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盛兰六岁就读于北平师大平民小学，九岁奉父命，辍学从艺，入富连成社，排入第四科，小“盛”字。初习旦角，由张彩林开蒙。因英武有余，柔媚不足，在萧长华等明师的建议下，他父亲及时的让他改学小生，后来，他以小生挑班以后，还以反串的性质演出过《木兰从军》、《南界关》等旦角戏。
叶盛兰的小生戏，在科班时，得到过张彩林、萧连芳、曹心泉、萧长华等优秀教师的传授，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起点很高。而且，叶盛兰的性格坚毅，练功学戏特别刻苦。学习了《辕门射戟》、《罗成叫关》、《奇双会》、《借赵云》、《八大锤》、《黄鹤楼》、《群英会》等。叶盛兰的武小生戏特别得到他的姐夫茹富兰的悉心传授。茹富兰也是出身富连成的著名小生和武生艺术家。他的表演以规范严谨而著称，叶盛兰向他学的《石秀探庄》、《八大锤》、《雅观楼》等戏，奠定了他以后成为文武全才艺术家的重要基础。
1930年叶盛兰满科，他一面留在富连成科班的学生剧团里演出，这在当时叫“效力”；一面又拜当时的小生泰斗程继先为师，以求深造，《群英会》、《临江会》、《借赵云》、《奇双会》、《打侄上坟》、《贪欢报》、《蔡家庄》、《玉堂春》等戏均为师之真传。特别是《群英会》的周瑜，这出戏叶盛兰在科班时就跟班内的总教习、名丑萧长华老师学过。萧先生虽然是丑角，但是却是一位生旦净丑行行精通的奇才，他把当年观摩“同光十三绝”之一徐小香的心得体会传授给了叶盛兰。而叶盛兰拜程继仙为师后，又学到了程派《群英会》许多独特的表演。其中“舞剑”、“抚琴”的表演就是程继先与武净名家钱金福共同研究创造的。它不仅显示了繁难的技巧，而且形神兼备，从琴声剑影中渲染了周瑜的性格和咄咄逼人的气势。
1931年秋，叶盛兰开始正式搭班。首先是应马连良之邀，正式搭入扶风社，为马连良配演《四进士》、《十老安刘》、《清官册》、《苏武牧羊》、《春秋笔》、《串龙珠》、《火牛阵》等剧，并合作演出《群英会》、《八大锤》等。叶盛兰在与马连良合作中相得益彰，充分发挥了个人所长。他同时先后与于连泉、华慧麟、言慧珠、吴素秋、李玉茹、张君秋等合演《红梅阁》、《独占花魁》、《得意缘》、《虹霓关》、《游园惊梦》等戏，其中与章遏云的合作达十年之久。演出了大量小生、旦角的“对儿戏”。
1934年于上海首演《群英会》一炮而红。1941年叶曾一度以旦角领班。1945年夏，叶盛兰成立育华社，开创了京剧小生挑班的先例，先后演出了全部《周瑜》，全部《吕奉先》，全部《罗成》，全部《十三太保》，《水淹下邳》。他的雉尾生、武小生戏更取得突出成就，有“活周瑜”、“活吕布”之誉。
叶盛兰于1951年加入中国戏曲研究院京剧实验工作团。是第一个带领私人班社加入国家剧团的。1955年任中国京剧院一团团长。与杜近芳、张云溪、张春华、李少春、袁世海等长期合作，创演了《柳荫记》、《白蛇传》、《桃花扇》、《周仁献嫂》、《九江口》，与其它名家也合作排演了《西厢记》、《赤壁之战》等剧目。1955年随中国艺术团首次赴西欧国家访问演出。1957年参加影片《群英会》、《借东风》的拍摄，留下了珍贵的音像资料。
正在他艺术创造力最为旺盛的时候，却受到某些权要人物的迫害。1958年，在“反右运动”后期被戴上右派帽子。后来迫于他在艺术上的造诣和在观众中的声誉，1959年初有关方面只得准其恢复演出。但是，艺术创作却受到很大限制。1978年12月，叶盛兰去世后，他的所谓“右派”问题才得到彻底改正。
叶盛兰的传人除了他的次子叶少兰以外，还有马荣利、李元瑞、茹绍荃、张春孝、夏永泉、萧润德、张学济、李继增、朱福侠等。再传弟子也遍布全国，当代京剧小生十有八九都宗法叶派。叶派对京剧小生艺术具有承前启后的突出贡献。
[编辑本段]艺术特点
叶盛兰对程门本派的剧目、表演、武打、工架和念、做诸方面的继承全面，并在多年的舞台实践中有重大的突破和发展，不仅青出于蓝，而且把程派小生艺术推向又一个新的高峰，其中最大的成绩在于唱工。唱法上，他远取德（珺如）、朱（素云），近摹姜（妙香）、金（仲仁），多方吸收了各家唱腔、唱法的精华，而使自己的唱腔华丽秀劲，并研创了反西皮唱腔。叶盛兰在50年代以后，念白不须着意摹仿而酷似程继先，语气音色，皆可乱真，腰腿功夫极佳，刀、枪、剑、棍等等开打纯熟脆帅，翎子甩发均有超出前人的表演技巧，《狮子楼》（饰西门庆）、《翠屏山》（饰石秀）等剧中翻扑功夫和武技均不在武生演员之下。中年以后上演了一批独有剧目，如全部《罗成》、全部《周瑜》、全部《吕布》等。叶盛兰全面地发扬了程派小生的艺术，被认为是当代小生的首席演员，中年以后更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风格，成为当代最有影响的小生流派。
叶盛兰是自树一派的表演艺术家，他的嗓音宽厚圆润，气度大方，扮像英俊，表演细腻，他的行腔刚劲遒健，华丽婉转，是龙、虎、凤三音的总合，听他的演唱，似饮玉液琼浆，沁人肺腑，扮武将壮武健爽，英气逼人；演文生清秀飘逸，富有书卷气。他在京剧小生行的发展史上居于承上启下的地位，是极难得的人才，周瑜的意得志满、吕布的刚愎自负、罗成的悲壮苍凉，他都演的情真意切、惟妙惟肖，准确的把握舞台的节奏和分寸感，使表演的层次清晰，寓神情之真于声色之美，是叶盛兰表演艺术的主要特点。
“真的好吗？在他的材料里，一方面有人说他的表现很糟。可另一方面从朝鲜回国，在慰问总团的总结会上叶盛兰又分明在表扬名单之列。这就把我弄糊涂了。马老，请实事求是地告诉我，叶盛兰赴朝表现到底是好还是坏？”
“好！他是完成了任务的。”
马少波一再对我说：“尽管叶盛兰对戏曲改革是很有看法的，但在艺术实践上，偏偏他是参与最多的。《白蛇传》《柳荫记》《西厢记》《桃花扇》《金田风雷》《满江红》《九江口》以及现代戏《白毛女》，他大多是第一男主角。而且，演得都很成功，应该说，他对京剧创新是非常有贡献的。”
快要告辞的时候，马少波先生对我说：“反右以后叶盛兰和我成了朋友。记得在他去世的半个月前，还和夫人一起到我家来玩呢。”我想，那当是在马少波调离中国京剧院以后。
一场政治运动下来，人就老了。到了舞台，叶盛兰还是吕布、周瑜，其实，今日之水已不同于昨日之水。他活在一种无望的惶恐中，不是说有人把他怎么样了，而是空气里存在的无形气味让他紧张。上头对他的处理可谓别出心裁：戴上右派帽子，但不登报宣布；仍然上台唱戏，但不准出场谢幕。想出这么个“别出心裁”的处理方法，主要是因为叶盛兰的表演艺术无人可以取代。缺了他，不单是缺了角儿，而且是缺了行。
戴帽叶盛兰登台演的第一出戏是《奇双会》。他扮演年轻的县令赵宠，杜近芳扮演赵宠之妻李桂枝。其中一折叫《桂枝写状》，它必须以极其细腻的表演传递出这小两口新婚燕尔的种种情态。这出戏，他与他不知演过多少次，熟得不能再熟了。可今天的演出不同，他和她是搭档，也是敌手了。啥叫入戏？入戏就是进入感情。叶盛兰还能入戏吗？而更为重要的是，叶盛兰晓得今天是“戴帽”上场，观众还“认”吗？还能保持着往昔观众对自己扮演角色的期待吗？
他上场了，一亮相，台下便有了掌声和叫好声――头顶右派帽子的叶盛兰不敢相信这掌声是不是“冲”他来的，也不敢判断这叫好声是“真好”，还是“倒好”。待他一张嘴，剧场里就更加热烈，掌声一片。三分钟后，一举一动都有了响动和回报。叶盛兰确认这一切都是给他的，是“冲”着他来的。叶盛兰戴上了右派帽子，可观众不买账，照旧给他戴上名角桂冠。不管你这个演员是左还是右，进了剧场，观众看的是戏，认的是角儿。老百姓真有点“对着干”，对久违了的叶盛兰特爱，也特捧。该叫好的地方叫好，不该叫好的地方也叫好。总之，都疯了。叶盛兰悬着的心放了下来，也越演越好。
“观众还认我！”――一连几天，他的高兴劲儿都没过去。
后来，俩人演出《玉簪记》。叶盛兰扮演的潘必正，儒雅加帅气。看那身段、表情、眼神，再听那唱，剧场“炸锅”了。这个戏的女主角（陈妙常）的“戏分”应更多些，没想到观众把热情和好感都给了对手。这时的杜近芳，吃不住劲儿了。一个人民的罪人如此轻易地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居然比自己受欢迎。她忍无可忍，趁表演的空隙，只要背向观众的，便咬牙切齿冲他骂一句：“你这个老右派！”等转过身来，面向观众的时候，她又与他是一对钟情的男女。演毕，叶盛兰如释重负。
叶盛兰为了取得更好的政治表现，他在舞台上就格外地卖力。因此，内行认为叶盛兰自1957年以后的表演，力度过大。其实，这不属于艺术范畴的问题，这是在政治重压下做的一种挣脱。叶盛兰为了表白自己的心，能不用力、使劲儿吗？
1957 年后，他虽然登台唱戏，但那待遇可就一落千丈了。自己的单间化装室让别人占了，把他赶到公共化装室的旮旯儿――楼上，黑黢黢的，靠着拉幕的地方，近视的叶盛兰要摸摸索索才能找到。原来是二百瓦大灯，现在是十五瓦的小灯；原来是大穿衣镜，现在给他的是一面小镜子，还是个破镜，上面贴着橡皮膏。叶盛兰明白，这是剧院的领导在有意整自己。
一次到上海演出，叶盛兰在剧场门口看到水牌子上，自己的名字从第一位挪到了第四位，也就是到了末尾。别人的姓名都是红字，独独自己的姓名是黑的。叶盛兰明白，这也是在剧院领导指示下干的。
让他难忘的一件事发生在天津。中国京剧院上演《满江红》，叶盛兰饰演赵构。他正在楼上幽暗的化装室里化装，只觉得有人推开小门，默默地看着他。叶盛兰转身，发现来者是小达子（艺名）。小达子是谁？就是李少春的父亲李桂春，时任天津河北梆子剧院的副院长。小达子今天不为看戏，是为看他而来。他没说几句，却反反复复对叶盛兰说：“四爷，您还是四爷！”
呆了一小会儿，老先生自己下了楼。叶盛兰追过去送，他不让送，说：“您别看他们那样儿，您还是您！”
血从叶盛兰脚底一寸一寸地热了起来。
叶盛兰除了唱戏，还要干许多杂事以加强思想改造。如打扫剧场，给演员打水，叠戏衣。1959年国庆十周年，北京举行规模盛大的庆祝活动。中国京剧院搞大合作，排演了几个大戏。大家都很累，但谁也累不过叶盛兰。他的一个学生对我说：“诒和，你能想象剧院领导怎么使用叶先生吗？”
我说：“日场连着夜场呗。”
他说：“是日场连着夜场。日场是《西厢记》，叶先生演张生。晚场是《赤壁之战》，叶先生演周瑜。当中的休息时间，叶先生打扫剧场。”
我瞪大眼睛，惊呼：“人怎么可以这样对人？”对方说：“就是这样对待，这是我亲眼所见。”
当年，我在四川省川剧团被管制的时候，白天卖戏票，晚上演出时打幻灯字幕，散戏后打扫剧场。而最累的活儿，就是打扫剧场。我打扫完了，就回宿舍睡觉。叶盛兰打扫完了，还要演整整一个大戏，而且是演周瑜！
1959年，文化部宣布叶盛兰和吴祖光“摘帽”。
这一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在国庆献礼演出当中，最红的一出戏叫《九江口》。此剧是老戏新排，主角是袁世海扮演的张定边，叶盛兰扮演朱元璋派来做内应的大将华云龙，说个不好听的评语，叫配角加奸细（或卧底）。可就是这个华云龙，让叶盛兰演得光芒四射，使《九江口》成为中国京剧院的巅峰之作，也是袁世海的巅峰之作。摘了帽的叶盛兰，其中一场戏是张定边盘查华云龙的对手戏。两个“大腕儿”抖出浑身解数，你来我往，“咬”得死死的。作为配角的叶盛兰，几乎让袁世海难以招架。现场的观众也紧张到极点，激动到极点，有的人浑身发抖，以至于叫不出“好”来。不轻易写剧评的学者戴不凡先生撰文，专门评介叶氏“华云龙”。
就在《九江口》红得发紫的时候，叶盛兰病倒了。袁世海急得直跺脚，跺脚也没撤。立即换了演员，这演员不错，既是“富连成”出科，也参与了《九江口》的导演工作。上得台去，华云龙的一句唱也没少，一个动作也不缺，可那对手戏的光泽顿失。后来又换人，无论袁世海怎么倾心提携，几乎是领着 “华云龙”走，但这出戏还是让人觉得塌了一半。原因很简单――中国戏曲的表演是有严格程式规范的，在程式规范下，又具有一定的不规定性。有创造力的艺人就在这个不规定性里大做文章，而平庸者就只能按着程式规范去表演了。
袁世海是把《九江口》视为生平绝作的。没有了叶盛兰，真成了绝作。缺了一半，另一半还在吗？那些把叶盛兰往死里整的人也不想想。
20世纪60年代初，重庆市京剧团的小生演员朱福侠不舍万里，来到中国京剧院，找到叶盛兰，郑重表示要拜他为师，学习叶派小生。叶盛兰对朱十分冷淡，而朱对叶非常恭敬。
一日，叶盛兰将朱福侠带至僻静之处，问：“我知道你是团员，你知道我是右派吗？”
“知道。是右派我也要拜您为师！”朱福侠说着，双膝跪下。
叶家几代经历的收徒场面还少吗？但这是叶盛兰遇到的一个意外景致，他流出热泪，也收下了这个徒弟。
1963 年，为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会演，中国京剧院排演现代戏《红灯记》。剧中的鸠山最初决定由叶盛兰扮演。他高兴极了，立马翻阅资料和图片，访问熟悉日本风土人情的人士，认真揣摩人物心理、神态，提炼出有特点的步伐与形体动作。叶盛兰说，自己塑造的鸠山身上既要有一个外科大夫的儒雅风度，又要具备军国主义的武士道精神，外表漂亮，内心残忍，一个政客、军官和知识分子。所以，他想在表演中同时融入文、武小生的两种演法。但是，他的设计成了一张废纸。
后来，不叫他演了，任务交给了叶盛长。这个打击对叶盛兰是很重、很重的。好在由弟弟接替。他便把自己的设计讲给叶盛长听。
后来，也不叫叶盛长演了。领导说，袁世海提出要演鸠山。
1966 年“文革”开始，他自然受到冲击，而最让他接受不了的事实，是街道造反派与学校红卫兵联手，把三哥叶盛章关押在一所小学折磨四天四夜后，浮尸建国门外通惠河上。把人捞起，发现死者头盖骨上竟凿有一个大窟窿。叶盛兰闻讯，心胆俱碎。他失声痛哭，捶胸顿足。难道叶氏家族除了甘走荒寒之途，甘处困寂之境，最后还要像飞絮飘萍，无所归依吗？
“反右”以后的日子，只要政治上有个风吹草动，叶盛兰都得小心。隔一段时间，你似乎忘了过去，于是叫你再经验一次，又再度陷在落寞孤凄的心境中。每一次新的创痕，都切在旧有的伤口上，觉得特别的痛。到了“文革”，他和叶氏家族被彻底剥夺，彻底摧毁。中国的舞台属于江青，属于样板戏。
他一度下放到文化部所属的“红艺五七干校”（在小汤山附近）劳动。上边把已身患糖尿病的叶盛兰当成个全劳力，派他干插秧一类的活儿，他两只脚成天泡在冰冷的水田里。后来见他实在支持不了，就让他送秧。月圆月缺，日起日落，把一个华美温雅的伶人，送进了寒凉的世界。“文革”后期（1976年前后），他才返回城里。他、梁小鸾（旦行演员）、京剧名票南铁生三人常在家中相晤。南铁生这样形容他们的聚会：“我们那时俱是‘三无 ’人员――一无演出剧团，二无社会地位，三无私人财产。所以，也就完全放松了心态，审视过去，揣度未来，却也意趣无穷！只是失落的阴影再也挥之不去，每个人都在默默地承受。”
在聚会中，叶盛兰曾对身为自由职业者的票友南铁生慨然道：“你一直是个真正完全的自由职业者，一向长期不参加任何组织。回头看来，这确实是个顶好的保护伞。我呢，自幼学的是文武小生，解放后‘戏改’来了，别人说小生用小嗓唱的阴阳腔，一定要废除。又说家父是旧班社的班主，就硬把我划成右派。现在，我已委身常人之下三层了！”
年复一年，叶盛兰青少年时期的锐气，一点点被碾磨殆尽。一个脑袋，顶着两项罪名，重露严霜之下，事事皆可成罪。能挣扎着活下去，就需要很强的意志力了，还谈得上什么艺术理想或思想抱负呢？人只能抵挡一时一刻的风雨，却抵挡不了一生一世的风雨。
那时，除了样板戏里担任角色的演员，几乎所有的京剧大牌都“没戏”了，人们常常在小茶馆、小饭馆里，可以看见叶盛兰与侯喜瑞等艺人一起聊天的情形。只有聊天，也只剩下了聊天。
遥遥无期的思想改造，使叶盛兰患上多种疾病。在红氍毹上那样焕发青春朝气的儿郎，直落到病影幢幢的风烛残年。1978年，病重的叶盛兰需要住院。焦急万分的儿子，请求中国京剧院派车（那时尚无出租车）。车来了，叶盛兰好不容易被扶了上去。谁知走了一小段路程，司机把车停下，说：“车坏了。”孩子们又把父亲背回家。再给中国京剧院领导打电话，请求赶快另派一部车送父亲去医院。足足等了三个多小时，车才缓缓而来。俗话说：人心都是肉长的。依我看，人心未必都是肉长的。
一切都晚了，叶盛兰在医院只活了一周。他对陪伴在侧的叶盛长说：“老五，小生这行可不能绝了啊。老先生们有多少东西没传下呀，就是我身上会的这点儿东西，也该给后辈留下来呀。”说着说着，他满脸都是泪。
有一次，他在昏迷过后刚刚苏醒，便对叶盛长说：“你还记得《南界关》这出戏吗？”“我还记得上来。”“那好，等有工夫把它整理出来……”
在用输液和输氧维系危在旦夕的生命时，他反复叮嘱外甥萧润德代自己向上级反映，请单位尽可能拨给他一间小屋子，以便自己出院后用来给学生们教戏、说戏。
叶盛兰终于听到了死神的细碎脚步声。弥留之际，他拉着长子叶蓬的手说：“我的病，还是因为1957年的茬儿（即事儿）。”
据吴祖光讲，文化部的一位中层领导曾在病榻前告诉他“右派改正”的事（中共中央正式下达“右派改正”的文件是在1979年），昏昏沉沉的叶盛兰听见了吗？
吴祖光说：“那时，他已经衰弱到连面部表情都没有了。”
1978年6月15日，他走了，带着光耀，带着屈辱。
“道一声去好，早两泪双垂。”在叶盛兰告别仪式上，杜近芳用凄迷的眼神久久地看着死者，哭成了泪人。仪式完毕，她死死抓住缓缓移动的灵床，不让逝者归去，身子几乎拖倒在地。他们二人以表演艺术和情感生命写成的故事，有着真实的情、真实的恨。
叶盛兰活了六十四个春秋，有声有色，有光有影，有血有泪。从坐科深造，成名创派，到急转直下，坎坷屈辱，像夜空的星斗，几无声息地划落过去。从明亮到陨灭，其间经历了长长的暗淡过程。这个暗淡过程，即使身在其中，也难以察觉。这是人生的悲剧，是时代的写照，更是中国传统艺术半个世纪由盛而衰的缩影。
从叶盛兰和叶氏家族的命运里，我们该懂得什么是培养，什么是破碎，何谓高峰，何谓低谷，任何一门艺术的保存与发展到底需要什么条件。
山河依旧在，往事已无痕，仰望悠悠苍天，我要问：他们作为人，到底活了个啥？我们作为人，活了个啥？
1979 年，中国京剧院恢复上演优秀剧目。杜近芳复排田汉的新编历史剧《谢瑶环》时，向剧院领导建议：借用在战友文工团工作的叶盛兰之子叶强。叶强一登台，观众大为吃惊：除了嗓音差一点儿，从扮相到气质，怎么看怎么像叶盛兰。这可把在台下看戏的袁世海高兴坏了。他坐不住了，马上提议剧院贴演《群英会》，由叶强扮演周瑜，他自己来演曹操。几场演下来，叶强红了，都说他是小叶盛兰。有了信心的叶强，继续苦练。不知是上天垂怜，还是英魂附体，叶强的嗓子变得又宽又亮。他成功了！叶强跑到公墓，面对父亲的骨灰倾诉自己的成功和成功背后的辛酸。
叶强越来越像叶盛兰。随后，他更名叶少兰。我只跟着母亲看了他和杜近芳演的全本《白蛇传》，边看边抹泪，不为白娘子与许仙的动人爱情故事，而是为了那屈死的冤魂。演出结束，谢幕再三，观众不肯离去。杜近芳拉着叶少兰的手，一个劲儿地把他向前推、向前推……一时间，叶少兰红得发紫。到了上海，观众的热烈简直近乎疯狂。谁都明白，在无比炽热的情感里，包含着对叶盛兰的怀想与景仰。
去者因死而远，却虽远而近。历史会记住，百姓会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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