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玲1904年生于湖南临澧（安福）县一个没落的封建世家，刚刚四岁就死了父亲，从七岁开始，丁玲便跟着母亲四处求学。幸亏丁玲有一个刚毅的母亲，她的这种性格，给了女儿最大的陶冶。
在“五四”运动的浪潮中，丁玲结束了她的中学生活，考入了中国共产党人在上海创办的平民女校。一些无政府主义者的宣传和活动吸引了这个对一切都不满意的年轻姑娘。在和他们初步交往之后，丁玲和女友王剑虹毅然到南京自修文学去了。这时，她们结识了著名的共产党人瞿秋白。不久经瞿秋白介绍，她们返回上海进入了共产党人创办的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
王剑虹的不幸病逝给了丁玲很大的精神刺激。她悲痛地告别上海，转赴北京，并成了一个半流浪性质的清苦的“公寓大学生”，在北大等校旁听文学等课程，还从私人学习过绘画。1925年4月底，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发出了给鲁迅的那封救援信。而鲁迅当时和《现代评论》派笔战方酣，刚刚领教过某男士化名女士混迹文坛的活剧，而且问之左近的文学青年，都说“丁玲”是个故意伪托的假名，于是鲁迅一反对青年来信必复的常规，没有理睬丁玲的求援，事后才知道完全错了。这个小小的历史误会，似乎是丁玲未来生涯的简单提示——等待丁玲的将不是什么笔直平坦的康庄大道。
丁玲由于没有得到鲁迅的回信，只好返回湖南故乡去了。走投无路中她结识了胡也频，她为这个小说作者的倔强性格和富有浪漫色彩的生活经历深深吸引了。终于，他们由相爱到结婚，在文学道路上并肩前进了。与此同时，他们夫妇和沈从文的关系也发展得十分密切。
在1927年12月10日出版的《小说月报》第18卷第12期上，丁玲的处女作《梦珂》问世了。编者叶圣陶先生大为赞赏这位崭露头角的青年女作家。次年2月，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又在《小说月报》的卷首出现了。这篇日记体小说深刻反映了时代的低气压，刻画了莎菲这个“五四”退潮期精神极度苦闷的知识女青年的典型形象。小说关于两性恋爱关系的大胆描写以及对莎菲女士复杂心理的细腻刻画，使它赢得了文坛的好评，也产生了相当有力的影响。正象评论者所说的：“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这篇作品，给丁玲带来了荣誉，也奠定了她的文学生涯。1928年10月，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由开明书店出版，取名《在黑暗中》。除上述两篇作品外，还收了《暑假中》和《阿毛姑娘》。这一时期，丁玲还写了《素描》、《仍然是烦恼着》等与小说同一倾向的散文作品。
从1928年冬到1930年春，丁玲又陆续写成《潜来了客的月夜》、《庆云里中的一间小房里》等十个短篇，分别结集为《自杀日记》和《一个女人》出版。这些作品，塑造的仍是一些莎菲型的女性，个别篇触及了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应该说，比起《莎菲女士的日记》来，这些作品都缺乏一种艺术的完整性和强烈的感人力量。正象冯雪峰曾指出的那样：沿着《莎菲女士的日记》的路子，作者“越写越无力，再也无法写出第二篇和《莎菲女士的日记》同样有力的东西来”“在黑暗中”摸索的丁玲，遇到了创作上的危机。
危机往往可以成为起死回生的转机。长篇小说《韦护》和中篇小说《一九三0年春上海》（一）、（二）的相继发表，正是这种转机的标志。这些作品，使丁玲跨进了革命文学作家的行列。
但这里的“革命文学”，一言以蔽之，不过是“革命加恋爱”。这类相当公式化的作品，却是大革命失败后时代的产物。对整个“革命文学”来说，它是必经的阶段；而对丁玲本人来说，也正是她由“莎菲型”过渡到更加坚实的革命文学阶段的桥梁。
胡也频等五位青年作家的壮烈牺牲则大大缩短了丁玲由“同路人”向革命者的转化过程。烈士的鲜血没有吓坏丁玲，而是教育了她，激励了她。沿着烈士用鲜血开辟的道路，丁玲很快成了名噪一时的左翼作家。她与“左联”负责人冯雪峰等也建立了生死不渝的友谊。从1931年春胡也频遇害到1933年夏丁玲被捕，短短两年间，她创作了长篇小说《母亲》和《水》、《莎菲日记第二部》、《田家冲》、《某夜》、《法网》、《消息》、《夜会》、《奔》等十五个短篇，此外，还写出了《不算情书》、《五月》、《我的创作生活》等著名散文。与此同时，丁玲以巨大的政治热情，投身于实际的革命斗争。她接受党的委托，主编了左联的机关刊物《北斗》（1931年9月20日创刊），并多次去复旦大学、中国公学等校讲演，宣传革命思想。她还担任了左联组织部长和工农文学会负责人，曾深入工人群众组织工人读书会，培养工人业余作者。1932年“一二八”上海抗战后，她与鲁迅、茅盾等四十余名进步作家联名发表《上海文化界告全世界书》，强烈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的法西斯暴行。同年3月，丁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的丁玲，将满腔仇恨化为力量，为左翼文化事业乃至整个革命事业做出了卓越贡献。仅就创作而论，她的《水》等短篇宣告了革命加恋爱的文学模式的终结，将革命文学创作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丁玲在左联的活跃，激怒了国民党。1933年5月14日，国民党特务野蛮地将她绑架了。同时被捕的还有潘梓年，应修人因拒捕壮烈牺牲。
丁玲的被捕引起了社会的轩然大波。左翼文坛及进步文艺界组成“营救丁潘委员会”，发起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
但是，对于这一切，国民党反动派都置若罔闻。他们偷偷地将丁玲押解到南京关押起来，而在公开场合却矢口否认他们有绑架丁玲的丑行。于是，丁玲遇害的消息便一时盛传起来。为了抗议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左联进一步发起了悼念活动。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和现代书局先后出版长篇《母亲》和短篇集《夜会》，北方左联机关刊物《文学杂志》出版了悼念丁玲专号，鲁迅也在悲愤中写下了哀诗《悼丁君》：
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
湘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不过，这却是一场虚惊。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国民党特务组织并未敢对丁玲下毒手，他们采取了软化政策：他们将丁玲软禁在南京。然而，传出来的消息却说丁玲叛变了。在未得确实消息的情况下，鲁迅丁玲失望了。当时的白色恐怖下，这是不难理解的。
在南京三年的幽居生活中，她曾两度以访友为名去北平寻找党的组织。终于，在1936年的“九一八”国耻纪念日，她在党组织的营救下，逃离南京，潜回上海，并在中秋节（10月中旬）与聂绀弩乔装夫妇乘车潜赴西安，计划等待机会，转赴陕北。就这样，丁玲终于摆脱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魔掌。
飞回陕北
到西安后，在一个国际友人家中，丁玲蛰居了半个月左右。其间，曾秘密会见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和史沫特莱女士。适逢鲁迅不幸去世，乃以“耀高邱”为名致函许广平女士，表示深切哀悼。11月初，她打扮成东北军的军官太太，由一连东北军护送，当月中旬安抵党中央临时所在地保安。丁玲到陕北，这是她整个生活历程的重要转折点，也是陕北文艺界的一件盛事。她受到了党中央主要负责人的热烈欢迎。除接见晤谈外，还特地为她举行了窑洞欢迎会，以上中央领导人几乎一一出席并发表欢迎演说。会后，毛泽东同志欣赋《临江仙》一首相赠，词日：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
洞中开宴会，欢迎出牢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
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欢迎会开过，丁玲便到甘肃前线当红军去了。
当红军的同时，丁玲积极参加了成立陕北办区第一个文艺团体的筹备工作。11月22日，陕北的第一个文艺团体“中国文艺协会”（文协）在保安正式成立了。在成立大会上，丁玲报告了筹备经过，并光荣当选为文协主任。文协成立后，与徐梦秋等同志一起创办了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的文艺副刊，并亲自撰写了刊尾随笔作为代发刊词，登在创刊号上。
文协成立后，丁玲继续到红军中生活。曾随军北至三边，南抵三原。1937年2月初，由三原陪史沫特莱赴中共中央新驻地延安。几个月的红军生活，带给了丁玲崭新的人物、强烈的印象，她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先后撰写了《保安行》、《北上》、《南下》等几个散文速写小集。其中的大部分文章虽已佚失，但保留下来的《彭德怀速写》、《记左权同志话山城堡之战》、《广暴纪念在定边》诸文，仍足令人仰慕红军指战员的战斗风貌。
到延安后，丁玲在中央警卫团政治部担任了短时间的副主任，然后即去文协主持工作。不久，即写成到陕北后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这篇小说塑造了一个平凡而崇高的红军小战士的可爱形象，热情歌颂了红军战士崇高的爱国主义感情和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同时，也有力表现了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的伟大时代要求。这篇小说在群众语言的运用上虽然还不够娴熟，但从思想意义上说，它无疑是较早的表现了团结御侮的抗战文学的主题。
除创作外，丁玲还主持了反映红军长征生活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记》的编选工作，并写了热情洋溢的《文艺在苏区》一文。可以看出，丁玲一到陕北，就成了工农红军最热情的歌颂者和走在历史前列的伟大时代的弄潮儿。
“西战团”戎马生活
“七七”抗战的炮声，激荡着亿万中华儿女保卫祖国的热肠。在延安一片沸腾的抗日救亡情绪中；由丁玲、吴奚如等发起酝酿的“战地记者团”正式定名为“西北战地服务团”（简称“西战团”），归属于八路军总部之下，丁玲、吴奚如被任命为正副主任（即团长）。8月12日“西战团”召开成立大会。9月22日，“西战团”离延安出发，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戎马倥偬中，丁玲几乎忘记了她是一名作家，她全身心地投入了抗日战争。她率领全团，深入火线演出，表现了相当杰出的实际工作才能，整个“西战团”的工作有条不紊，很好地适应了战争环境。
丁玲率领“西战团”从事的战地服务活动比任何一本小说都更加丰富和生动。这证明了她是一位党和人民最需要的作家。在紧张的操劳和战斗的岁月中，丁玲克服了无桌椅、无时间，甚至无笔无纸的重重困难，写成了话剧《河内一郎》，以及《冀村一夜》、《马辉》、《忆天山》、《杨伍城》等二十余篇短文。丁玲终于无法忘记她的作家的天职。
1938年春，根据战局的变化，“西战团”奉命离开山西前线，赴国民党管辖下的西北首府——西安演出。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破坏阻挠，“西战团”从生活到演出几乎都遇到了寸步难行的困难。为了打破封锁，打开局面，丁玲学会了做统战工作，她与国民党党政军上层人物展开了频繁的接触，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合法斗争，终于使“西战团”的抗战歌声飘荡在古都西安，唤起了西安广大人民的爱国热情。“西战团”也冲破阻挠，大力支持了“易俗社”、“大风剧社”等西安原有的艺术团体，播下了革命文艺的火种。在西安期间，丁玲也在百忙中写下了《西安杂谈》等散文、随笔十余篇。
7月底，“西战团”胜利完成了西安之行四个半月的战斗任务，丁玲奉命率团返回延安。从出发到返回，丁玲整整度过了一年的戎马生涯。这一年，对丁玲来说，是不平常的一年。单从创作上看，也许是歉收了；但从她的生命史上说，这却是光辉灿烂、有声有色、硕果累累的一年！作家离不开时代，离不开人民。能和时代、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作家，比起那些艺术之宫的骄子来，是更值得人们尊敬的。丁玲，这位上海滩上的“文小姐”，实实在在变成抗战前线的“武将军”了！
在“西战团”一年的戎马生涯中，丁玲也从自己的团员、战友陈明身上，获得了新的爱情。数年之后，这一对打破了年龄界限的有情人终成眷属。
从《霞村》到《夜》
“西战团”在延安休整两个月后，再度开赴前线。丁玲仍任团长，但因工作需要，未随团出发，而留马列学院学习。在学习工作之余，丁玲重操小说生涯，先后写出了《压碎的心》、《新的信念》（原题《泪眼模糊中的信念》）、《县长家庭》、《秋收的一天》、《入伍》、《我在霞村的时候》、《夜》等七八个短篇，后由胡风代为编集、名为《我在霞村的时候》作为“七月文丛”之一出版。这是丁玲小说创作的新收获，也是整个抗战文学的重要瑰宝之一。
《压碎的心》和《县长家庭》写的都是抗战初起时人民的一种爱国热情，以及由大的时代动荡激起的人民感情上的涟漪。《秋收的一天》和《入伍》写了知识分子参加革命后的思想改造。上述诸篇，艺术上均较单薄，有的（如《秋收的一天》）只能算一则生活速写，没有刻画出性格鲜明的典型人物。小说集中较为重要的是《新的信念》、《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夜》三篇。
《新的信念》激荡着一种昂扬的民族情绪，有着强烈的艺术效果。这篇小说对伟大的抗日战争起到了很好的配合作用。
《我在霞村的时候》把抗日反侵略的时代主题和针砭根深蒂固的封建礼教观念紧密结合起来。
《夜》和《我在霞村的时候》写于同一年，作家敏锐地觉察了边区基层政权建设过程中以及人民新的生活样式所带来的新问题，人物心理刻画十分逼真，许多地方点到为止，给读者留下了回味、思索的余地。作者巧妙地处理了农村生活中的种种矛盾，从最细微的感情深处，逼真地再现了边区农村生活。《夜》的写作，一方面说明了作家对边区农村生活的深入，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她政治上的敏感和艺术上的成熟。
反官僚主义的篇章
在马列学院学习了很短一段时间，丁玲即调任陕甘宁边区文艺协会（简称“文协”）副主任（主任为吴玉章），与艾思奇同志一起主持文协日常工作。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文抗”）延安分会成立后，她又担任了“文艺顾问委员会，委员。在此期间，曾多此深人工农兵群众，积累素材，并进行文艺创作的辅导活动。她的文艺短论《真》、《作家与大众》、《关于〈子夜〉的研究》等，均先后作于这一时期。1941年初，她还曾由延安移住川口县暖水沟，深人生活。同年4月，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创刊，丁玲调任该报文艺副刊主编。在编报过程中，她发现边区生活的某些消极面，并进行了揭露和抨击。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小说《在医院中时》和杂文《“三八节”有感》。
为边区英雄添彩塑象
毋庸讳言，在针贬边区生活中的某些消极现象时，作家产生了某些不健康的灰暗情绪。因此，在伟大的延安整风运动中，特别在延安文艺座谈会期间，丁玲对自己这些不健康的情绪有了可贵的正确认识。《立场问题我见》、《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等文，可以说是丁玲这些正确认识的书面记录。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丁玲调任“文协”整风学习委员会主席，以崭新的精神面貌，投入了整风学习运动。在文艺座谈会的推动下，在毛泽东同志“长期地、无条件地、全心全意地深入工农兵”的号召鼓舞下，丁玲更加明确、更加坚定地走向工农大众。从延安文艺座谈会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丁玲暂停了小说创作，她以高昂的政治热情生活到广大工农兵群众中去，了解他们，熟悉他们，和他们同甘苦，共呼吸。在学习工农兵、改造世界观的同时，丁玲拿起了报告文学的武器。从《十八个》开始，到《躲飞机》为止，她先后撰写了《二十把板斧》、《田保霖》、《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袁广发》等十多个报告文学作品。这些作品，生动塑造了边区各条战线英雄人物的形象，它们是边区英雄的群芳谱。这十几篇报告文学有着不可低估的重要意义。
在深入工农兵的过程中，丁玲心目中有了一个又一个血肉生动的工农兵形象，也有了丰富多彩的生活细节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这就是为她以后创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桑干河上》
“八一五”日寇无条件投降后，丁玲、杨朔、陈明等组成“延安文艺通讯团”，预备徒步经由晋绥、晋察冀向东北进发。但当1946年初抵达晋察冀之张家口后，国民党反动派就封锁了去东北的通道，他们便留在张家口就地开展工作。这一偶然性的变动，却带来了一个含有必然性的收获——反映翻天覆地的伟大土改斗争的长篇名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原名《桑干河上》）的撰写和问世。
留晋察冀后，通过半年左右的文艺活动，丁玲对晋察冀一带的政治形势及风土人情有了初步的了解。
这年“五四”，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开展土改斗争的指示。7月，伟大的土改斗争初步展开。丁玲参加了晋察冀土地改革工作团。她在深入访贫问苦、全面调查研究和实际土改斗争中，积累了大量创作素材。但是，由于内战很快爆发，国民党反动派向解放区发动了疯狂进攻，丁玲也随党政军机关向阜平作战略转移。这是一次十分艰苦的行军，给丁玲留下了无比深刻的印象。这些难忘的印象，使丁玲的心和晋察冀的人民贴得更紧了！
抵阜平后，丁玲住在抬头湾村。怀着极大创作冲动，她开始了《桑干河上》的写作。次年9月，她参加了全国土地会议，学习了《中国上地法大纲》，对于上改的伟大意义与具体的政策界限认识更加明确，《桑干河上》也基本写成了。次年夏初，返华北联大后，对《桑干河上》进行修改，6月，撰写前言，正式脱稿；9月，这部辗转写了两年的长篇，终于胜利问世了。
如何评价这部曾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金二等奖的长篇小说？由于1957年丁玲的政治挫折而发生了严重分歧。丁玲被打成右派后，这本书似乎也成了坏作品。当然，平心而论，这本书不是没有缺点（甚至严重的缺点）。第一、小说没有集中塑造一个血肉丰满的主人公，甚至人们不知道主人公究竟是谁。第二、小说结构松散，故事性不强，缺乏艺术吸引力。第三、从艺术刻画上，反面形象大过了正面形象。第四、在艺术语言上，还存在着知识分子语言和农民大众语言的混杂，作家还未能纯熟地运用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对群众语言的学习也有简单生硬之处（如对歇后语的大量使用）。但是，有缺点的书不一定是不好的书；相反，还可能是很好的书。《桑干河上》就是这样的很好的、很优秀的书。第一、在所有反映伟大土改斗争的小说中，它是内容最丰富、思想最深刻的一部。作家追求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场面，她要表现的是一种深刻的、内在的历史趋势。她不满足于仅仅写出农民生活的贫困，还要努力写出他们精神的创伤；她不仅要写出他们对地主的仇恨和对土地的热爱，还要努力写出他们对地主的恐惧和对整个斗争能否胜利的怀疑；她不仅要写出农民参加斗争的积极性，还要努力写出他们参加斗争的观望性、消极性；她不仅要表现农民身上那些闪闪发光的宝贵品质，还要努力写出他们自私自利、目光浅短的一面。对于地主，她也不满足于刻画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恶霸，而要努力写出他们阴险狡诈的一面，她更不愿把地主都写成一个模样，而要努力塑造具有鲜明的不同性格特征的地主群象。总之，一句话，她不愿把盘根错节的农村社会和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简单化、模式化，而要努力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桑干河上》不愧为华北农村社会的缩影。第二、张裕民的形象虽然不够丰满，但是，如果把所有农会干部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那么，毋宁说，这一组群象的丰富多彩就远远超出了当时所有的土改作品。第三、小说成功地塑造了地主钱文贵、李子俊老婆、贫农侯忠全老汉、中农顾涌、工作组长文采、县委干部章品、钱文贵侄女黑妮等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第四、小说对文采的讽刺性描写和对黑妮的行情性描写，表现了作家独特的创作个性和独具的胆识，在整个土改文学中显得独树一帜。第五、小说的某些艺术章节（如果树园等），具有油画一般的明丽色彩，表现了作家非凡的艺术才华。第六、《桑干河上》实际上只是作家意欲撰写的农村生活长卷的第一部，它的有些矛盾有待进一步开展，它的有些人物也有待进一步丰富。因此，对它的某些苛责也就显得不够实事求是了。
跨到新的时代来
丁玲，不仅是一名有影响的作家，而且是一名出色的社会活动家。1948年7月，她作为中国妇女代表团成员去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参加世界民主妇联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在11月正式举行的大会上当选为理事会执行委员。会议结束后，她与代表团其他成员一起在苏联参观访问达月余，1949年夏初，她又参加中国和平代表团赴捷克首都布拉格，出席保卫世界和平大会。返国不久，又相继被选为全国文联常委、全国妇联常委、全国政协委员、全国文教委员。新中国成立后，又当选为全国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社会活动的频繁，几乎使丁玲疏于创作。直到1953年冬，她才写出了短篇小说《粮秣主任》。1954年至1956年写出了长篇小说《在严寒的日子里》的开头几章。在频繁的社会活动过程中，丁玲的散文、特写、杂文、评论等体裁的作品又获得了意外的丰收呢！
这里，最值得称道的是两次赴欧过程中写的那些后来结集为《欧行散记》的散文特写。这里的十八篇文章，从内容上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对世界和平运动的讴歌，一是对斯大林时代社会主义苏联的赞颂。
《跨到新的时代来》和《到群众中去落户》是丁玲这一时期的两个杂文、评论集。
丁玲也写过一些偏重抒情的散文，最早也最有名的是《不是情书》、《五月》等。到陕北写的《文艺在苏区》、《战斗是享受》、《风雨中忆萧红》等也都脍灸人口。
建国前后，丁玲的散文更见功力。《一个真实人的一生——记胡也频》、《中国的春天》、《记游桃花坪》等，几乎每篇都是倾注了满腔心血之作。甚至可以这样说，这些散文作品的成就，远不在她的小说作品之下。
丁玲的论文虽然未必提出什么高深的论点，但却都有的放矢，针对了创作中的带有一定倾向性的问题。
在跨到新的时代来的日子里，丁玲还尝试采用了新的文艺样式。1950年底，她写成了电影文学剧本《战斗的人们》。后来，这个片段没有拍摄，不过，它倒是摄下了丁玲在艺术上的不断努力与追求。
“右派”与放逐
1954年秋，丁玲光荣地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并在会上对宪法草案发表了意见。这年冬天，她又作为中国作家代表团成员赴苏，参加全苏作家第二次代表大会。返国后，于1955年2月在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上作了关于参加全苏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的情况汇报。紧接着，又应邀在电影剧作讲习会上作题为《生活、思想与人物》的讲演。直到这年7月，她还发表了《学习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一点感想》。但是，这年秋天，她在作协扩大的理事会上遭到了十余次批判，并被错定为“丁、陈（企霞）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在1957年6月开始的全国范围的反右派运动中，丁玲又被打成了“丁、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从6月至9月，三个月中，丁玲、冯雪峰被批判。丁玲、冯雪峰成了文艺界的“最大右派”。
在莫须有的罪名面前，丁玲没有屈服。早在被打成“丁、陈反党集团”时，她便向中共中央提出了申诉。而对于“右派分子”的问题，她也一直保留了意见。
“反右”之后，丁玲被开除了党籍，撤销一切职务。1958年7月间，丁玲、陈明被放逐到黑龙江省北大荒“汤原农场”劳动改造。在汤原，他们一直住到1964年。1965年才转移到萝北宝泉岭农场，直到1966年“文化革命”爆发。在这漫长的八年岁月中，丁玲接受了生活的艰苦磨炼。她当过职工文化教员，编过壁报、黑板报，搞过家属工作，而以养鸡的时间最长。她并没失去对生活的信念和对党的期待，她相信，八年冤屈终有昭雪之日，她终究会重新回到党和人民的怀抱。她也从未放弃自己的文学事业。磨炼之余，她一直续写长篇《在严寒的日子里》，并写了大量札记。
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她们夫妇立即被作为“牛鬼蛇神”关进了“牛棚”，而且夫妇隔离，不许见面。所有文稿、资料也统统被洗劫一空。1970年4月，丁玲夫妇又被关进了北京附近的监狱。五年之后，她们获释出狱，但不许回京，又作为危险人物被遣送到山西省长治市郊区老顶山公社蟑头村。在这里，她们一直住到了1979年年初。
多年的身心摧残损害了丁玲的健康，她患了严重的腰疼病、糖尿病。但是，丁玲以极其顽强的意志面对这一切。二十年的岁月过去了，丁玲从壮年步入了老年。然而，她的一颗火热的心却一如既往。
生命之树常青
在长治的蔽塞山乡，丁玲夫妇迎来了粉碎“四人帮”的胜利锣鼓声。从1976年到1978年的两年间，她几乎忘记了身体的病痛，奋笔疾书着。她凭记忆重写被劫掠一空的《在严寒的日子里》，她凭激情写出了人物特写《杜晚香》，她凭一个老共产党人作家的党性写出了《我读〈东方〉》。与此同时，她以无法抑止的激动，向党中央寄出了申诉材料，要求重新审理、彻底平反自己二十年的冤案。
丁玲的夙愿实现了，这年秋天，她所在的老顶山公社党委，根据中央文件精神，宣布摘掉她的右派帽子。从此“大右派丁玲”的罪名终于一去不复返了！1979年2月，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丁玲途经太原返京。丁玲生命史上的一段新旅程正式开始了！
刚回北京，住在旅馆中的丁玲，不顾旅途劳顿，挥笔撰写了记述自己“牛棚”生活、揭露“四人帮”法西斯专政的《“牛棚”小品》、发表于《十月》本年第2期，受到国内外读者的好评。《“牛棚”小品》是丁玲阔别文坛二十年后，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宣告了丁玲文学生涯的重新开始，它象征着生命之树常青。
这年十月，全国第四次文代大会胜利召开。丁玲作为主席团成员参加大会，并在作协会上发表讲话，受到了热烈欢迎。会上，她当选为全国文联委员、作协副主席。
丁玲开始了新的文学长征。她要追回逝去的岁月，她胸中有说不完的话。她发表了《在严寒的日子里》的一部分修改稿；她发表了修改定稿的北大荒人的光辉写照《杜晚香》；她为自己新编的选集撰写前言、后记；她为文学后辈的作品写序、作跋，她沉痛悼念瞿秋白、柯仲平、刘芝明、史沫特莱等亡友；她热情接待远道而来的外国学者和专家……丁玲没有衰老！丁玲依然年轻！！
1980年底，党中央正式恢复了丁玲的党籍和工作。1981年冬，她飞越太平洋，访问美国。在四个多月的访问中，丁玲一方面称道美国的科学成就，但也敏锐发现并尖锐指出了美国严重的社会问题和自身无法克服的精神危机。在美国，她写下了《曼哈顿街头夜景》、《芝加哥夜谭》、《会见尼姆·威尔士女士》等散文名篇。在这些文章中，对金元帝国生活情景的如实描绘和马列主义的精辟见地熔为一炉，开创了游记散文的新风格。
从1979年重返文坛到1983年，短短五年中，她已经为读者写下了五、六十万字的著述。“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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