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电影《天仙配》的上映，是黄梅戏走向全国的一个高潮，“董永”王少舫、“七仙女”严凤英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天仙配》使王少舫成为家喻户晓的黄梅戏明星。然而，在成功的背后，为塑造好“董永”这一人物形象，王少舫付出了艰苦的劳动。刚开始王少舫是按照演小生的方法去演“董永”，结果农民不象农民，小生不象小生，连自己也感到不可信。于是，他就思索回忆在农村演出结交的一些农民朋友，找到自己的感觉。同时在拍摄期间，他常常一大早就跑到院子里去抱树，抱了松，松了抱，疯疯癫癫。同事们问他为何抱树，他说槐树是大媒人，如今妻子离去，当然要找媒人要妻。他已经完全入戏了。他一连看了五场赵丹主演的电影，揣摩着赵丹的人物表情：悲伤、愤怒、喜悦……边看边学，出了电影院还在对着行人温习，吓得人家纷纷避让。
王少舫在人物自传中写道：把董永演成一个不懂爱情的傻瓜是个误会，他忠厚老实而不傻气，善良而不愚笨，他之所以拒绝七仙女的爱情是因为怕她跟自己受苦。难道他不向往幸福的爱情生活?面对七仙女的大胆表白能无动于衷?从初遇拒绝七仙女的爱到苦苦挽留七仙女不愿她上天，看似矛盾，恰好反映了人物复杂的统一性格。由于把握了人物性格的基调，一个忠厚老实、淳朴勤劳向往美好生活的古代青年农民形象终于在银幕上站立起来了。“董永”得到广大观众的认可，成为戏剧艺术中的一个典型形象。
1956年，安徽省黄梅戏剧团赴京为“八大”演出，徐海东将军把王少舫、严凤英等人请到家里作客。徐海东对王少舫说：“我是苦娃子出身，也干过煤窑，也学唱过黄梅戏，《天仙配》可以从头唱到尾。是党挽救了我们。我的大半生是在安徽度过的，对安徽很有感情。我现在身体不行了，靠人民养活我，以后搞社会主义建设就靠你们了。”王少舫听到这里心里一热眼睛发红。徐的爱人看见了，说：“你跟同志们讲这些干什么?”徐海东严肃地说：“传统还是要讲的!”他指着身边的爱人对王、严等人说：“她就是七仙女，后来就配上我这个董永了!”
严凤英在“文革”期间含冤而死，令王少舫痛心不已。王少舫曾说：“黄梅戏要发展，而严凤英已去世，担子更多地落到我头上。排练新剧目，培养新演员，改革旧唱腔，把黄梅戏搞上去，有多少事等着我去做。我认为，这就是对严凤英最好的纪念。”
已是著名黄梅戏演员的马兰满怀深情地说：“王老对严凤英的怀念之情真令人感动，在辅导我们时，总是说‘风英是这样演的，凤英是这样唱的，凤英是这样做的’……有时为了一个动作一句唱腔，王老对我们的要求相当固执，做不好，就不让我们休息。”
王少舫多次对马兰、黄新德等一批黄梅新秀说：“严凤英走得太早了，她的去世是黄梅戏的一大损失，她的表演有许多独到之处，一只水袖、一个身段、一句唱腔，她都要反复推敲，精益求精，你们现在要好好学习严凤英对艺术精益求精的态度。”
文人相轻，艺人相轻，在我们这有限的阅历里，还很少发现哪一位艺人对与自己艺术成就相等的同行作出这样坦诚而无私的评价；也很少发现哪一位艺人对自己的舞台伴侣怀有这样真挚的思念之情。
1986年7月19日凌晨，王少舫走完了他艰难而精彩的人生旅途，终年67岁。少悦老怀芳名惊座 舫轻帆正艺海乘风这是王少舫在武汉演出时，一位热心的观众送给他的楹联。今天，每当我们从广播、电视里听到或看到王少舫和严凤英这一对黄梅戏艺术大师精湛的表演和音容笑貌时，我们可以告慰的是，他和严凤英以及老一辈黄梅戏艺术家未尽的事业已后继有人，马兰、黄新德、韩再芬等一批新秀已脱颖而出，黄梅戏已由地方小戏发展成为全国五大剧种之一，已经走出了安徽，走出了中国……
洪非：我陪王少舫走过荒唐岁月（下）
荒草圩中经风雨
1970年7月间的酷暑中，批判队从安庆回合肥解散，我还同王少舫共同劳动一些时日，两人被安排去全椒与和县毗邻处的荒草圩一个部队农场“锻炼”。黄梅剧团的大部分人和北京来的高校学生在连部，我和王少舫由一位工宣队员送到下边的一个排里。这里的干部和战士对我们两个“黑线人物”并不歧视，而是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娱乐，只是蚊子太多、太厉害，白天休息、学习还得放下蚊帐。夜间放下蚊帐，也往往被它叮醒，用电筒一照，帐子上好象是谁撒了一把黑芝麻，一个个肚子帐得帐得鼓鼓的。刚去的时候遇上连天大雨，成熟了的稻穗倒伏在水田里，水深过膝。我们两人跟在战士后边抱着捞起捆好了的稻把子，送到路边的高处等车来运去脱粒烘烤。争分夺秒，上工收工，战士们都是跑来跑去。虽然没有要求我们也这样做，老是慢吞吞地落在后边，总觉得有些难为情。稻子收完了，天也慢慢晴了，我们调到了炊事班，先是去养猪棚当饲养员，扫地喂食，王老干得很认真，好像还很内行。发现猪尿猪屎，马上扫除，还用清水冲涮。他给我做了榜样。他一向寡言少语，两人很少交谈，他要谈就谈人家的长处。有一次他同我谈起了原来的饲养员，自已从不吃猪肉，却把猪养的膘肥体壮。为照顾猪，他常常放弃休假。养了一阵子猪又调到伙房打杂，也就是淘米、摘菜、添煤（柴）、掏灰。这些杂活，王老同样干得又快又好。他说小时候在师傅家里学艺，师母厉害得很，什么脏活累活都要他干，还常常吃不饱肚子。
在荒草圩，我和王老还参加过部队的早操，起床后在10分钟内上厕所、刷牙、洗脸，然后站队出操。有一次跑步的时候，王老的眼镜掉了。他高度近视，离开眼镜就看不见东西，他蹲下来找，摸来摸去。我想起一件往事：1951年，安庆“民众剧院”排演《小二黑结婚》，他扮演迷信顽固的二孔明，在台上做戏时将眼镜弄得掉在台板上。他趴下来东摸西摸，瞎摸一阵，观众哄堂笑，还以为是刻画人物性格的规定动作。以后就照这样演了下去，也许这就是“佳句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这个连队的干部和战士大都来自浙江省的金华地区，炊事班长原是婺剧演员，婺剧旧称金华戏，流传于金华、兰溪一带，量个多声混合的剧种，其中徽戏是从怀宁古牌经徽州与赣东北流传来的。干部战士对我们和气、亲切，可能有这层关系，但彼此交谈，从不谈戏。当时中国，除了八个“样板”，其他的戏是带毒的，为了避嫌，只得闭口不谈。
有一天傍晚，将厨房收拾得整洁，班长将我带到营房后面的堤埂上促膝谈心，约有一个小时，都没有提到一个“戏”字，后来王老告我，他也经过这样的谈话，也没有谈戏。我猜想，班长的亲切交谈是将我们两人当成刚入伍的新兵。可惜我们刚“入伍”就“退伍”到合肥了。
回合肥后，王少舫回归演员队参加《红灯记》等“样板戏”的排演，但都是一些不起眼的小角色，没有（或很少）让他开口唱过。我回舞台组，平时干木活，演出时搬景，拉幕，有一次在江淮大戏院演出夜戏，下午我就感受到周身难受，临去剧场经过“安医门诊部”，测了一下体温，竟有39.5℃。按时赶到剧场，拉幕吊景。有一道网幕，是在网上缝一段树干，拉起很重，木工周师傅在下面看到我很为难，就跑来帮我，否则会出事故，因为当时高烧不止，手脚不听使唤，手上的绳子也系不牢。这天是怎么回到住处，我不知道，只记得深夜有人到了我的住处，也许体温降了一些，听到有人在谈话，其中有周师傅的声音，要送我去医院就诊。我觉得这时候不像先前那样难受，就不想再麻烦大家了。这时我全家老幼下放淮北农村，只有我一个人留在合肥监督劳动，接受批斗。如此处境，还有人来关怀我，是令我非常感动的。提起周师傅，我忘不了他在泾县陈村给我送绝缘手套的事。黄梅戏剧团祝贺陈村水库大坝建成演出《红灯记》，舞台搭在露天，大一阵小一阵的秋雨下个不停，我在舞台前面临时搭起的木架上“追光”，随时要操作的配电盘也被雨水淋湿了。他怕我触电，在雨中爬上木架送去一双橡胶手套。在舞台组像我这样长期伏案、身躯笨重的外行是很不安全的，尤其是装台的时候，爬高走险，接触电源，多亏老周的关照。
离开荒草圩后，王少舫回到演员队，似乎与《天仙配》不再有什么关系，我则被《天》剧缠住不放，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前“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还被通知写了一篇《天仙配与孔孟之道》。有些是我固有思想，也有一引起是顺时而发的违心之言。这篇东西，写得很长，东扯西拉，约近万言，是以极左思想为指导，为“四人帮”篡党夺权大造舆论。
无端蒙冤受牵连
“文化大革命”中在安徽受批判与我有关的毒草，牵连之广，罪名之大，要算黄梅戏《韩宝英》（又名《宝英传》）。受株连者有：曾希圣、桂林栖、陆学斌、赖少其、钱丹辉、余耘、江枫等同志，还有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的吕波、蓝天、严凤莫、时白林、乔志良等，扮演石达开的王少舫则成了彭德怀的化身。因为加给《韩宝英》的罪名是：“……《海瑞罢官》的续篇，配合‘庐山会议’的反党进攻，为彭德怀翻案；影射现实，射向无产阶级最高司令部的一支毒箭。”理由是：这个剧本写了太平天国的高级将领石达开向天王提出建议，批评了洪秀全，美化了石达开。
看过这个剧本和演出的人很少，为便于读者了解情况，我想介绍一下编排情况。1959年4月中旬，王震将军（时任农垦部长）从合肥回北京，大火车上接见了安徽省黄梅戏剧团的部分演员，他说：“你们天天演《打猪草》、《天仙配》，要多编多演些新戏。”问起几位演员的籍贯，大家说是桐城、怀宁人。王震说：“太平天国时期，你们安庆府出了一个女英雄，叫韩宝英，是石达开的干女儿，很了不起，有才智，会武艺。可以把她的事迹编一个戏嘛。”后来吕波、潘璟琍把这件事告诉我，并要求我考虑编写关于韩宝英的剧本。
我在省文化局的支持下，搜集太平天国的史料。在一本名曰《石达开日记》上发现了韩宝英的事迹。按照《日记》的说法，她是安庆府太湖县的奇女子。说是：“某日下午由太湖城出发，留守以下皆送十里外，行三十里驻宿皖鄂交界之韩家村，倚山面湖，为入鄂孔道。时土匪肆扰，焚杀动掠，无所不至，予以救民通道计，不得不奋力剿除，乃因此得一奇女子，为生平极快意且极得意事。奇女子者何？韩氏宝英，后众称四姑娘也。予本有二女，三者幼殛，北韦一屠，双珠同碎，故以宝英补其缺憾而四之云尔。”另有一本《太天天国野史》说：“四姑娘者，桂阳韩氏女也，名宝英……”是不是有这样一个奇女子？我给研究太平天国历史的专家罗尔纳先生写信求教，来信说：“韩宝英不是历史上的真人，是一个传说人物。《石达开日记》也是一本伪托的书。”传说人物与历史的真人同时出现在一出戏里是屡见不鲜的，像武则天与谢瑶环，李岩与红娘子。我想传说人物是人民的创造。人民创造韩宝英这个形象作为石达开的义女，又是他错误路线的对立面，反映人民的态度。人民对石达开是既敬爱又痛惜。我想根据史实与传统表现韩宝英忠于天国、顾全大局，批判石达开闹分裂的错误行为。对石达开是写一个有抱负、有本事的人犯了大错，并不抹杀他有过的功劳。
《韩宝英》于1959年7月写出初稿，经讨论修改，投入排练。1959年10月14日在合肥彩排，省委领导曾希圣、桂林栖都比较重视。接着边改边排，于1959年底在芜湖公演，以后在合肥也有演出。1960年5月29日刘伯承看了《韩宝英》后说：“打击分裂主义是好的，石达开是路线错误。如果他当时不离开天京（南京），或者带十万大军坐镇安庆，太平天国不致遭到这样惨败。红军渡大渡河就是当年石达开渡河的地方。替我们带路的一位陈姓老人，当年他爹爹就替石达开带过路……希望剧本加强对分裂行动的批判。洪天王的错误也可以写。他信天信命，任人唯亲，没有远大的理想。”
将《韩宝英》打成大毒草，又是一大冤案。批判者言：“《韩宝英》是《海瑞罢官》的续篇。”又说：“《韩宝英》是配合庐山会议上的反党进攻，为彭德怀翻案。”这都是一派胡言。《宝英传》写于《海瑞罢官》之前，怎能成为续篇？《宝英传》写于1959年7月，庐山会议是这一年8月召开的。不是未卜先知，怎么会先写个剧本为彭德怀元帅翻案呢？
《宝英传》由于我的写作水平不高，经验有限，没有把剧本写好，辜负了许多关怀它的首长和同行。剧中主要人物韩宝英和石达开的失演者严凤英、王少舫为之下了功夫、吃了苦头，还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株连，实在感到内疚。严凤英没演过真正意义的武戏，为了演好文武双全的韩宝英，她下决心从头学起。一天练习对剑，对手将她的眉头挑伤，血流到脸上。对十分惊慌，她却擦净血痕，要求再练。王少舫虽然小时候练过武功，自从改唱黄梅戏，不唱武戏，小时候练的武功技术也很生疏了。石达开兵围大渡河时，忽然听报敌兵越来越多，越逼越近，感到身陷绝境，心中慌乱，从马上跌了下来。导演乔志良给安了一个“吊毛”的动作，问他能不能做，他答应做，就在私下练了起来。后来演出时，做的很成功。“吊毛”是生活中急速猛烈跌落动作的舞蹈化。按程式要求，要两足离开地面，腾空翻转，脊背着地。这不是什么高难度动作，但练的不扎实，用的不熟练，就难免出错而致伤。为了把戏演好，他就什么都不顾了。
对《宝英传》批判的主要战场是剧团内部，没有像《天仙配》那样到社会上大轰大嗡。
荒唐岁月的余波
粉碎了“四人帮”，并不意味着走完了荒唐岁月。两年之后才见到《天仙配》抛头露面的情景。1978年10月1日《安徽日报》载有《省剧协、省文化局召开座谈会，为黄梅戏曲〈天仙配〉彻底平反》的报导：“被‘四人帮’及其在安徽的代理人以种种莫须有的罪名打成毒草的黄梅戏优秀传统剧目《天仙配》在安徽省委的亲切关怀下从九月下旬起在合肥舞台上和观众见面了。人们欣喜相告，竟往观看演出。”接着谈到这个戏的多方面的改革出新，“加之黄梅戏著名表演艺术家严凤英同志精湛表演”，成为广大观众喜爱的黄梅戏代表作品。”不错，《天仙配》没有严凤英表演的七仙女，是不可久演不衰的。七仙女没董永又怎么能“配”呢？在“革命大批判中”中，首当其冲的是董永，报纸上用醒目的标题登了《剥去董永的画皮》，巡回批判中，扮演董永的王少舫被推到台前。这篇报导的作者署名的地方写的是“中国戏剧家协会安徽分会”。戏剧家协会应该是关心戏剧活动和戏剧人员的。为《天仙配》平反的会议是否通知了王少舫，我不清楚。但是我个《天仙配》舞台剧本的“泡制”者确是事后才知道有为它“彻底平反”的事。听到这个消息，默然良久。是呀，本来就没什么可批判，又何需为它“平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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