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葆玖：这也没有什么神秘的。我10岁跟着父亲和老师学戏，剧团是我的大学校。在国内外演出，我看到的、听到的、学到的，全部都是父亲的言传身教。直到父亲去世，我继承了梅剧团。你们看到我功夫还在，是因为我这么多年来艺术实践一直没有断过，如果我一退休就在家里待着，什么事情都不干，人就真的会变老了。
记:您父亲的几个儿女当中，您好像是唯一继承梅派青衣艺术的？
梅:对。我是1944年正式拜师学戏的。我10岁生日那天家里设了个堂会，唱《三娘教子》，父亲让我上去演薛倚哥。我当时年纪还小，不懂得害怕，怎么唱怎么演，居然有板有眼。父亲和母亲在台下看了非常高兴，觉得我嗓音扮相都不错，有这个天赋。父亲便指着一尊木头小雕像让我拜。记得当时我还嘀咕:“一个小木头人，有什么好拜？”父亲说:“什么木头人？那是祖师爷，快拜！”抗战期间，也就是“梅兰芳蓄须明志”那段时间，父亲不演戏了，天天待在家里看我学戏。但他从不插手，只是让我好好听老师的。
记:抗战胜利后您父亲就重新回到舞台了。
梅:对，父亲把蓄须一剃，又开始带着剧团到处演出。我算是剧团里面一个小主演了，每到一个地方，父亲让我先演3天，他正好休息一下，3天后正式上场。他演的时候我在台下观摩，我演的时候他在旁边给我矫正。我们还经常同台演出，演《白蛇传》，他演白蛇，我演青蛇；演《游园惊梦》，他演杜丽娘，我演小春香。在那一段父子同台的日子里，无论是艺术技巧还是演出经验，都是很宝贵的积累。
记:没有影响您的学业？
梅:解放前，演出主要还是集中在上海。我在上海的教会学校读书，哥哥姐姐和我读的都是震旦中学。父亲是个开明而爱好广泛的人，不愿意把我们送进专门的戏曲学校，他说这样的学校文化科目不全。在震旦，我们要学习代数、几何、化学，除了英文，还要学法文，压力挺大的。父亲认为受过这样的教育，即使将来不唱戏，也有能力做点别的。
记:震旦中学毕业以后，没有继续升学吗？
梅:没有。解放后，我成了梅剧团的正式成员，跟着剧团北上。周总理对父亲说，你的京剧团名气那么大，你应该带着团员们到全国各地去跟观众见见面。上了5年的教会学校，功课还不错。如果不是到处演出无法兼顾，我应该是要上大学的。
父亲很少过问外面的事
记:解放后您成了团里的主力，1957年那场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有没有波及您的父亲和您的家人朋友？
梅:之前搞“大鸣大放”，我父亲都没有介入，他是京剧院院长，致力于艺术演出、培养学生，很少发表什么文章，因为他觉得搞艺术的人首先应该把本职工作做好。有同行发表文章，我父亲也会去劝他说，你这个还要考虑考虑，要从整个艺术发展角度看，不要太轻率。我父亲一心想的是把艺术搞好，把团队带好，除此之外很少过问外面的事。我呢，当时也在剧团里，很少到社会上去。大哥刚刚大学毕业，是搞工程的。二哥是搞文学的，在北京图书馆管理外国图书。“反右”虽然牵涉到方方面面，但我们毕竟才二十出头，与社会接触不多，所以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
记:50年代末60年代初，天灾人祸之下，您的生活苦不苦？有没有影响正常演出？
梅:苦，当然苦。当时要靠发下来的肉票、黄豆票和油票什么的来维持生活。不过，对我们这些主演算是很受优待的了。而且因为父亲还在世，经济上比较宽裕，家里要是肉少一点，他就带着我们一起下馆子去吃肉，补充营养。但3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们一直呆在北京，没有再出去演出。生活那么艰难，我们有心思演，观众也没心思看了。
记:听说您和您的夫人就是在这个时候结婚的？
梅:对。我们是1959年相识、1960年结婚的。她喜欢看戏，经常来看我的戏。现在，遇到时间长一点的演出，她都会陪着我去；一两天的，她就留在家里。
母亲怕我们会成为“画贩子”
记:您的父亲梅兰芳先生是在1961年去世的，能不能谈谈当时的情况？
梅:父亲是死于心脏衰竭，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他平时教学、演出太多了，很劳累，老喊胃痛，我们知识不足，也以为是胃病，其实是心脏出了问题。发病前他本来还要带团去新疆，忽然有一天夜里在家里觉得很不舒服，到了医院差不多就不能动了。一检查，4根大血管堵塞了3根。周总理知道了很着急，亲自嘱咐主诊医生说无论如何一定得把梅兰芳同志的病治好。
那时候的医疗手段不像现在那么先进，父亲前后在医院住了8天，到了1961年8月8日凌晨，就抢救无效逝世了。谁都没有想到会有那么严重，父亲自己还以为一出院就可以带团去新疆的。我想如果早一点发现，父亲是可以多活一些时候的。
记:您父亲去世后，听说您的母亲福芝芳女士几乎把所有的收藏和家产都捐了给国家？
梅:对，父亲经常出国，至交好友中名画家很多，他的藏品中不少是无价之宝。但母亲有她的忧虑:把这些东西留给子女，时间长了难免散失，不如献给国家，还能永久地保存起来。尤其是父亲的画——父亲自己也能画画，大英博物馆曾经出价600万英镑收购父亲画的《洛神》。母亲说难保我们不会成为“画贩子”，东卖一幅，西卖一幅，拿钱换“宝马”、换别墅，这有什么意思呢？我们都理解母亲的决定，没有异议。
除了父亲的戏曲艺术，我手头上父亲的遗物就只有他在美国得到的一顶博士帽。不过以后还是要归还给国家的，绝不能让人说梅葆玖把他爸爸的帽子给卖了。(笑)
记:梅巧玲之后有梅兰芳，梅兰芳之后有您和姐姐葆玥，那梅家的年青一代中有没有喜欢京剧，可以接前人班的？
梅:本来是有的，但是“文革”耽误了一代人，我们的子女应该学戏的年代正赶上8个样板戏，男旦靠边站，老戏不让唱。我哥哥梅绍武的儿子很有条件，但是那个年代不让学，最终他选择出国了。现在就大哥的孙子梅玮能唱上几段了。梅玮正上着北大中文系，业余跟我学学戏，也算梅家隔代的传承吧。
演不了样板戏里的男角
记:您父亲去世以后，您就正式接掌梅兰芳京剧团了？
梅:对，当时是文化部指定由我带团。从1961年起带了两年，1963年开始搞样板戏，老戏几乎都不能演了。到1965年就正式停止了，一直到1978年。
记:在这13年里面您没有再上过舞台？他们没有让您去演样板戏？
梅:没有了。他们说老戏专讲“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残余大毒草，都要受批判。我是个男旦，练的是小嗓门，没有大嗓门，也演不了样板戏里面的男角。于是他们就让我去做幕后工作，我喜欢音响，就派我管音响。我到现在还是音响发烧友。
记:当时您心里不难受？
梅:我这辈子，最大的考验也就是“文化大革命”了。一开始也整天郁闷，不理解怎么就唱出罪名来了呢？后来一想，我也就唱点老戏，放点“毒”，“敌、特、叛”一个都挨不上，我也没反“三面红旗”，而且我才30多岁，当时被整的老先生多了，我算老几？当时主要是批整个京剧界，批帝王将相，不是我个人的事。
记:有没有想过您的艺术生命会到此终结？
梅:当时什么也没想，只要他们别找我麻烦就行了。家里也没什么事，总理把我们家保护起来，父亲的东西都让搁到文化部去，以防抄家的时候被破坏掉。批斗主要是在剧团里，被剃“阴阳头”的都是马连良、盖叫天、周信芳那些著名的老艺术家。我在年纪、资历上属于“第三梯队”，最多也就站着陪斗。父亲已经过世了，他们也批斗不着。不过要是他还在世，恐怕也躲不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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