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宝瑞1915年生于北京。自幼家境贫寒，曾向崇寿峰学艺，十三岁拜张寿臣为师，学说相声。十四岁赴天津，与马三立、赵佩茹、李洁尘等在济南市联兴茶社相声大会演出，并在广播电台播音，开始崭露头角。1940年从济南回北京，在启明茶社相声大会演出，声誉鹊起。后去南京、上海等地演出。四十年代末，赴香港演出，首先把相声艺术介绍给予港澳观众。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刘宝瑞赴南京、上海等地，与曲艺名家白云鹏、高元钧合作演出。他常演单口相声，经与南方曲艺同行切磋琢磨，使他的单口相声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汲取了南方独脚戏及评话的艺术技巧，又借鉴电影、话剧的表演手法，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风格，被人们誉为“单口大王”。他是把北方相声艺术介绍给江南及港澳观众的先行者。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他回到北京，参加了中国戏曲研究院实验曲艺团。后调中央广播说唱团任艺术指导。1954年春节期间，他到北京郊区为农民演出，同年4月，他到琉璃河北水泥厂下厂辅导工人曲艺队伍。此后，他为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的曲艺训练班坚持教学十二年，培养出大批青年相声演员。他对新相声的创作，对传统相声挖掘整理，对发展与提高单口相声的表演艺术，均作出重要贡献。
1959年夏天，他去福建前线慰问解放军，在艰苦的条件下深入前沿阵地演出。为了体验部队生活，他一遍又一遍地练习持枪、卧倒、射击。他访问了侦察英雄纪瑞瑄，及时创作、表演了歌颂英雄的单口相声《神兵天降》，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篇军事题材的单口相声。
六十年代初，他和侯宝林、马季一起，经常去北京中南海，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做专场演出，并多次受到亲切接见。
刘宝瑞熟悉历史掌故，社会知识丰富。他擅长描绘社会环境、时代背景，以此来烘托人物、事件。在台上他强调语言、眼神、面部表情三结合，辅以手势，对每段台词的抑扬顿挫都精心设计过，通过长期舞台实践，能做到平整而不温，脆快而不过，形成了稳健潇洒、口风细腻的艺术风格。
刘宝瑞为人谦恭和蔼、诲人不倦。1960年，中央广播说唱团附设相声学习班，招收了十几名学员，由他负责辅导，后来这些学员大部分成为各专业文艺团体的骨干力量。为培养马季掌握传统段子，录制《找堂会》、《扒马褂》等段子时，他为马季捧哏，并将许多传统相声传授给马季和唐杰忠。1960年，广播说唱团挖掘整理传统相声，动员演员们口述笔记，刘宝瑞积极参加，他记录下来的单口相声文字稿及录音在全团数量上占第一位。
“文化大革命”期间，刘宝瑞遭受严重冲击和迫害，1968年10月8日（农历八月十五）下午，他在北京房山农场劳动时受到现场批斗，当晚逝世，年仅53岁 。当时，刘宝瑞正在录制单口《官场斗》，因故未完成，遂成绝响，成为相声艺术的一大不可弥补的遗憾。
刘宝瑞的学生有周文游、殷文硕、高洪顺、唐杰忠、马季等人。他生前口述的八十段单口相声，经殷文硕回忆记录，整理成文，辑为《刘宝瑞表演单口相声选》，1983年由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
我的父亲刘宝瑞
刘娅娅
我的父亲刘宝瑞一生坎坷，九岁时为了生存，开始接触相声艺术，为了艺术他以毕生的精力和才华去钻研，去探索，向艺术的高峰不懈的努力。在展现给人们的艺术形象中，不难看出他对艺术的理解和深厚的功底，从他的艺术作品的字里行间也不难看出他朴实的人格，他的爱与恨，新社会的幸福与旧社会的辛酸。然而，就是这样一
位德高望重，有口皆碑的艺人，却没有躲过“文革”的劫难。在1968年中秋节，人们阖家团聚的日子，他却被杀害，然后又遭剖尸，躺在了一条干涸的沟渠里。没有更衣、没有棺木，吻着他热爱的人间热土，永远地去了，年龄的句号画在了五十四岁。
我父亲的一生，是艰苦的一生，也是对艺术追求不懈的一生，在我的记忆里，他向我讲过儿时的苦，更讲过共产党给他的甜，他给我讲做人的宗旨，强调为人的朴实。少年时的他，由于生活所迫，选定了从艺之路，拜在相声大师张寿臣门下，从他拜师之日起，他也就开始品尝旧社会艺人的辛酸——身份的卑微，世俗的白眼，黑势力的压榨，做人的艰辛……
在唐山演出，一场下来“零打钱”，轮到伤兵面前，放在笸箩里的不是钱，而是一把手枪。一贯以“胆小”闻名的父亲，忘记了自己的怯懦，扑向伤兵，咬住了伤兵的耳朵。做人的耻辱，多年的积怨一时迸发出来，就连所有观众都惊呆了，当然，后果可想而知。日伪时期，一场“君臣斗”把王八说成日本人的翻译官，被刘中堂提来面圣，听众开怀大笑，解了心头之恨，可出了场子，一把手枪顶在了父亲的腰间。父亲说的这件事使我悟到，在旧社会受尽欺凌的父亲居然也意识到了艺术是反抗的武器，是民众的喉舌，他能把最犀利的语言运用到相声当中，去讽刺卖国求荣的败类，如匕首投枪。坏人的反应正说明他击中了那些人的痛处，让仇者痛亲者快正是我父亲艺术的追求和人格的表现。
在他艺术臻于成熟之时，由于种种原因，他带艺南下，顺济南沿江而去，久居南京。业内人士一致认为是他此举把北方的艺术带到南方，使其在南方的土壤上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父亲把北方艺术与南方艺术相互融汇，虽不是惊天之举，但也是功德之一。
在我的记忆中，有一种感觉是刻骨铭心的，就是他对国家的亲，对党的爱，达到了超乎常人的状态。解放前夕由于生活所迫他去了香港，在那里他的生活境遇有了较大的改变，有了自己的听众群体、立足之地。1949年10月1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父亲就毅然立即返回祖国，加入进步艺术团体，写新、唱新、演新，报效祖国母亲。此时，他的艺术已广为国人所知，但他的笔记中却清楚地记着这样一段话：“我是旧社会过来的艺人，身上肯定有不符新社会的毛病，艺术上也会留下旧的痕迹，故此，我要认真学习。”话虽朴实，但既有起点，又有目标，更可贵的，是他自我反省的精神。
在他的艺术颠峰期，他多次走进中南海，为领袖和开国元勋们展示才艺。都知道毛主席爱听《关公战秦琼》，殊不知，主席、总理对我父亲表演的具有丰富历史和文学知识的相声更是情有独钟，《解学士》、《君臣斗》使这些伟人赞不绝口。
生活上我父亲是个潇洒的人，在艺术上他却是极严格的人。“许你不演，但不许你不懂”是他的座右铭。六十年代初春节，徒儿拜年，一句玩笑话，“师傅，慈禧的厕所叫什么﹖”父亲当时语塞。初四他便冒着大雪，连续四进北京图书馆查阅资料。最后在故纸堆中查到宫女生活一节中提及慈禧的便厕在宫中叫“官房”。他不仅查了名称，连同使用中的规矩、附属用品都一一记下。正月十五与徒儿们再聚时，“官房”的来龙去脉便传到了徒儿们的耳中。
人民的艺术家，就是在这样的“喜、怒、哀、乐、悲、恐、惊”中走完了他从九岁到五十四岁的道路。几十年里，他受过军阀、土匪欺压，受过达官贵人的白眼，受过生活无计的清贫，受过拜师学艺的艰辛，他清清楚楚地记得这一切。而在他的一生中最不能让他忘却的是共产党把他救出了苦海，是共产党把他从一个贫苦艺人培养成为了一名艺术家。
现今父亲离我而去已经三十余载，但他的一句话始终在我耳边回响：孩子，记住听共产党的没亏吃！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