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真像你的父亲。”这是我父亲的老朋友、老听众见了我的头一句话。
是长的像?人品像?书说的像?但愿都象吧!父亲离开人世整整十六个春秋了，可是我没有一天不想念他老人家，他是我的慈父，也是我的严师。
父亲是个苦命人。1903年闰五月，父亲落生在北京安定门外一个穷旗人的家中。我家是满族镶黄旗人，祖姓毕鲁氏。满族人指名为姓，我爷爷叫凌保，是个门甲，父亲出世前一个月，爷爷就故去了。父亲是靠我祖母给人家做佣人养活大的。父亲只上了半年私学、两年小学，十三岁就学徒了，进过北京的首饰楼、照相馆；天津的杂货铺、中药店；到烟台、大连做过小买卖，摆过卦摊，饱尝了人世间的酸、甜、苦、辣。
父亲原名毕连寿，拜师李杰恩，学说评书《西汉演义》，艺名连阔如。后又向张诚斌学说《东汉演义》。北京有一位田岚云老先生，说《东汉演义》名扬名城，听众孙昆波把田老先生书中的精华指点给我的父亲，再加上父亲的天资、勤奋，三十年代末期在东交民巷伯力威电台播讲《东汉》，名声鹊起。他刻苦向前辈演员学习，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达到书情结构严谨，人物性格鲜明。说书时嗓音宽厚，语重声宠，口齿清晰，娓娓动听。为摹拟好文生、武将，他借鉴京剧表演艺术，融化于评书中。马跑、马嘶等口技辅助表演，被听众公认为一绝。父亲曾说：“说书时要严肃地进行表演，得做到五忘：忘己事、忘己貌、忘座有贵宾、忘身在今日、忘己之姓名，”全身投入艺术创造中。他重视说功、做功、打功，说到谁，就摹拟那个人物的神情、语言、声态，有时也使用方言、韵白，加上必要的动作，表情状物，绘声绘色，形成了神完气足、层次分明、起伏跌宕、耐人寻味的独特风格，艺术精湛已自成一家。
父亲说《东汉》的技艺，显示了他艺术上少有的才华。但他并不满足，仍然精益求精。他虚心请教老师和听众，集先辈评书诸家之所长。父亲说的是“袍带”书，为了提高艺术，父亲向知名的武术家学习，又结识了许多京剧界的朋友，如肖长华、徐兰沅、郝寿臣、谭富英、李万春、马富禄，以京剧唱、念、做、打的功夫丰富自己的表演。三十年代末，京剧表演艺术家尚小云先生曾邀请父亲为他的科班一荣春社排演全部《东汉》。荣春社在前门外中和戏院演出，轰动了京城。那时，父亲白天在电台说书，晚上到剧场看戏、指导。尚小云先生的长子尚长荣扮演的武状元岑彭栩栩如生，是父亲说的《东汉》在舞台上活灵活现的再创造。解放后，他还协助王永昌同志排练了全部《水浒》，在大栅栏庆乐戏院演出，盛况空前，几十年来，父亲结交了各行各业的专家，成为朋友，如养马专家载涛、语言学家吴晓铃、剧作家景孤血、针灸名医胡荫培、作家赵树理、史学家吴晗等。父亲就是这样广交博学，不断地使自己的艺术造诣达到更高的境地。
父亲一生勤俭度日，不吸烟、不喝酒、不讲穿戴，所挣的钱除去养家外，全都买了书刊。我家原住在和平门外琉璃厂，这是一条有名的古书街，父亲则是“邃远斋”、“来薰阁”等古书店的常客，难怪我去琉璃厂中国书店买书，好多书店的同志一眼就认出了我，津津有味地谈起我父亲当年买书的情景。我记得父亲为了考证汉献帝的“衣带诏”一事，购买和翻阅了七、八种《汉书》及《三国演义》的版本。他钻研天文知识，把“借东风”、“草船借箭”说得人情人理；他学习、了解山川地理、风俗人情，以备古今对照；为了评价历史人物曹操，他详细阅读了郭沫若先生的有关著作，登门请教，听众们反映：“听连先生的书，不但听了历史故事，还学到了不少知识。”
父亲为人正直，光明磊落，不奴颜婢膝。反动军阀吴佩孚专权的时候，父亲已小有名气，有次请堂会，吴佩孚得知座上有一说书人，白了我父亲一眼，耻笑于面。父亲见之，忿然而去。抗日战争时期，日军责令我父亲在电台宣传“大东亚共荣”，父亲竟说了一段《廉颇、蔺相如》，号召人民团结抗日，结果遭到不幸。被日伪电台斥退。
北京解放后，父亲响应党的号召，做为曲艺界的带头人，积极主动参加各项工作。1949年7月，被选为代表，参加了全国第一届文代会。在全国文联的领导下，父亲筹备成立了“中华全国曲艺改进会筹备会”，担任副主任，协助王尊三、赵树理同志工作：周恩来总理看过父亲的演出后，鼓励他搞好曲艺革新改进工作。父亲立即按照北京市文艺处的指示，组织北京的京剧、评剧、曲艺演员成立“戏曲界艺人讲习班”。为加强新曲艺的演出实践，他带领曲艺演员在前门“箭楼曲艺厅”每天演唱《新五圣朝天》《考神婆》等新曲艺。又和新华广播电台合作，每天中午用固定时间播唱新曲目，前后坚持了三年，扩大了新曲艺的影响。在父亲的带动下，评书演员赵英颇等开始播讲《一架弹花机》、《罗汉钱》等新评书，很受欢迎。
1951年初，父亲积极响应“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受彭真同志委托，组织了“中国人民第一届赴朝慰问团曲艺服务大队”并担任大队长，率领京、津两地许多著名曲艺演员，赴朝鲜前线，冒着枪林弹雨在前沿坑道、阵地，进行慰问演出。他经常表演评书《武松打虎》，古事今说，表达了祖国人民不惧强敌的心愿，鼓舞了指战员的斗志，使曲艺获得了“文艺尖兵”的称号。归国后，父亲又带队深入大西南去演出，边演出边整理，创作了《飞夺泸定桥》等新书。1953年10月，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决定成立“中国曲艺研究会”，父亲被任命为副主席，和赵树理、王亚平、韩起祥一起，协助王尊三主席工作。当时是百花盛开的季节，父亲除了编演新书《强渡大渡河》、《智取娄山关》等书外，还整理了《三国演义》、《东汉演义》、《水浒》等传统评书，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整年连续广播。这时，父亲的说书艺术更加精湛，每到播讲时间，路上行人稀少，家家收音机旁挤满了听众，北京市闪流传着“千家万户听评书，净街净巷连阔如”的赞誉。
1957年，父亲遭到了无情的打击，被错划为右派分子，他的身影从社会上消失了，他的声音从广播里消失了。但父亲坚信冗是英明的，他是热爱党的，他没有灰心丧气，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压力继续编写《红军长征演义》，研究《三国演义》。父亲一直惦记着怎样实现周总理向自己提出的：“要带好徒弟，自己的孩子有没有学评书?”的嘱咐，他原来认为女孩子是不能说评书的，可是在上海却亲眼看到了王少堂的孙女王丽堂，受到了王老的言传身教，十六岁就登台说《武松打虎》。父亲想到丽堂，很受启发，决定了选择难度较大的《三国演义》口授给我。那时我正在北京师大附中读高中，为了表达“北连学南王”的心情，父亲给我的名字改为连丽如，意思是：南丽继承南王评话，北丽继承北连评书，祝愿我与丽堂同志在书坛上茁壮成长。
粉碎了“四人帮”，1979年11月，有关单位为父亲在八宝山举行了彻底平反的隆重追悼会，北京日报予以报道。我也从工厂重返书坛，为了继承连派的评书艺术，我顽强地拼搏，终于恢复了《东汉演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明英烈》几部长篇大书的演出，受到了广大听众的热烈欢迎。接着我为电视台录制了评书《三国演义》、《东汉演义》，在北京和各省电视台播出，听众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几年来，我爱人贾建国帮助我改编、整理了一百多万字的评书手稿，今年我又为鞍山市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评书《伍子胥》，在全国省台交换会上名列前茅。在中国曲艺出版社徐雯珍、冯不异等同志的帮助下，父亲1938年出版的名著《江湖丛谈》再版了。如果父亲还活着，他看到今日腾飞的祖国，看到荧屏上电视评书连播，他一定会激动得老泪横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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