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原来是学花旦的，后来演了青衣戏，但不是纯的青衣。我和袁雪芬同一个师傅，同一个科班。她学青衣，我学花旦。比如《梁祝》，我学《十八相送》，她学《楼台会》。我的性格比较活跃，另外，我的嗓子具备一定条件。有人问我：“嗓子是怎么训练出来的？”说起来很有意思。我是浙江嵊县的乡下人，家住在山沟沟里。父母亲没有男孩子，只有我们姐妹俩。爸爸种田，也是一个业余的民间艺人——打鼓的，喜欢唱唱绍兴大班。农闲时或别人家办婚丧喜事，他就去帮忙，吹吹打打。他平时下田，常常把我带去，我能劳动，也能吃苦。小时候在家乡，就象是一个野孩子，很顽皮。每到吃饭的时候，就爬到山顶或树上去放开喉咙喊，天天喊，喊爸爸吃饭。由于我很活络、顽皮，一些长辈就给我取了个绰号，叫“穿山甲”。那时，我很喜欢家乡的山歌，常在山上、野外大声地唱。我学唱戏，家里是同意的。小时候，我的记忆力特好，模仿力也强，听几遍就能学会。
那时我没有文化，学戏完全靠口传心记。老师怎么教，我就怎么学。虽说是“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可是我都记得很牢。那时学的东西，到现在大部分还没有忘。
在我的艺术生涯中，真正的转变是一九四七年参加袁雪芬领导的雪声剧团以后。当时这个剧团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艺术机构——编剧、作曲、导演、舞美等等。
我的唱腔的开始形成是在一九三七年，当时我只有十三、四岁，就来到了上海。演出最多的是《九斤姑娘》。记得头几场演出时，一段唱下来，得了满堂彩，我反被吓得哭进去了，紧张得很。我想：“怎么上海唱戏还要拍手拉？搞不清爽。”到了四十年代初期演出《恒娘》时，我的唱腔已经基本形成了。后来我与袁雪芬她们分开，和尹桂芳一道去搞剧团。当时，我在观众中的影响，主要是唱。我曾与马樟花对过一次“阵”，都是在电台唱。她那时已红极了，而我只是个小青年，天不怕，地不怕。对了一下以后，我在电台倒是唱出来了。我的唱，当时主要是向前辈艺人施银花学的，唱的是“四工腔”。从声乐上来讲，此时在中、低音区打了一个基础。后来，又向两个方面学习：一个是向京剧，向程砚秋先生学，形成了唱腔上高高低低的变化；另方面，我原是学花旦的，花旦戏路子不宽，立不住脚。自己要发展，就逼着去学青衣戏。但是，改青衣又不是那种纯青衣。我唱青衣戏，还是与尹桂芳合作时形成的。在老戏上打了基础。在唱法上，结合了从程先生那里学来的东西。同时，也学了评弹老艺人徐云志的唱法。那时，晚上演完戏之后，电台里有一档曲艺节目，正好是徐云志，我就天天听，久而久之，我的润腔方法，就受了他的影响。学习他们的腔，我主要是靠听广播、唱片。我吃准了他们的唱腔是对我有帮助的，就坚决地学，对他们也很崇拜。平时我爱哼他们的腔，渐渐地就把它吸收了。我的真假声结合就是这样学来的。现在虽然年纪大了，而嗓子基本上能保持住，这与学京剧很有关系。解放后，我有机会见到了程先生，并且正式做了他的学生。他对我说：“我早就听说，越剧界有一个学程砚秋的人，知道是你。”我说：“那时，我是一个‘小拨拉子’，不可能当面求教，做您的学生。”他说；“好吧！异曲同工，破天荒收一个越剧界的学生。”当时，我很是激动。我非常崇拜程先生，他也很喜欢我。因为，我把从他那里学来的东西，在别的剧种中加以发展。开始向他学的时候，也没有想到自己要独树一帜，只是觉得他的唱腔好听。
过去，我也很喜欢听歌曲，特别是周璇的，她的戏和电影，我是每部必看；别人的唱片我都不买，程先生、徐云志、周璇的我是一定要买。我当时就认为：不管学什么，都必须结合自身的条件去学，才有可能学好。今天看来，这个方法还是对头的。
我十一岁（实足九岁）入科班学戏，袁雪芬是十三岁，我们俩在科班中，是年龄比较小的。在科班中学了一年半后，又替老板白白地唱了近两年，实际上是做了三年零六个月的徒弟。出科后，还要在班里演三年戏。我的开蒙戏是《三仙炉》、《九斤姑娘》等。这是花旦必须学的。其他凡是丫头的戏我都得学。早期演出最出名的就是《九斤姑娘》，到处演出。我的名字别人不知道，就叫我“九斤姑娘”。
我从程先生他们那里学习，主要是声乐方面，唱“四工腔”时期，由于唱腔音域不广，调门也比较低。到了“尺调腔”时期，音乐上发展了（这是老袁的创造，周宝才也做出了贡献），唱腔的音域广了，就要解决我的高音区发声问题。
我的黄金时代始于一九四七年。自一九四○年起，我的演技有了一些基础，文的、武的、悲的、喜的戏都能演。身段上我学习昆曲，《游园惊梦》是朱传茗老师教的，还学了《思凡》等戏。一九四一年，我又请了京剧老师，当时有些票友在教戏，我就向他们学，表演上借鉴京剧也比较多。那时上海电影、京剧很名，话剧较少。我最喜欢看电影与京剧，但有话剧演出，也是每戏必看。昆曲当时很少演出，一些演员大都在做老师。我就是跟他们学了一些戏。一九四七年我加入了雪声剧团。他们有着很好的条件，使我在艺术上得到了很大的提高。所以我说，这是我艺术生涯中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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