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18年11月出生的, 老家在河北宁晋, 早在太原并州中学读书时就是个戏迷。一天, 我去太原西北影业公司报考演员, 办事人员见我穿一身家织土布衣服和两只沾泥的鞋子, 轻蔑地扫了我一眼：“ 土包子还想开洋荤出去出去！”土包子咋啦？凭一身衣服就想把一个热血青年的演员梦断送了, 没门！铁了心的我又盯上了太原新生剧院。这家剧院是一个以宣传抗战梢神为主的新剧院, 演员大多为新人, 没费多大周章, 我就被录取了。
那时的我一心只想上台, 从没觉得累, 每天一下课就跑到剧院排练演出, 曾演过《汉奸的子孙》和放下你的鞭子》等抗战戏剧。我于1937年随战地总动员委员会到晋西北搞战地宣传演出；1938年到延安, 入鲁迅艺术学院戏剧系学习, 次年毕业后任华北联合大学文工团演员, 经常在晋察冀边区演出。
1942年我参加西北战地服务团, 主演了深受观众欢迎的喜剧《二大伯》, 同年加人了中国共产党。1944年我回到延安, 在鲁迅艺术学院文工团工作, 正好碰上歌剧《白毛女》诞生, 可能是我的形象特像坏蛋吧, 被导演盯住了：“ 陈强, 你就是黄世仁啦！”从此,《白毛女》在延安首次演出时, 我就扮演了恶霸地 主黄世仁, 一直演了多场。一次, 当我演到最后一幕群众斗争地主黄世仁时, 台下一位深受剧情感染的青年战士, 差点向戏台上的我射出复仇的子弹。因为角色的关系而险些在现场招致杀身之祸, 我恐怕应该算是同时期的第一人了吧！这件事情在此后的几十年中被人津津乐道。
曲道朝鲜寻“ 东影”
1945年抗战胜利后, 党为接收口伪“ 满映”以建立自己的电影基地, 组织进步职工进行了护厂斗争, 反对国民党特务分子的阴谋破坏。11月下旬, 党从延安派来的田方、许坷同志来到长春, 团结职工和技术人员, 继续同反动分子进行斗争。1946年4月14日, 苏军撤退, 我民主联军解放长春, 中共东北局即指派田
方、许坷和钱筱璋同志, 执行民主联军周保中将军的命令, 正式接管了伪“ 满映” , 并开始筹建‘·东影” 。
接收初期, 厂内情况依然很复杂。尽管被赶走的伪“ 满映” 分子不再公开露面, 却针对我党在长春尚处于地下状态的情况, 抓住苏军不了解实情的间隙, 挑唆苏军替其说话“ 要让懂电影的管电影。”
基于此背景, 党中央做出迅速从延安抽调大批文艺工作者奔赴东北的决定。1946年6月, 我们延安电影团一行40余人, 以急行军的速度, 日夜兼程从延安赶赴长春。刚出发不久, 便闻知国民党军队已大批抵达东北, 正进攻营口、本溪、四平等城市, 而我军已撤出长春。
直接出关不可能了经研究, 大家最终选择了转道山东, 从烟台渡海, 绕道朝鲜, 再北上寻找“ 东影” (东影”是否已迁出长春尚不详)。这一绕道不打紧, 就走了好几个月, 出发时还穿着夏季军装, 到达“ 东影”所在地合江省兴山市(今黑龙江省鹤岗市)时已是大雪纷飞了。
到达兴山后, 我们才得知“ 东影”撤离长春时的诸多奇迹仅用天时间, 大家就把几十台摄影机、录音机、洗印设备、放映设备, 大批的照明器材、服装、化装用品以及几十万米备用胶片、几百部电影拷贝, 连浇筑在水泥地里的洗印设备也完好地挖了出来, 陆续从铁路运往兴山。
第二批列车开动时, 已经能听到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声。最后一批撤离干部乘火车时, 国民党军队已进占长春, 列车在途中甚至还遭遇过飞机的扫射。
搬迁的队伍最先到达哈尔滨，但这里找不到可以容纳一个电影厂的完整区域。于是, 火车再度向北, 奔赴佳木斯, 日军从佳木斯败退时毁掉了所有营房, 到处是断壁残垣, 让人无法落脚。最后, 按东北局指示, 大队人马转东, 开往兴山。
1940年10月1日, “ 东影”正式成立, 我负责演员组的组建工作。创建之初的“ 东影” , 不但工作处于战争环境, 而且条件极为艰苦；当时是把一所日本建的小学校改建为洗印、录音、剪接等技术车间；将一所没有完工的电影院改建为摄影棚；将原来日本驻军的一所马棚改建为办公室和职工宿舍，还发扬延安精神自建了农场种菜养猪、打柴耕作。
随着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 “ 东影” 在派出十几个新闻摄影队奔赴全国各战场的同时, 厂领导毅然决定“ 马上生产故事片, 以鼓舞全国人民的斗志！” 1947年, 我主演了解放区的第一部短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全片只有只个有名有姓的角色, 我饰演父亲。
钢花四溅之谜
1948年8月9日, 影片《桥》剧组在兴山成立那时候, 电影开拍之前演员必须先体验生活, 我们这些演员和作者在一起都去了铁路工厂, 按角色分工各找体验对象我演的是老侯头, 就整天跟他在一起, 从中了解他的生活和思想。那次, 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 尤其是工人阶级对党的真挚感情对国家的信任, 给了 我创作灵感。
10月中旬, 摄制组到哈尔滨36棚铁路工厂拍外景。摄制组办公室用的是一节坏了的火车车厢, 自己生个火炉取暖, 大家住在一间大屋子的通铺上。剧本边拍边修改, 胶片紧张, 照明器材短缺, 有时不得不用闪光灯棒照明。摄影机是一台日本旧机器, 有时只能用手摇马达拍戏。
在拍摄平炉出钢水一场戏时, 导演王滨要求钢花四溅, 但又不知如何才能溅起来。有人出招在铁包底下加点儿水。结果钢花真的飞溅起来, 直溅到摄影师身上, 棉衣蹿起火苗, 因不能停机, 第二个人就拿湿被子上去捂, 第二个人身上也溅起火花, 第三个人再上去捂这样才总算把镜头拍完了。1949年元旦过后,《桥》摄制组赶回长春。
《桥》是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很强的作品, 这当中, 浸透着美工师刘学尧的辛勤汗水和心血。《桥》中有两场戏难住了大家一场是工人高空作业抢修桥梁一场是大部队过江, 后边是断桥。由于拍摄外景时找不到‘洽当的场地, 又缺少人力, 只能在摄影棚内拍摄。但当时没有特技摄影, 如果按实景大小去搭景, 棚内又容纳不下，怎么办？正在大家都急得挠头时, 美工师刘学尧灵机一动, 主张用布景设计的缩尺法, 在棚内搭制惟妙惟肖的小型断桥又用风吹雪、放烟雾的办法, 成功地拍摄了解放军顺利过江的壮观场面。工人抢修断桥一场戏, 同样采用缩尺法, 降低了桥柱高度。拍摄完毕, 两场戏都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艺术效果。
周副主席评《桥》
1949年4月, 在迎接胜利的隆隆炮声中, 《桥》终于摄制完成。5月1日, 影片开始在一些城市上映。至今想起上映时的盛况, 我都十分激动！虽然拍摄条件差, 画面有些发暗, 声音也不是太清晰, 但这个电影很鼓舞人, 可以说是仗打到哪里, 这部影片就放映到哪里, 剧组收到了许多工厂送来的锦旗。
我在影片中扮演的是一位老工人—老侯头。恰是这位老侯头, 在桥梁落成典礼之际有一句口号“ 毛主席万岁！工人阶级万岁！”影片每播放到这里, 在场的所有观众无不随之振臂高呼：“ 毛主席万岁！”“ 工人阶级万岁！”
虽然限于拍摄时的设备条件, 音响和光线不够理想, 但《桥》仍不失为新中国故事片的良好开端。令我终生难忘的是周副主席对《桥》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那是在第一届全国文代会上, 代表们刚看完《桥》, 周副主席就来了。周副主席走到我身边时, 对我说：“ 陈强, 我看了你演的《桥》。”我心里咯噔一下, 忙答说：“ 我们拍得不好！”周副主席笑着说：“ 拍得很好啊！工人阶级登上舞台, 作为银幕的主人, 你们这部戏是第一步！”这下, 我放心了。本来脸就是红的, 此刻更红了, 是激动的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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