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昆:对于这段命运的起伏和变换,现在想起来,觉得这就是冥冥之中的一种命运安排。当然,前提是自己必须一直没有放弃这方面的积累。但如果我一辈子碰不上马季,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姜昆。
1976年,我从新疆北大荒兵团调回来,万万没想到短短5年后,我就当上了曲协副主席。1985年,当时曲协主席陶钝和副主席侯宝林老师,因年事已高提出退出曲协领导职务。而马季老师,又因为种种原因没能进入曲协理事会,而无缘选举。后来,曲协领导紧急连夜找我,我当时还蒙头在家睡大觉呢。曲协的工作人员们往我家里打电话,打了一个小时也打不进来,那段时间我正忙于演出,为了保证休息,我跟家人就用棉大衣把电话机包起来了,哈哈!最后害得他们直接开车找到了我家……那天晚上的事,现在想起来也还觉得传奇。
记者:文革结束到改革开放,时代的变动成就了人。陈丹青也跟您有同感,他说自己文革结束后的那几年,从一个农民(下乡知青)一下子成了大学生,想都不敢想。
姜昆:对于知青岁月,现在我们这代人已经有了比较正确的看法。毕竟那是一个时代,曲折、埋怨、挫折都会有,甚至某些人会对个人命运也有抱怨,但现在看起来就是“青春无悔”,毕竟那个岁月让我们获得了锻打。也许这样的锻打,下辈子我们不会再选择了,但毕竟那段岁月已经构成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了。
在北大荒8年多时间,我一直没有放弃过文艺理想,除了白天劳作,每天晚上我要根据白天看到、听到的东西为宣传队创作节目。有时候,白天干一天活,晚上我们要步行到几十里以外甚至更远的地方,然后起码演上3个小时。并且这3个小时的节目里,我起码要独占一个半小时以上,每次从台上下来,都是一身透汗,最后妈妈给我缝的白的确良小褂子,都给让汗沤黄了。
1973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跟几个战友在兵团俱乐部看了中央广播文工团郝爱民、李文华说的相声。我当时被满场那股热烈气氛给惊呆了,当时就暗下决心以后要往相声方面发展。大概3年后,我演的相声《林海红鹰》代表黑龙江代表队到北京参加了全国曲艺调演。就是在那次演出中,马季一眼就看中了我。为了调我回北京,马季老师亲自来到了黑龙江,上上下下费尽了周折,因为当时兵团领导也不愿意放我走。从哈尔滨到佳木斯,马季和唐杰忠的演出特别费劲儿,几乎是走到哪儿演到哪儿。事后,马季老师还对我说:“小姜,为了你这么个人,我和老唐的嗓子在兵团里都演‘横’啦!”后来,兵团领导才终于肯放人让我回城。那时候,我差一个月满26周岁。
2
一鸣惊人
“别人不敢讲的,我敢”
【现在想起来,我们是步着时代的脉搏,选择了准确的文化符号,有了浓厚的生活气息,所以在人们的心中产生了共鸣,因为相声表达出来的一个又一个的场景跟他们的生活完全重合了,也许就是这样的时代洪流成就了姜昆。】
记者:回到北京的一年多以后,你很快就出名了,这是怎么做到的?
姜昆:在相声创作里,我创造了许多“第一”:我是第一个在粉碎四人帮后在舞台上写爱情的作品,就是我的《迎春花开》,有一种说法是我的《迎春花开》和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一样,突破了文艺方面的禁区,获得了强烈反响;我跟李文华老师合作的《如此照相》被视为文革后相声界第一个针砭文革的作品,当时四人帮刚垮台还有争议,我是第一个批评形式主义,背毛主席的老三篇,许多人当时不敢把领袖的名字提出来,但我也是第一个做到了;我是第一个把东北话用在我们相声之中,在《我与乘客》当中,我用在北大荒学到的东北话说“猪肉炖粉条子可劲儿造”,然后批判北京的服务不好,说“你算啥啊你啊,你就是高山点灯那一疙瘩亮!被窝里伸脚丫子,你算第几把手?你都会什么呀你?你就会给北京银(人)丢脸!不嫌嗑尘!”
记者:翻看您早期走红的那些相声集子,感触特别强烈,浓缩了80年代的生活片断很多场景。
姜昆:可能是文艺创作被禁锢、压抑了十年的缘故,文革后的相声突然以那种零距离接近生活的面目出现时,自然很容易让观众产生共鸣。比如,当时我有不少相声都描写婚姻爱情生活的,夫妻间打情骂俏、柴米油盐这些琐事,以前在文革的相声是不能说的,而老百姓第一次听到我们讲的生活,和他们的生活场景重叠了,当然就产生了共鸣。
现在一想,实际上我百十多段相声,因为每一段都印记着生活,几乎就把80年代、90年代中国社会进程里那些大众生活的社会符号,都记录在相声里了。
1979年我和李文华老师一起创作的相声《如此要求》,讽刺了当时社会上结婚送彩礼跟风的情况,结婚时候要:一套家具带沙发、二老负责看娃娃、三转一响加彩色,四季衣服皮加纱……创造了“三转一响”这样的流行词,“三转”就是指手表、自行车和缝纫机,一响是“咔嚓咔嚓”的照相机,这些现在是人们看不上的东西,当时被人们视为奢侈品。“三转一响”经过我们这么一说,就成了当时的流行词,还有什么“48条腿”,沙发+桌子+双人床,一共必须48条腿,哈哈!这些都被大家记住了,而当时的生活状态也非常有趣儿地被记录在这些段子里了。
我还写了《诗歌与爱情》,这个段子一开场我就唱“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呦”,要知道那个时候这首歌是不能唱的,在文革里电影《柳堡的故事》被列为大毒草。当时其实很多人都怀念这首歌,可是没人敢唱,后来我不怕。当年许多人在粉碎“四人帮”后,第一次在广播里听到我在相声里唱这首歌,感受特别亲切。
记者:您提到1979年,那一年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一个很重要标志是对“文革”中被禁锢的文化产品的解放。光说电影,从1978年到1979年解禁重新上映的电影多达600部。您是不是非常迅速地就抓住了这个机会?
姜昆:政治逐渐从人们生活中淡出,80年代初我写了一批针砭时弊的作品。
80年代,我有一个相声《着急》,讽刺了一个人总着急的浮躁状态。当时《着急》里所有的生活基本上也就是我所有的生活。比方说,当时我给我还读小学的女儿辅导算数的时候,我实在搞不懂这样一种题:一个大水池,一个龙头放水、一个龙头出水,问几个小时能把水池子灌满了。作为相声里我就开始边着急边调侃,一边放水一边灌水,哈哈,这不是浪费水吗?这些片断都引得人们哄堂大笑。因为,这也是对我们当时这个年纪的人有同感的。
可以这么说,我写的相声基本上扣紧了时代。当时80年代初就好像一个文艺复兴的年代,非常开放的文艺思潮,而文化的崛起也代表了社会的崛起,我们自己置身这个潮流当中,但是我就觉得我们的相声应当走在时代的前边。那个时候和现在不同,那个时候如果一个相声好,人们会说:你说出了人们想说但是不敢说的话,或者是说出了还没有想到的那些话,
所以说,当时我们还是赶上了一个好时候。现在想起来,我们是步着时代的脉搏,选择了准确的文化符号,有了浓厚的生活气息,所以在人们的心中产生了共鸣,因为相声表达出来的一个又一个的场景跟他们的生活完全重合了,也许就是这样的时代洪流成就了姜昆。
3
功成名就
“春晚,我是始作俑者”
我们当时想的是文革以后相声那么火,就是因为老百姓太需要“乐”。所以春晚的节目,也别讲太多政治化的词,我们不需要这方面的节目,让大家笑好了,节目就成功了。在马季老师和我的怂恿下,王景愚才乐不可支地演了《吃鸡》,并成为家喻户晓的好节目。
记者:80年代后电视逐步进入百姓家庭,“相声+电视”缔造了又一批大众耳熟能详的电视明星,您成为其中的红星,成功原因是什么?
姜昆:我跟李文华老师合作的时候,写过一个相声《船与海》,我建议演唱一段《军港之夜》,这首歌当时特流行,但李文华老师不熟悉(就好像我现在不懂周杰伦的《双截棍》一样),一直在那里摇头。其实我当时已经把这段歌词改了:“军港的夜呀,静悄悄。水兵水兵,快点睡觉。铺好被窝,放好枕头。脱下鞋帽,不要乱吵。”结果演出的时候,观众们是捧腹大笑。演完后回到后台,李文华老师就对我不住地感慨:“这就是时代啊!”
李文华老师后来说,有些桥段不是包袱,但一经我的口说出来,观众也会笑,开始他还纳闷“为什么”,后来渐渐明白了,他说我主要占住了一个“新”字,说我的思维、言谈、举止,都和当时的时代紧紧合拍,所以观众就是喜欢看。
记者:李文华之后,80年代您跟梁左的合作被传为佳话,被誉为是相声里的又一个高峰,甚至有人拿来与“老舍+侯宝林”的搭档相比。王蒙曾说,您跟梁左合作的相声,多了些生活气息,多了些耐人寻味的“味儿”,更加“文学”了一些……
姜昆:对!与梁左老师合作的那一段时间,把我们的相声在文学性上推进了一大步。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中国社会那段纷繁万象的社会,在某种角度上以一种戏谑的方式呈现在我的相声里,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梁左对社会的观察、对语言的运用,到现在为止我认为相声界也没有人能够比得过。梁左在骨子里有一种幽默感,这种幽默感就叫戏谑人生,他使相声在往“俗”的方向发展之外,发展出更加深刻和文学性的东西。
比如,梁左在一段相声中有这样一句话“自从党中央号召穿衣服以来,兄弟我就制了一身……”梁左认为,80年代末、90年代初,号召穿西服这件事党中央不应当带头去说这个事情,但是人们那个时候什么都要有党的号召才可以兴起来。所以这么小小的一句话里,就蕴含着很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独特的讽刺力。
我跟梁左的《虎口遐想》、《特大新闻》、《小偷公司》等一批相声,当时都广为流传。《虎口遐想》里的主人公个头小,才一米六五,“人家说我是二等残废”这就成了当时的一句流行语;《特大新闻》说的是一条关于“天安门广场要改农贸市场”的小道消息,这个段子提到革命博物馆举行新潮家具展销,并非完全杜撰,一个小小的相声段子还讽刺了物价问题、重复收税问题,掉鞋后跟儿的质量问题等等,王蒙老师还特意分析了这段相声,他说“这个段子多少反映了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思想的活跃、躁动与混乱,反映了一种兴奋而又惶惑不安、失了法度的心理”……
在与梁左的结合中,一方面他如鱼得水,他在相声的领域里学了很多幽默的东西,为他写《我爱我家》打下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对于我们相声来说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毕竟比较深刻的文化人愿意和相声这门俗艺术结合,这是非常缺乏的。我最近还在写一篇论文《梁左的出现、故去对相声意味着什么?》,我觉得直到今天,这都需要相声界好好总结。
记者:80、90年代的电视热之中,不能不提到的就是央视春晚,我数了一下春晚历年的节目单,从1983年至今的26届春晚中,您参加了差不多20届,几乎成为春晚的一个符号。
姜昆:可以说,我是春节联欢晚会的始作俑者,因为我是最早的编创人员之一。春晚起步的那几年,编导是我,曲艺、相声,还有主持、串词的部分我都参与了。
1982年之前,中央电视台每年也搞春节晚会,但只是一般性的联欢,名不见经传。1983年,中央电视台春晚剧组刚“上马”的导演黄一鹤踌躇满志,很清楚地记得他说:“我要把全国第一流的演员和节目,全集中在我这个晚会里!”他当时就提出要像直播足球一样直播比赛,提出来让我进入创作组,并担任主持。
主意一出来,我们就听到一个部级高级领导的意见说:“怎么能让姜昆这种人主持?说相声还行,主持太贫了。”把黄一鹤吓了一大跳,最后我们审查节目就干脆不找他们,少惊动这些领导们,前几届的春晚基本上保持了那种非常开放的风格,基本上集思广益能者上。
比如第一届春晚,王景愚老师迟迟不愿意亮出自己的绝活哑剧《吃鸡》,他觉得这样的节目上春晚有点“胡闹、庸俗”,后来马季老师和我们几个编创人员一起讨论时,基本上定下了春晚的调子是“欢乐,向上”,我们当时想的是文革以后相声那么火,就是因为老百姓太需要“乐”。所以春晚的节目,也别讲太多政治化的词,我们不需要这方面的节目,让大家笑好了,节目就成功了。在马季老师和我的怂恿下,王景愚才乐不可支地演了《吃鸡》,并成为家喻户晓的名段子。
记者:好像当时包括李谷一的《乡恋》,陈佩斯、朱时茂的《吃面条》,都是在你们几个编创人员的支持下才红的。
姜昆:1983年的李谷一,正是红极一时的大腕儿。当时她的歌曲《乡恋》却引发了争议,“你的身影,你的笑容……”有人说曲子缠绵悱恻掺杂着不健康元素,一时间舞台广播电视台都不出现这首歌。但是导演组最后还是顶住了压力,让李谷一在春晚唱了这首歌,最终让这首歌红遍全国。
1984年的春节晚会,我们听到一个信息,说八一电影制片厂的陈佩斯、朱时茂在平常联欢时演了一个喜剧小品,让人笑破肚皮。黄一鹤第一个找到我,问我能不能把他们找过来,由于我跟朱时茂是好朋友,把他们找来试演,他们最初的小品《考演员》被一些领导认为“比较低俗”、“表演过火”。后来,由杜澎和我来给这个节目主持修改,最后只截取了“吃面条”这部分,但还是有一种反对声认为“如果流于纯逗笑,走入纯娱乐的倾向中,春节晚会的分量就轻了。”但导演组还是坚持把《吃面条》保了下来,并最终获得了成功。这个节目背后还有更深刻的意义,等于是陈佩斯和朱时茂开辟了“小品”的先河,自他们开始,中国电视屏幕上有了小品这个形式,最后发展的越发不可收拾……
回过头来看,春晚里其实我们就是扮演积极的乐见其成者,向领导反映了很多人的民意。作为我们来讲,有人说节目有这问题那问题,但是我们不去管,把歌唱出来,让大家开心,让大家高兴,我们认为春晚这块招牌就能做起来。
记者:80年代后电视逐步进入百姓家庭,“相声+电视”缔造了又一批大众耳熟能详的电视明星,您成为其中的红星,成功原因是什么?
姜昆:我跟李文华老师合作的时候,写过一个相声《船与海》,我建议演唱一段《军港之夜》,这首歌当时特流行,但李文华老师不熟悉(就好像我现在不懂周杰伦的《双截棍》一样),一直在那里摇头。其实我当时已经把这段歌词改了:“军港的夜呀,静悄悄。水兵水兵,快点睡觉。铺好被窝,放好枕头。脱下鞋帽,不要乱吵。”结果演出的时候,观众们是捧腹大笑。演完后回到后台,李文华老师就对我不住地感慨:“这就是时代啊!”
李文华老师后来说,有些桥段不是包袱,但一经我的口说出来,观众也会笑,开始他还纳闷“为什么”,后来渐渐明白了,他说我主要占住了一个“新”字,说我的思维、言谈、举止,都和当时的时代紧紧合拍,所以观众就是喜欢看。
记者:李文华之后,80年代您跟梁左的合作被传为佳话,被誉为是相声里的又一个高峰,甚至有人拿来与“老舍+侯宝林”的搭档相比。王蒙曾说,您跟梁左合作的相声,多了些生活气息,多了些耐人寻味的“味儿”,更加“文学”了一些……
姜昆:对!与梁左老师合作的那一段时间,把我们的相声在文学性上推进了一大步。80年代末至90年代中,中国社会那段纷繁万象的社会,在某种角度上以一种戏谑的方式呈现在我的相声里,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梁左对社会的观察、对语言的运用,到现在为止我认为相声界也没有人能够比得过。梁左在骨子里有一种幽默感,这种幽默感就叫戏谑人生,他使相声在往“俗”的方向发展之外,发展出更加深刻和文学性的东西。
比如,梁左在一段相声中有这样一句话“自从党中央号召穿衣服以来,兄弟我就制了一身……”梁左认为,80年代末、90年代初,号召穿西服这件事党中央不应当带头去说这个事情,但是人们那个时候什么都要有党的号召才可以兴起来。所以这么小小的一句话里,就蕴含着很深刻的社会背景和独特的讽刺力。
我跟梁左的《虎口遐想》、《特大新闻》、《小偷公司》等一批相声,当时都广为流传。《虎口遐想》里的主人公个头小,才一米六五,“人家说我是二等残废”这就成了当时的一句流行语;《特大新闻》说的是一条关于“天安门广场要改农贸市场”的小道消息,这个段子提到革命博物馆举行新潮家具展销,并非完全杜撰,一个小小的相声段子还讽刺了物价问题、重复收税问题,掉鞋后跟儿的质量问题等等,王蒙老师还特意分析了这段相声,他说“这个段子多少反映了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思想的活跃、躁动与混乱,反映了一种兴奋而又惶惑不安、失了法度的心理”……
在与梁左的结合中,一方面他如鱼得水,他在相声的领域里学了很多幽默的东西,为他写《我爱我家》打下了坚实基础;另一方面,对于我们相声来说也是一个难得的机遇,毕竟比较深刻的文化人愿意和相声这门俗艺术结合,这是非常缺乏的。我最近还在写一篇论文《梁左的出现、故去对相声意味着什么?》,我觉得直到今天,这都需要相声界好好总结。
记者:80、90年代的电视热之中,不能不提到的就是央视春晚,我数了一下春晚历年的节目单,从1983年至今的26届春晚中,您参加了差不多20届,几乎成为春晚的一个符号。
姜昆:可以说,我是春节联欢晚会的始作俑者,因为我是最早的编创人员之一。春晚起步的那几年,编导是我,曲艺、相声,还有主持、串词的部分我都参与了。
1982年之前,中央电视台每年也搞春节晚会,但只是一般性的联欢,名不见经传。1983年,中央电视台春晚剧组刚“上马”的导演黄一鹤踌躇满志,很清楚地记得他说:“我要把全国第一流的演员和节目,全集中在我这个晚会里!”他当时就提出要像直播足球一样直播比赛,提出来让我进入创作组,并担任主持。
主意一出来,我们就听到一个部级高级领导的意见说:“怎么能让姜昆这种人主持?说相声还行,主持太贫了。”把黄一鹤吓了一大跳,最后我们审查节目就干脆不找他们,少惊动这些领导们,前几届的春晚基本上保持了那种非常开放的风格,基本上集思广益能者上。
比如第一届春晚,王景愚老师迟迟不愿意亮出自己的绝活哑剧《吃鸡》,他觉得这样的节目上春晚有点“胡闹、庸俗”,后来马季老师和我们几个编创人员一起讨论时,基本上定下了春晚的调子是“欢乐,向上”,我们当时想的是文革以后相声那么火,就是因为老百姓太需要“乐”。所以春晚的节目,也别讲太多政治化的词,我们不需要这方面的节目,让大家笑好了,节目就成功了。在马季老师和我的怂恿下,王景愚才乐不可支地演了《吃鸡》,并成为家喻户晓的名段子。
记者:好像当时包括李谷一的《乡恋》,陈佩斯、朱时茂的《吃面条》,都是在你们几个编创人员的支持下才红的。
姜昆:1983年的李谷一,正是红极一时的大腕儿。当时她的歌曲《乡恋》却引发了争议,“你的身影,你的笑容……”有人说曲子缠绵悱恻掺杂着不健康元素,一时间舞台广播电视台都不出现这首歌。但是导演组最后还是顶住了压力,让李谷一在春晚唱了这首歌,最终让这首歌红遍全国。
1984年的春节晚会,我们听到一个信息,说八一电影制片厂的陈佩斯、朱时茂在平常联欢时演了一个喜剧小品,让人笑破肚皮。黄一鹤第一个找到我,问我能不能把他们找过来,由于我跟朱时茂是好朋友,把他们找来试演,他们最初的小品《考演员》被一些领导认为“比较低俗”、“表演过火”。后来,由杜澎和我来给这个节目主持修改,最后只截取了“吃面条”这部分,但还是有一种反对声认为“如果流于纯逗笑,走入纯娱乐的倾向中,春节晚会的分量就轻了。”但导演组还是坚持把《吃面条》保了下来,并最终获得了成功。这个节目背后还有更深刻的意义,等于是陈佩斯和朱时茂开辟了“小品”的先河,自他们开始,中国电视屏幕上有了小品这个形式,最后发展的越发不可收拾……
回过头来看,春晚里其实我们就是扮演积极的乐见其成者,向领导反映了很多人的民意。作为我们来讲,有人说节目有这问题那问题,但是我们不去管,把歌唱出来,让大家开心,让大家高兴,我们认为春晚这块招牌就能做起来。
4
拒绝落伍“我就是相声演员姜昆”
如果我们把那些扔掉的垃圾、破烂儿捡回来一味地装扮在自己身上,你会发现你就是个十足的、过去的叫花子,是一个社会底层的艺人,而不是中国的、现代的民族艺术的维护者、传承者。
记者:您对相声的改革创新一直是最超前的一位,70年代末您就大胆地尝试了喜剧电影《大能人》,之后致力于《明春曲》大型叙说剧来创新相声,后来建立了相声MBA班,这些探索里融进了您怎样的思索?
姜昆:相声的改革探索一定要紧跟时代。比如,2000年我就办了一个相声网站,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投入了很多心血和几乎当时的所有财产。
开办中国相声网,这是我第一次做实业的经历,当总裁,但是并没有挣到钱,等于我是在一个大泥坑里挣扎了10年。第一次做一个网站的总裁,起码也懂得了一些概念,了解一个公司应当怎样运作。当时我们的网站也有可能上市,上市就是金融资本运作,那么在金融资本中什么是概念?真正上市后股份怎么结合?风险怎样?我都在学,如果有钱我真的可以坚持下来……
记者:听说您收集了非常多的相声文物,全国首屈一指。
姜昆:改革开放后我调回到北京,就开始收集相声文物了,当时侯宝林、马季老师他们的办公室,地上经常扔了许多讨论后不要的相声草稿,我都收集起来了,当时是为了学习,现在就成了珍贵文物,这些30年来陆陆续续收集的文物,刚刚好记录了相声成长的步伐。
有一次,我听到我的一些演艺界伙伴们在一块学说相声,他们都喜欢说相声,以会说相声为荣,其中有的学贯口,有的学传统段子,大部分是拿相声里描写得最脏的、最黄的、最俗的东西开玩笑,什么你是我儿子我是你爸爸,你媳妇就是我媳妇,在他们眼里就以为相声是这样逗乐的。当时我就受刺激了,我觉得他们这样是不知道我们相声的传统,不知道相声是怎样一步步走过来的,不知道我们几代艺人究竟付出多少心血,如果我们把那些扔掉的垃圾、破烂儿捡回来一味地装扮在自己身上,你会发现你就是个十足的、过去的叫花子,是一个社会底层的艺人,而不是中国的、现代的民族艺术的维护者、传承者。所以这些年来,我就逐步从一个幕前的演员转到幕后,致力于相声和曲艺的传承与弘扬。
现在,我主要在为中国相声博物馆的事情跑,博物馆已经选了址,也投了不少钱。我还正在筹划搞一个相声百年的展览。这个中国相声博物馆不同于一般的博物馆,不是仅仅陈列一些文物,它将是由一个塑像群来组成的,这个塑像群本身就从我们相声第一代开始,每人都有10来个故事,每人都有一个场景,都有时代的故事,都有那时的塑像和人物,你也可以和它一起照相,可能有屏幕播放当时的那段相声,也可能旁边还有老式唱片放着过去的声音,也可能有动画和声音演示着这段古老的相声,大概这就是我的想法。
记者:改革开放30年,您个人经历非常丰富,从相声表演艺术家,到社会活动家,又做了CEO,包括做了曲协的领导,全国政协委员,您希望别人怎样定位您?
姜昆:我永远不愿别人在我名字前面加上著名的相声表演艺术家、相声语言大师、领军人物、掌门人……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都无所谓,对我就四个字,相声演员———姜昆。
我为什么要为相声付出这么大的力量?就是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得知道感恩,我从北大荒回来,就一个小皮箱子,衣服的5个扣子4个颜色,现在我虽然有房子、院子、有车,当然了,我创作了100段相声,这必须要承认是相声给了我一切,让我在社会上有了地位,工作上有了一定贡献,然后在生活上有了一种成就感,所以人这一辈子,到了这个时候,就应该开始回馈。既然是相声给了我这些,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全部交给相声。
5
淡出台前“我把心思放在下一代的培养上”
我们这一代人身上一直有一种责任感,时代的转变之中,我们既有老一代人的传统,也有新一代人身上的特点,我们经历了风风雨雨,走过了坎坎坷坷,这个时代所给予我们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东西……
记者:由台前转到幕后,有些人却认为您如果用建造相声博物馆的精力,去创作10段非常经典的相声,岂不是更有价值?
姜昆:我已经有100段相声了,但是现在大家都说我江郎才尽,人总是不断期望你,这对人来说这确实太残酷了。
因为现在你要我超越自己,我就感觉像朱建华跳不过他自己那个高度一样,我跳不过去了,我必须承认这个事实,现在可能我演段相声很逗人,但你指望我超越自己,像过去一样给这个世界留点什么不太可能,你必须要承认这个艺术规律,我有一个很好的心情,或者有一个很好的愿望或雄心,我要用最后一口气站在舞台上,但实际上最后一口气还是在医院比较好,哈哈,你说呢?毕竟人要对自己的能力有一个考核,我觉得我现在想超越自己的高度已经超不过去了,我会努力,但是我觉得盼头不算太大,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教练员、裁判员不要把期望放在这上面,我会把握好自己把心思放在对下一代的培养上。
记者:您现在的态度这么豁达,当初是不是也有一个调整的过程?
姜昆:的确,当时在从高峰下来的时候,你会觉得大家在抛弃自己。那时候大家都捧着你,节目没你不行,那时候中央电视台春节晚会少了我的话怎么可能呢?但当第一次我写的节目没有通过时,他们问我:姜昆能不能再弄一个别的?我就说实在不行了,我太累了,我的肩膀已经扛不起脑袋了,但是真的要让你歇一会儿,你就会感觉很失落,因为过去年三十晚上的时候都是在大演播室度过的,现在陪在自己妈妈身边看电视,就会觉得人家那边热闹着,把我扔一边了,很失落。
但现在我觉得,每个人在做自己的事时,期望值不要太高,到目前为止我还是量力而行,比如说,我现在做中国曲艺家协会的工作,我就是把我中国曲艺家协会的节目做到准确的位置上。比方我现在把自己的位置定在大众演出上,每次演出我都去,但是我并不把自己定在春节晚会上,春节晚会我还是能上就上,不能上,千万别去冒这个险。就像一个吹唢呐的人,在民乐里一定吹好唢呐、给二人转伴奏,千万不要盼望自己到军乐团那里去,欢迎外宾时亮那么一嗓子,这是绝对不可以的。
我们这一代人身上一直有一种责任感,时代的转变之中,我们既有老一代人的传统,也有新一代人身上的特点,我们经历了风风雨雨,走过了坎坎坷坷,这个时代所给予我们的更多的是精神上的东西,我们小时候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年轻时在农村度过的,当我们真正找到自己职位的时候,正当改革开放,别人年轻时候做的事我们要等后来再尽量地寻找自己,就像我30多岁的时候才想起考大学、上大学,争取把年轻时失去的东西追回来,我们就在做这些事情时,精神层面的东西在我们骨子里多了起来,有时候更愿意承担一些责任,而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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