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成为一名剧团的管理者后才想到的。”茅威涛介绍道，１９９９年，茅威涛凭借在观众中的影响当上了浙江小百花越剧团的团长。从此，她也不得不面对越剧观众大量流失的严酷现状。在深思熟虑后，茅威涛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其中有一条让当时的很多人完全不能理解——她想让越剧“都市化”。这是否意味着浙江小百花越剧团将要放弃广大的农村观众和农村市场？一时议论纷纷。“我并没有放弃农村。自从当了团长之后，我全年的演出差不多有３０％是在真正的农村，还有６０％的份额，我把它放在都市，另有１０％的份额，我争取多安排国外演出，扩大越剧影响。这是我作为一名管理者，给剧团制定的演出市场百分比。”
她说：“如果我们一味保持传统，去迎合老观众，不出十年势必走进死胡同！百年前越剧如同一位穿着蓝花布的村姑来到大上海，在新文化的熏陶下一跃成为标致漂亮的淑女。到了我们这一代人，越剧已经在都市里成为一门艺术，结果却又要被迫回到民间去，那么前人的所有努力，岂不是都付诸东流了？我不甘心！”
有一次，茅威涛在大剧院观看《暗恋桃花源》，身边的年轻女大学生认出了她，并自称是她的戏迷。当茅威涛问起“你为什么不来看我们的《梁祝》”时，女大学生不好意思地说道：“我把票子给我妈妈了。”当时，茅威涛的心情可谓五味杂陈，“要是看《暗恋桃花源》的年轻观众都能来看我们的越剧，那该多好啊！”从此，她改革越剧，让越剧“年轻化、都市化”从而赢得年轻观众的信念越发坚定。如今，浙江小百花通过高校讲座普及、创排符合现代审美与人文精神的作品等方法，逐渐吸引了不少年轻人的关注，形成了一个规模不小的“粉丝团”，在同行剧团中，保持着相对较好的演出市场。
成立于１９８４年的浙江小百花越剧团，曾经拥有茅威涛、何赛飞、何英、董柯娣、方雪雯等“五朵金花”，她们在那时创作了《五女拜寿》、《西厢记》等优秀作品。到了今天，“五朵金花”只剩下茅威涛与董柯娣坚守在舞台上。于是，“茅威涛挤走三朵金花”、“十足的戏霸”等批评声此起彼伏。
“称我为‘戏霸’，我有这个荣幸吗？”茅威涛对于尖锐的批评，显得颇为轻松，“我觉得人生有很多追求，每个人自己可以去选择自己的追求。要说是因为我的突出才把别人挤走了，我茅威涛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我们戏班子过去有一句话叫有戏吃戏饭，没戏吃气饭。我不知道能不能解释这样的一种现象。戏霸，这个词显然是不好听的，霸道嘛，总有点不讲道理的感觉。但我的理解是：如果要想干一件事情，你没有强烈的主观意识，你是做不成的。我茅威涛也许就是有着这样一种非常执著的、主观的思想，这种主观是对艺术的坚守。为了离开的人而去责备坚守舞台的人，这样公平吗？”
２００４年，在浙江小百花２０周年团庆时，人们意外地发现了当年的“五朵金花”居然一个不少地出现在了庆祝酒会上。尽管他们其中的某些人只是亮了亮相，并没有参与演出，但又有多少人知道，为了这来之不易的“重聚”，茅威涛花了多大的心血与耐心！或许，这次重聚已经能够回答关于“戏霸”的一切质疑。
关于茅威涛与其他“金花”的“恩恩怨怨”流传甚广，但比起对于“茅威涛是否有资格创立‘茅派’”的质疑，这些流言真可算是无足轻重的。
对于越剧女小生的独特魅力，茅威涛始终有着自己的理解：“女小生有着一种假定美，这个假定美就是你自己可以恰到好处地去把握男女尺度。它与男旦有一脉相承之处，可以用一个异性的角度和眼光来观察世界。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种双重审美，就是你去审视它，同时又可以去体现它。而这种体现往往是带着一种唯美的，理想的，浪漫的感觉。我觉得一个好的演员，他一定是去把握作品的魂，去驾驭这个舞台，而不仅仅是讲故事。就像梅兰芳先生演的虞姬、贵妃，在今天看来，他的那种雍容华贵，妩媚动人，我真觉得女演员都无法企及。”
本着与众不同的艺术追求，对于所谓的“茅派”之争，茅威涛一下子超脱许多：“其实我觉得我已经非常个性化了，‘茅派’是我的追求目标。但叫不叫‘茅派’并不重要，我的‘野心’其实可能更大一些——我希望有一天别人承认我‘茅派’的时候不仅仅指我的唱腔。还包括茅威涛独特的技艺，包括表演和声腔，从而在舞台上留下属于这个时代的越剧的独具个性的艺术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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