子在益阳降生了。按理说，得个胖娃娃。年轻的妈妈应该高兴才是。然而，她根本高兴不起来。看着眼前的境况，吴淑媛犯愁了：当时，周家“大少爷”(即周扬胞兄周谷宜)由于无人管教，不务正业，经常赌博，将家产败了，连周扬与他分家分得的田也被他输光了。眼前生活困难，再添一个人，不是多添一张吃饭的嘴，多一份负担吗?原先还可以从娘家要点钱，可现在不能了，因为娘家的钱，为了支持周扬的工作也花得差不多了。
“姣小姐”今非昔比了。
吴淑媛回到益阳后，既要服侍年老多病的婆婆，又要拉扯三个孩子，还要管理内外家务。她里里外外，起早贪黑，含辛茹苦，想竭力支撑这个即将破产的家。
她要带好孩子，侍奉好婆婆，理好这个家。以便丈夫回家后，无后顾之忧，能更好地为党工作。她忙呀，盼呀!盼呀，忙呀。可是，由于1937年周扬到延安后，通讯不便，她盼了整整七年，也没有盼到丈夫的一纸回音。
吴淑嫒病倒了。是因为长期劳累过度，生活艰苦；也因为她失去了精神支柱，忧郁而悲伤。
她病得很重，一病不起。1942年春，吴淑媛——这位大家闺秀，竟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人世，年仅35岁。
吴淑媛死得很痛苦。据其长子周艾若回忆，“先母得不治症，卧床经年，我一旁侍候，每天得捶腰部以减轻疼痛，临终时全身浮肿，苦不堪言，至今我们疑为是一种癌症。”周家原来的佃户卜继秋老人说，“二奶奶(指吴淑媛)全身浮肿，病到后期，要经常给她用洗衣板捶打，记得打烂好几床棉被，死得好惨呀!”
吴淑媛的死，周扬是痛苦和内疚的。他常常提起“小吴”(周扬生前对吴淑媛的称呼)的为人。1980年4月，他回到阔别半个世纪的益阳老家。他对与他一起长大的佃家卜继秋老人说，“小吴的死，实在太突然了，她对我付出的太多了，我对不起她。”周扬说话时，喉咙嘶哑，话语哽咽，泪流满面，很内疚和伤心。
吴淑媛去世后，被安葬在田庄湾的一座小丘上。她在淙淙流淌的志溪河畔安息，她在绿树丛荫的簇拥下——
永 生
吴淑媛虽然去世半个世纪了，但抹去时间的尘埃，她的形象仍然活在家乡人民的心中。去年春天，笔者前往田庄湾采访，所询之处，无不为吴淑媛的死感到痛惜。特别是上了年纪的人，都夸“二奶奶”的为人。一直在吴淑嫒身边长大的卜伯藩老人说，“二奶奶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她经常提到共产党，．她对革命是有大功的啊，可惜，她死得太早了，以致于外面的人对她一无所知。”
应笔者要求，卜伯藩带我到吴淑嫒墓地。这里绿树丛荫，芳草茵茵。卜伯藩指着一片菜地对我说，这里就是“二奶奶”的墓。我问她为什么这样，他说，“‘文革’时，周扬被批斗，我怕有造反派来掘‘二奶奶’的墓，就悄悄地将遗骨取出来，埋到我的菜地里。”他顿了顿扯着前襟揩了揩手，接着说，“1951年清明节，周扬三个儿子周艾若、周迈、周约瑟回益阳为母亲扫墓，并为母亲立了一块石碑。‘文革’开始后，有人提出要砸毁它，我就偷偷把它藏起来了，现在还保存在我家里呢?如果以后政府重新为她修墓，我就将这块碑立上，以表示我们对‘二奶奶’的怀念。
是啊，一个为党为人民作过贡献的人，人们是永远不会忘记她(他)的。
周扬生前对子女多次谈到，他去世后，请将一部份骨灰运回益阳，-与吴淑媛的遗骨一起合葬在益阳县的梓山村。他说，在生不能共衾到老，在地也要共寝陵。
但愿周扬的遗愿早日实现。
但愿“姣小姐”的形象在人们心中“复活”，在人们心中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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