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马兰的人，黄梅戏迷占大多数，无论老少都很痴迷。还有一部分了解马兰的人是电视观众，对黄梅戏的了解，也就知道《天仙配》、《女驸马》中唱滥的几段，这部分观众是通过电视晚会喜爱上马兰的，在他们心目中马兰是歌星而不是戏曲演员。还有些人只知道马兰是余秋雨的太太。让我们走近马兰，看看她生活的各个层面。
父母希望我是一棵坚韧的草
马兰出生在安徽太湖县，母亲曾是黄梅戏演员，父亲是分到县城的大学生，从事黄梅戏舞美设计工作。马兰出生的时候，当时正上演那代人熟悉的电影《马兰花开》，父母希望孩子像小兰那样勤劳朴实，就为女儿取名为“马兰”。
“记得我五岁的时候，父亲受批判。那时候我们懵懂不清，父母也一直瞒着我们。有一天父母带着我和两个哥哥，把我们交给了乡下来的一个人，这个人不是亲戚，也不是有很深厚友情的朋友，就把我们三个人带到偏僻的乡下去了，非常贫困的地方。有一天，来了一个高个叔叔，他说马兰，你别这么开心了，你爸爸挂牌子游街被打倒了。他是什么什么，我一听，知道这不是好话，但我容不得这样侮辱我父亲，我一头就撞向他，拿起石头就追着他打，追了很长的路，我说你造谣，你说谎。其实我心里知道，他没有说谎，要不然我爸妈为什么把我们送到乡下。
多年后，我懂事了，问我爸妈，那时你们为什么不来管我们。我爸妈说，不愿意让你们小小的心灵留下不好的记忆，看到我们戴高帽子游街被批斗，怕你们长大以后记仇，会报复社会。所以，这一点我真是觉得我的父母给了我终身的启发和教育，他们做了很好的示范。”
一张红线女的彩色剧照成了我童年和青少年时的偶像
由于历史问题，马兰的父亲到了县城图书馆工作，负责看管杂志、报刊，但这个图书馆却成为小马兰的游乐场。在一堆堆被封起来的画报中，马兰看到了一张红线女的照片。“那时候没有看过古装戏，不知道传统戏曲是什么，但我就莫名地被吸引。我把这张上面打着叉子的彩色剧照偷偷地撕下来，瞒着我爸妈，一直藏在我的身边。从我的童年一直保存到青年。非常巧的是，在1993年的时候，我在北京演出《红楼梦》，看到报纸上有一篇对我的表演充分肯定的文章，我一看署名，竟然是红线女。我当时非常激动，她的言词对我充满了鼓励，给我提出了一些人生上更高的标准和要求。我一直没有机会，向红线女老师说一声由衷的感谢，我特别想说：“在我漫长的艺术人生追求中，是您的一幅美丽剧照一直伴随我，度过了我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我非常非常谢谢您。”
我只为艺术而挑剔
从安徽省艺术学校毕业后，马兰被分配到了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第二年，马兰就迎来了她艺术上的一个高峰。在香港，马兰主演了黄梅戏经典曲目《女驸马》，一夜成名，她迅速成为黄梅戏的头牌女演员，在国内几乎是家喻户晓。通过舞台，通过电视，更多的观众认识了这位长相漂亮、唱功好的黄梅戏演员。马兰的事业在这段时期几乎达到巅峰。20多岁的时候，她就担任了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副院长。那个时候很多演出商包括观众，不知道这个黄梅剧院在什么地方，在哪个省，但知道马兰在哪儿，要干什么，直接冲这个名字就来了。“所以确确实实为了联系工作方便，我答应了做这个副院长。当时我提出四个要求，大意是，要尊重我的艺术选择；不要强行命令我必须演什么，不能演什么；时间上也要相互关照；我没有办公室，没有办公桌，其实也不需要，因为有专门负责行政的领导在那里。”
“人生不可选择的是父母、家庭，但做其他事情，其实就全靠自己选择了。我选择的标准是要尊重我从事的这个专业，不能瞎来。我参加晚会唱一个歌，唱得不行我都不会很难过，但是正经八百地要排一个黄梅戏了，那我会非常非常认真。我觉得这是我安身立命的专业，必须给观众一个认真的交代。曾经有一个片商要请我拍一部黄梅戏电影，我一听和我想做的事有点拧，断然拒绝。类似的事情挺多，作为一个剧种的排头人物，每次出现，是代表一个大群体，我觉得绝不能够马虎。”
说实话：做头牌演员是很荣耀，可也很辛苦。“有一次演出，已经连演了11场了。下午5点多钟刚结束一场，晚上8点钟还有一场。说实话，穿着里三层、外三层，全是绣花这种衣服，连上趟厕所都很困难，真是又累、又渴、又饿，饿但是又吃不下，嗓子哑了不能出声，我就说能不能换B组的演员来演，剧场经理、剧团团长、老师全部来游说，观众早就知道，这个牌子挂出去是你，如果你不演，换了别人，把别人哄下去对别人不礼貌，你无论如何要争取。我说我嗓子哑了，他们就说没关系，吃强的松。在这种情况下，我这个人也杠，有点像我父亲的脾气，眼泪一直在眼内转，大幕准备拉开了，我试试喊嗓子，一个音都出不来，我气得不得了，那边合唱都起来了，大幕准备打开，当时正好脚边有一个凳子，我气得踢了一脚，轱辘轱辘一直滚到乐队里。开幕时我本来应该坐着唱的，然而我只能站着了。大幕拉开，一开口，观众一片唏嘘，那时眼泪时真是忍不住，我就掐自己的腿，腿都掐紫了，一定不能哭出来，要唱，就这样，我觉得也蛮不容易的。”
我的人生因他而完美
和余秋雨结婚后，马兰的社会角色似乎是有了微妙的变化，对于他们的结合，社会上议论很多，但是马兰有自己的看法。“要说完全没有干扰，没有压力也不真实，我们两个人心理素质还算比较健康，遇到什么事情，都还能承受。我们俩人天性都非常善良，这是我们能走到一起的重要原因。所以这些年我说没白活，不管是走的路，经历的事情，尤其是余秋雨，我觉得他真是经历了很多人几辈子的很丰富的人生，真是得到一些锻炼，特别是他冒险在外面考察这几年，坐着吉普车，一轱辘一轱辘从中国走出去，在国内还要承受很多舆论的东西，挺不容易的。但是我可以这样说，我挺为他骄傲的，他使我的人生丰富了很多。”
“他一般都从文化的角度，从这种美学的角度给我提出一些更高的要求。我们上海一个家，深圳一个家，家不大，但都有一个排练场，可以做各种各样的实验，用这种方式，不同的材料，不同的色彩来体现一个东西，寻找是我们最需要的，最合适的。我也用我的方式参与他的工作，他的每一篇文章出来我是第一读者，然后我就用不太标准的普通话，不太演员腔的自然的方式读给他听，念给他听，他就会闭着眼睛在那儿听，他说停，拿笔记下来，完了以后他回书房改。他在学术上是非常严格的一个人，很讲究每一处的标点符号。
“其实这些年，我看到很多关于余秋雨的说法，有的带有人身攻击，有的还是恶意编造的东西，很多。我当然很难过，有的时候也很愤怒。这当中有夫妻感情的一面，但也有出于文化良知的一面，我非常了解我的丈夫，他是一个极其极其善良的人。我说打死他都不会去害人，你拿枪顶着他，让他给我去做一次小人，去害一个人，他都不会。有时候我提醒他说，这个人跟你在一起，小眼睛眨巴眨巴的，好像挺阴险的，说不定什么时候算计你一下，你要当心。他就说别乱讲，他是我的学生，你并不了解他。”
“那个阶段应该是我们家庭生活中最艰难的几年。但是也是最充实、最快乐的几年，因为我们度过了那种心理，刚开始有点不适应。有的时候我背着他也跟他的朋友同学偶尔聊起我们所经历的事情，我看到他的同学，包括他的朋友对他的肯定，我心里非常踏实。我觉得我还没选错人，当然不问他们我也踏实。我为丈夫感到自豪，我支持他用生命去寻找中国的文化。有这些东西，就埋没不掉余秋雨，反而像他说的，他会因此过得更充实。”
“我跟余秋雨之间，我觉得第一是我们两个都追求大的善良，然后我们人生有很多理想是非常一致的，希望人和人之间有非常好的沟通，即使是不同文化、不同语言、不同种族也没有关系。尤其跟着他在世界各地走的时候，到耶路撒冷，到埃及，我们出行都要有装甲车架着机枪前后护送的，我真的觉得，人多么需要沟通理解，多需要珍惜。确确实实有这个感受。说小一点，我们两个人从来没有吵过架，他也有急的时候，他急的时候急得不得了，这件事情你不应该说，‘我非常不想听，待会儿再说，’他就把电话挂了。有的时候我话讲一半，感觉被打了一巴掌似的，电话就挂了，他就让你自己想，想完了以后我们再谈，就是这样一个人，但是我从来没有说过伤心的话，伤感情的话都没有。特别是当他出行几万公里考察回来，我觉得真是失而复得，我的人生因此而完美。”
我永远不会忘记观众
近两年，马兰很少登台演戏了，她目前留给人最深刻的演出剧目是和余秋雨合作的《秋千架》。“《秋千架》在北京长安大戏院、在杭州、在南京都有很好的演出市场。《秋千架》只是我们在艺术追求中的一个段落性作品。《秋千架》和《红楼梦》我还会重新打造，要用来自江淮大地的养分去滋润那种音乐，发出好似由普通老百姓血液里流出来的那种声音，其实我们一直想捕捉这种东西。要用戏曲的东西来表达这些，要保留一些黄梅戏最好的东西。我没有放弃。”
“我想年底，最晚明年上半年会有一台非常新的东西出来。如果要说我最近的艺术理想是什么？我可以有一个段落性的作品奉献给大家，我想那时候你们一定能看到我们做的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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