裘盛戎的裘派兴起，是与整个京剧的发展有关。铜锤花脸自庆春圃、穆凤山、何桂山直到金少山，是以阔口膛音、魄力沈雄、格调高浑、嗓音宏亮见长。这与生行中程长庚、余三胜、张二奎，旦行的胡喜禄、时小福、梅巧玲等名家的唱法是一致的。但自谭鑫培以后，观众已经不再满足嗓音高亢、字眼清楚了，而要求韵味，即有了更高的要求。所以生行有余叔岩的余派，旦行以梅（兰芳）、程派（砚秋）统率群芳，而净行呢，老戏曲家翁偶虹先生说过：“就是在金少山大红大紫的时候，裘盛戎和他一块唱《白良关》，也有人说裘唱的有味”。所以说，裘派是应运而生。裘盛戎是把握时代的脉搏，社会的心理，观众的爱好。他随时随地“心里有观众”，是值得效法的。
因工作关系，我从一九五一年夏天和裘盛戎先生相识。从此经常接触，向他学习，开始合作。那时候，北京市戏曲界有个群众性组织“新戏曲研究会”，受市文教局文艺处领导。会址先设在东城霞公府文艺处后院，后来迁至中和戏院楼上。北京的戏曲界名演员们，如京剧界的谭富英、杨宝森、评剧界的小白玉霜和河北梆子界的李桂云等，不时在这里聚会，一块儿探讨戏剧改革与剧目、表演、舞美、音乐等问题。裘盛戎先生是积极分子，只要有重要研究题目，他不参加的时候很少。当时戏曲界的“三改”工作（改人、改戏、改制）正如火如茶地进行着。关于改革封建、迷信、色情与不健康的舞台现象就成为重要议题。有的同志虽然会上发言很踊跃，但实行起来，却有些踌躇。裘盛戎先生不然，他表态性的发言不多，遇事总爱说：“我琢磨琢磨。”等到他说：“咱们试一试好不好？！”那就是他深思过了，快在舞台上实践了。我当时在文艺处戏改科工作，帮他改革的第一个戏是《洪羊洞》。改的重点是去掉杨令公的鬼魂托兆，由孟良报信。他和谭富英先生商量着在太平京剧团（谭、裘共同组织的剧团）试演。头场演出在中和戏院，是日场，有件事给我印象很深。谭富英饰杨延昭，唱得很精彩。裘盛戎饰孟良。第一场修改后孟良的唱词原为“老军报骸骨事令人可恨，原来是肖天佐弄假成真，迈虎步我且把二堂来进，见了那杨元帅细说分明。”头两句他照原词唱，第三句他临时改了；改成什么唱词，我没听清，第四句又回到原修改过的唱词。在场上演出时演员临时改变唱念词句，那会儿是平常事情，我并未在意。可是戏终场后，谢幕完了，刚闭上大幕，裘先生从侧幕探出身来，象找谁，我正准备退场，他看见了，叫住了我。我走至台前，不知有什么事。他在台上弯下身来，严肃和蔼地向我道歉，说改词没来得及告诉我，并征求我的意见。当时真使我非常感动。因为那一年，我还是刚工作不久的青年，而他已是名满戏曲界的表演艺术家了，一位“将军”向“普通一兵”如此急不可待地表示歉意，这不单是对合作者的尊重，更重要的是对艺术严肃认真的精神，和他为人处世谦虚谨慎的态度。而这种精神，他是长期保持着的。虽然以后他在艺术上获得了更大成功，却从未居功自傲过。类似这样事情别的同志也遇到过。听北京市戏曲研究所副所长曾伯融同志说，有次宴会上，裘遇见了上海票界名宿顾森柏老先生，他急忙过去尊称义父，然后站在一旁，经顾老先生几次让座，才坐下。大家都很惊讶。后来才知道，裘盛戎成名之途并非一帆风顺，青年时曾一度困窘于沪上，就住在顾医生（顾业西医）家，受过照顾，因而拜顾为义父。而裘在享名后，依然故我，见着旧相识，仍持原貌，这点，知情者是非常赞许的。孙盛文先生（已故，原中国戏曲学院教师）就曾几次称赞说：“盛戎行事，总让人感动。按辈分说，他和我都是‘盛’字辈，裘桂仙老先生也教过我，他管我叫哥哥，可是他甭提多尊敬我了。解放前有次在上海演出，后台来了几个不三不四的女人，在盛戎化装室缠住他，说说笑笑。别人不好说什么，我压不住火了，直奔他的化装室，下了逐客令。我说该化装了。几个女人灰溜溜地走了。旧社会时他有嗜好，可他不敢当着我吸。有回我把这碴儿忘了，坐在他屋说话，看他说着说着大汗直流，以为他不合适了，就叫他休息。出来后，别人提醒，我说：唷，忘了。其实师兄弟吗，干嘛当着我的面不敢吸？这是给我的面子。解放后，我在戏校教《姚期》，这是他成名的戏，去找他学，去讨教嘛。可是每到他家，听到我来了；他都跑出门外，替我把自行车搬进院内。说戏时他站着，让我坐着，我说哪有这样的！”裘盛戎每谈到在富连成学戏过程时，除肖长华等几位老先生，总称孙盛文为老师，摆在前头。这也回答了，为什么孙先生听到盛戎逝世，几次顿足大哭；也说明了为什么裘的弟子们如方荣翔、夏韵龙等对老师是那样尊重。盛戎先生在不忘故交、尊师爱徒方面也做出了表率。
裘盛戎先生日常谈话，诙谐幽默，可是不善于开会时长篇大论的发言；遇到艺术讲座等场合要发言时，需要讲稿，但在让我拟讲稿时，往往却只有几句话。例如上文所提到的《移花接木，推陈出新》，就是在中国剧协一次会议上的发言稿。要为他拟发言稿，就需要平时把他的艺术见解积累起来。他很清楚这点，因此很愿意我平常向他提问，真是问一答十，不厌其烦。除在剧团外，散戏后，在他家（北京和平门外西河沿），三两知友也常常边吃（夜宵）边谈，有时夜深不散。全家睡得很沉时，也是他谈兴正浓时。如果有高乐春同志（已故，原北京京剧团党支书、辅导员）参加时，则谈得分外热闹。因老高是从部队转业的，不大熟悉过去京剧界的一些人。他的性格直爽，遇到不知道的事，张口就问，毫不客气。虽是东一鎯头、西一棒槌，却常引起裘的话锋。例如有次谈起钱金福，老高就问：“都说钱金福好，怎么个好法？”裘回忆往事，边说边做《落马湖》的身段，后来我才又进一步请他谈所受的启发。在北京，因大家居住分散，事情又多，聚在一起不易，等到外出公演，这个矛盾就很容易解决了。北京京剧团一九五六年成立时，马连良、谭富英和裘盛戎进行合作。裘盛戎担任副团长，我当时为辅导员（后来排《智擒惯匪座山雕》时任导演），我们在外地同住一个饭店，一起工作，学习在一块儿。这样，就给了方便条件。剧团的生活习惯与一般单位的生活习惯相左，夜间睡得很晚，尤其主要演员，多年习惯晚场演出前只吃点儿点心，不能吃饱（所谓“饱吹饿唱”），待散夜戏后，差不多午夜了，才能吃饭。饭后不能立刻就寝，所以工作会议、排戏等活动，都安排在深夜。工作完毕了，坐在一起闲话，时间已是半夜两、三点之后。此时饭店及周围环境很静，与裘先生往往谈得很久，真是彻夜长谈。在天津、在武汉、在石家庄……他穿着睡衣、拖鞋，香烟一根接一根，神采奕奕，谈锋颇健。我想把他谈的重点记下来，打开小本，他就拦着：“记什么，没用，闲聊嘛。”有时，马连良、谭富英、李慕良等艺术大师们也参加进来。兴高采烈时，慕良先生还拿起胡琴来拉着，有时裘先生操琴，慕良唱。当时方荣翔同志（原志愿军文工团京剧团副团长，现山东省京剧团副团长）正随师学习，也侍立在老师身边。师父拉琴他唱。一问一答中，裘悉心指点，真是句句珍宝，字字珠玑。可惜那时录音机还未普及，他们的谈话未能录制保存下来。去年方荣翔来京公演，我们一起回忆起那段生活，都为此而惋惜。幸而在那时给裘先生记下了半部《谈艺录》。也就是在那时，马连良先生对荣翔说他的唱“有味，但口淡”，使方受到启发。经二十年艰苦钻研，荣翔终于在艺术上不断前进，成为裘派艺术传人。
裘先生的谈艺，需要“以一当十”地听。有的话还需观察他的艺术实践，才能理解。如排现代戏《雪花飘》时，剧坛上正流行大布景，剧团内有人主张用写实风格布景，雪花的飘落也用实的。裘仍然用“我琢磨琢磨”来回答。后来他对舞美设计者鲁田同志说：“布景用实在的，再下雪，在台上要我干什么？！”《雪花飘》根据他的意见用虚拟手法布景，用灯光来表现雪花。演出后，从裘盛戎的表演中、身段上、唱腔里，使观众感受到朔风凛冽、雪花飞舞。通过他的表演，刻划了一位心红血热的老人，不顾天寒地冻，顶风冒雪为人民服务，传呼电话的可爱形象。这样就明白了他说的“要我干什么”的实际含义。戏曲演员的身段、舞台动作往往和戏中环境有直接联系。概括说来，戏中典型环境，靠演员的表演来体现；而表现环境，又是刻划人物的心理状态、精神面貌的一种重要手段。在《雪花飘》这出戏里，如果用写实布景，实在地落“雪花”，就剥夺了演员体现深夜寻人和与风雪做斗争的表演条件，起码是削弱了一些通过技巧来表现人物与环境搏斗的意境。从这件小事可以看出裘盛戎的舞台美术观点是什么。
还有一次，和裘先生一起从他家出来，步行去广和剧场。从西河沿胡同由西往东走，快至东口时，接近菜市场，车辆较多，一个小伙子骑车单手扶把，一手提鱼，迎面飞驰擦身而过。裘先生边说：“看，多悬！”边回头追望。话未落音，小伙子为躲前面来车，猛捏前闸，车戛然停住，小伙子也前翻跌下。立刻围了一群人看热闹。裘先生也怔怔地停步不走，我催促说：“走吧，看他干什么。”他仍然怔神，又催，他走了几步才说：“这跟咱们的姚期闻报差点从马上摔下来的劲头差不多，都是猛劲！……”我笑了，心想：“上这儿找戏来了。”对我讲来，刹闸翻车，生活小事，可以交臂而过。而他却联想到所演人物的舞台动作，看来马马虎虎地处理日常生活的裘盛戎，却时时注意观察、捕捉生活中一切与他的“戏”有关的东西。
一九六三年为侯喜瑞先生祝贺寿辰，侯先生的弟子与友人们凑在一块儿“罗汉请观音”，在南来顺吃饭。席间有马崇仁（侯先生弟子，马连良先生长子）、蒋元荣（侯先生亲属，工丑行，北京京剧院一团党支书）等。裘先生也参加了。他频频为侯先生祝酒，对老前辈非常尊敬。那年我为侯先生代笔的《学戏和演戏》出版不久，就对裘先生说：“咱们的写在前面，大概成书得往后推了。”他说：“嗨，先出版侯先生的书，对。咱们的怕也快了。”不多日子，当时的北京京剧团党委书记薛恩厚同志找我说：“给盛戎同志的记录工作你还得抓呀！”我那时已调北京市戏曲研究所工作，思想中有按艺术家的年岁安排工作的想法。裘比侯差二十岁呢，放一放，忙什么，总来得及。想不到……
一九六四年，北京京剧团赴香港演出，港报委托京剧团的同志约稿，时间很紧，我去找裘先生，他说：“看！咱没抓紧。这会儿现谈，什么也想不起来。这样吧：你把咱们怎样改《姚期》的谈话和做法弄弄得了。”上文所引登载在香港《新晚报》的《千锤百炼博采众议—谈〈姚期〉的修改》一文，就是从未完成的《裘盛戎谈艺录》中摘录的。
一九七0年的一天傍晚，我们相遇于和平门。他在十年浩劫中两次被关“牛棚”，受尽折磨。我们住处相距咫尺，而有几年却未曾见面。看他那瘦削的面容，站在一块儿，半晌相对无言，真有隔世之感。伴他同行的有毕英琦（中国京剧院言派老生，裘的外甥女婿，已故）。我找话说，问他从哪儿来。他说，看病刚回来，大夫说肠子有疙瘩，也许是癌。我看他不在意的样子，认为是故作惊人的玩笑，就说：“您怎么还逗呀！”毕答碴说：“大夫是说了，没最后确诊。”临别，他用那双会说话的大眼睛直瞪瞪地看了我一会儿，小声地试探着问我：“咱们的东西，丢了吗？”我知道指的是《谈艺录》。我摇了摇头，他点了点头，没说什么，分开了。谁知道这是最后的一面，是永别。
北京市政协《文史资料选编》的编辑同志嘱我在文中写些与裘盛戎先生相识与合作共事的经过，以保存史料。提起笔来，有那么多话要说，夹在文中写，时间来不及了，因写此后记，作为补充。
我对裘盛戎先生，从解放初期，长时间以来，在艺术上从师礼待之。裘先生虚怀若谷，叫我名字时总加同志二字。至今想来，裘先生对人的谦虚精神，也足供我学习一生。他的逝世，对党和人民都是损失，就我个人来讲，有失掉良师益友之痛。裘盛戎先生在艺术事业上的成就是很大的。现在我就自己知道的写出来，供研究这位表演艺术大师的同志参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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