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桌上放着尹桂芳老师给我的信。年前我去福州参加芳华越剧团成立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回沪不过一个多月，老师已给我寄来七、八封信了，每封信她总是事事关心，处处叮咛，并诚挚地向我倾诉她对发展越剧艺术的壮志和对青年一代健康成长的关注。读着这一封封信，我心中无比温暖，我有个多么好的老师啊！
四十年前，我能作为尹门弟子，可说三生有幸。记得我十三虚岁时，因生活所迫，被送到龙门戏院学戏，师父是花旦演员，当时的台柱小生就是尹桂芳，她精湛优美的表演和洒脱隽永的唱腔，将我这个不懂戏的穷孩子吸引住了。一次，她演出《家花哪有野花香》，戏中大段"叹五更"好听极了，我求人设法抄到了这段唱词，偷偷地一字一句学着唱，终于学会了这段整整一百句的唱腔。现在回想起来真有意思：我第一次看懂的越剧就是老师的演出，第一次学到的就是尹派唱腔，此后，老师所演新戏中的重要唱段，我基本上都学会了，并经常上电台一段一段地唱，结果竟得到了老师的认可，欣然同意收我为徒。旧社会拜师都得请酒席，备上馒头、印糕，点燃大的蜡烛等，可我家里穷，连馒头、印糕也买不起，只能买了一副蜡烛，在后台供奉的唐明皇菩萨前点上，向老师行了个礼，改取艺名尹小芳，从此，我随侍老师，亲聆教诲。老师先学花旦，后改小生，是以儒雅小生驰名于越坛的，但有时需要她扮演其他行当的角色，甚至没有多少戏的角色，她都乐于接受，认真对待。.除了大家所熟知的老师曾演过挂胡子的屈原之外，还演过《武则天》中的武则天、现代戏《社长的女儿》中的老社长、《抢伞》中的老爷爷、《风雪摆渡》中的三小子、《江姐》中的江姐、《山乡风云》中的林校长B角等，真是男女老少、红花绿叶，无所不演。老师有个潜心好学的特点，以演屈原为例：老师没有上过学，平时演惯了翩翩书生，要扮演屈原这样一位修养高深的爱国诗人，谁都为她捏一把汗，老师却沉着不慌，请编剧同志为她讲解屈原的生平、著作等；抽空拜访一些学者、专家；甚至在生活中常注意观察那些近似角色的人物形象，通过异常的努力，终于成功地在越剧舞台上塑造出了屈原这个光辉形象。
老师长期不懈地坚持练功，芳华越剧团的练功场上，到得最早的经常是老师。为了锻炼形体，她还每天在宿舍周围的空地、行道上跑步，即便巡回演出、外出开会也不间断，有一次，她从福州到上海开会，住在一幢大楼里，找不到合适的跑步场地，她就沿着楼梯从底到顶楼上下来回地跑。
老师对自己的艺术十分严谨，也如此要求学生。我从师第二年，老师就介绍我去刘金玉科班，让我加强基础训练，在那里，每天练功、练唱、跑龙套，什么行当都要学，所以不管生、旦、净、末、丑，我都演过，这为我以后开拓戏路，能比较自如地塑造各种不同类型的角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老师还教育我对艺术必须一丝不苟，记得在《鲁男子》一剧中，我被分配演一个家丁，只有一场戏，导演安排我始终背对观众，没有一句台词(实际就是龙套)，当时我在观众中已小有名气，对这样的角色感到委屈，要求换人，老师非要我演不可，她说："角色无大小，上舞台就是背对观众也应该演出戏来，这才是艺术。"以后我总是遵照老师的教诲，认真对待，如《卖油郎》中的酒保、《宝玉与黛玉》中的贾环，一个是丑角行档，一个是上台三分钟、只有三句说白的小角色，我也用心钻研、认真化妆，每场都博得观众的掌声。
十年浩劫后，我身心遭受摧残，体弱多病，心灰意冷，根本不想再当演员，可是当我看到老师拖着比我更为严重的病体，仍然以振兴越剧为己任，克服一切困难，组织"越剧尹桂芳流派演唱会"时，受到了震动，已经久离舞台的我终于被燃起了深埋在心底的艺术火花，不顾身体有病，重新走上了舞台，在万名观众的文化广场演唱了《浪荡子》中的"叹钟点"和《屈原》中的"天问"片断。接着，老师又命我赴芳华越剧团排演了《何文秀》，再一次扩大了尹派影响，使越剧舞台上已经十几年少见、濒于枯萎的尹派艺术重新焕发了光彩。当虹口越剧团准备以尹派艺术作为办团的特色，再三邀请我参加时，老师为虹口越剧团和我个人考虑得十分周到。一九八一年八月中旬，剧团领导急于要宣布我的进团时间，老师了解到剧团的体制、经济情况和剧本还未有着落后，郑重地对他们说：“宣布小芳进团很方便，但是现在剧本还没定下，你们剧团目前的经济又紧，若宣布小芳进团，她空呆几个月拿工资，群众岂不要有意见？”她提议在开排前一个星期宣布就可以了。我进虹口越剧团后，老师经常关心剧团的艺术质量，不顾酷暑严寒，亲临排演指导，又不止一次地上剧场看我演出，鼓励我的成功，指出我的不足，找我探讨演唱上的一些新问题。为了艺术，为了事业，老师以病残之身搀领着我前进。
这些年来，上海和各地不少学尹派的中青年演员来向老师学艺，不论是登门求教，还是请出传艺，老师总热情地加以指导，还经常把我叫去，让我将她的意图转达出来，或者代她作示范辅导。例如我对上越的赵志刚、浙越的茅威涛等，老师曾亲自将剧本交到我手中，命我一定要帮助他们组织唱腔，辅导表演。当青年们通过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时，老师总是高兴地庆贺越剧事业后继有人。老师在艺术上是我的严父，在生活上又不啻是我的慈母。老师知道我因十年浩劫留下后遗症，身体十分衰弱，因此非常关心我的健康，每当她自己找到了比较满意的医生，总要介绍给我，有时怕我不去，故意命我陪她去看病，随后，请医生也给我诊治。我早年丧父，只与老母相依为命，老师对我母亲也十分尊重和关怀，就在她病残之后，有时还艰难地登上我家高楼来探望我的母亲；在我母亲九十岁寿辰时，又特地登门祝寿，和我全家尽情而欢。当我老母病故开追悼会时，老师不但亲临吊唁，还久久伴在我的身边，就如伴慰女儿一般，所以在有人误以为我们师生是母女关系时，我也不予否认。
老师一贯平易近人，急公好义，是越剧界极有威望的好"大姐"，她虽然孑然一身，家里却经常宾朋满座，欢声溢于门外。她是芳华越剧团的老团长，当她知道哪个有什么心事或困难，她总是尽力帮助解决，如：还有个长期患病的同行，生活又遭波折，老师也不时援助她。其他如沪剧、滑稽戏、川剧等个别演员，都得到过老师的慷慨解囊。可是她自己非常节俭：她有优先叫乘轿车的方便，却常拄着拐杖去挤乘交通车；她为了工作方便，家里装有电话，但有时宁可拖着病残的身躯下七楼去打公用电话，为了是可能节省一分钱。更感人的是，在四十年代时，老师已受某电影厂之约，正在筹备拍摄电影，袁雪芬邀她一起参加义演《山河恋》，为了越剧事业的发展，为了越剧界同志们的利益，她毫不犹豫地放弃了拍电影传世的机会，不辞辛劳地和袁雪芬老师一起为义演奔走呼号，促成了越剧界的那次壮举。最难能可贵的是，老师几十年如一日，在顺境时如此，当处于逆境时，也始终未变她的一颗赤心。十年浩劫中，老师被关在"牛棚"，每天劳动，吃的是极为简陋的伙食，后期才有难得的放风机会，有次老师买了不少糕点带回"牛棚"，分送给难友们，要知道那时老师每月能领到的生活费仅有二十五元钱啊！至今福建省文化系统的老同志提起此事，还是激动得热泪盈眶。
我脑海中闪出了著名表演艺术大师俞振飞和著名电视导演谢晋为芳华越剧团成立四十周年所写的贺词，俞老写道：“桂芳同志艺精品高，迥异凡俦。”谢晋写道：“她为越剧艺术献出了毕生的青春年华，她贡献了很多，很多，她获得的却是很少，很少。”我以有这样的好老师为荣！我虽然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但我愿做一个老师门下永不毕业的学生，学习老师的艺德、品德。同时我希望年轻的一代将老师的这些宝贵财富代代相继，发扬光大，成为无愧于时代的人民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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