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存昕：出演鲁迅对我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我以前没有出演过这类人物。但是我见到了一些我认为是类似于鲁迅的大师级的文化人，所以演鲁迅的时候我会想到他们。他们怎么去生活，他们生活的细节。那种判断，那种神态，我脑海中有这种形象。如果我们了解他所生活的空间和时代的话，我们就能明白鲁迅先生的情感，他的痛苦在哪里？他为什么孤独？在影片的开头，先生在北京大学演讲的时候说道：真正的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阶级应该是“精神界的战士”。他是一个战斗者，向愚昧，向落后，向无知，向伪科学，向一切罪恶宣战的战士。他在作战的时候一定是孤军作战，他不是既得利益者，所以他不可能参加既得利益团体。这是鲁迅先生的一个特点。只有这样，他才能保持他个人的独立和完整，他才能真诚，才能在今天也有这样大的感召力。我们今天学鲁迅，先学鲁迅一样做一个真正的人。
弘一法师有一句话：“一事无成人渐老，一钱不值何消说”，称自己是“二一老人”，我妄称是“二一之徒”就是用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记者：您主演的《一轮明月》今晚也在湖南大学展映了，请您谈谈出演弘一法师的感受。
濮存昕：我想弘一法师在天有灵的话，知道今天在我们岳麓脚下有一部电影在讲他，他一定会淡然地笑。我很庆幸能够用表演的方式接近了这样一个角色，接近这样一个人物。大师对我影响很大，我的名片上印着“二一之徒”，大师有一句话：“一事无成人渐老，一钱不值何消说”，称自己是“二一老人”，我妄称是“二一之徒”就是用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丰子凯先生在厦门讲课的时候曾说过大师对人生境界的看法，说人生有着三层楼，一是衣食住行，妻子儿女，荣华富贵，在这层生活的人很多很安逸。但是对生命有着更强烈意识，想探究人生意义的人，就不满足这一层生活了。这就是第二层楼，二楼是精神生活。脚力强的人就爬上去了。精神生活是什么呢？不外乎是文学艺术。在精神生活里生活的人，如果你还有脚力，不满足这第二层生活，再往上走人生的顶端是第三层，这第三层楼是灵魂所在？丰子凯先生认为是宗教，宗教探究的是人的智能所能。同学们在学习这些知识的过程中，不妨去寻找一些自己可以参照的东西。
记者：今天湖南大学展映了电影《鲁迅》和《一轮明月》，鲁迅和弘一大师在中国人心中都是文化大师。您以前出演过李白等文化伟人，您觉得出演这些文化人对您的艺术生涯有什么影响？
濮存昕：演员自己的资历啊，如果你演过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演过经典的作品，这是你的资历。我是一个中国演员，中国的文学大师曹禺先生、郭沫若先生、老舍先生等，他们的作品我都演过，这是我引以为荣的地方。我也演过契诃夫的《海鸥》，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我觉得我从中都得到了滋养。丰子凯先生说过文学艺术，它的精神生活养育着我们。我们这个国家是热爱艺术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的演员至高无上地享受着荣光和财富，享受着吹捧，我们应该有自知之明，我们也应自尊自爱。作为一个演员，我很庆幸能得到这样的滋养。我坦白告诉大家，我是小学六年级之后再也没上过学，上山下乡去了，中学就只学到小数点，小数点之后就没学了。我所有文化方面的补充来自我的戏剧，来自于阅读大量的文化典籍。所以我作为一个演员，有幸出演这样的角色，而且是在大师的滋养下，我真的很幸运。
莎士比亚认为：美善和真不能分开，三题一体，境界无限。艺术追求“美”，“真”与“善”是它的内涵。
记者：电影《鲁迅》在湖南大学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您扮演的鲁迅获得了青年学子的一致认可，除了造型上的成功外，主要来自您演出的神似。评论界用“情真意切”来评价您的表演，您是怎样看待自己的表演风格的？
濮存昕：莎士比亚认为：美善和真不能分开，三题一体，境界无限。任何人都要“情真意切”，他必须是真诚的。艺术是什么？艺术是求美，美是什么？美就是真、善。“真”实际上是对自然的崇拜和确认，“善”是分辨对与错、真与伪的能力。真与善结合，其实是我们一直在寻觅的。所以说你要用一个什么概念去解释，我觉得不太合适。这实际上是一个很自然融合的过程。作为一个演员，你把自己的人生和艺术融合在一起，而且你张扬它的时候，才能使艺术形象丰满。所以我觉得认识自己，很难或者说不应该用一个概念去囊括。我们今天所有的感受决定着我们今后的表达，认认真真对待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只要你去积累，你就会积少成多，厚积薄发。做演员，就是对生活的表达。
如果一个演员他演得很好，但是没有在精神上影响你，他是一个好的演员，你会站起来为他鼓掌、喝彩，但是你总觉得他和自己没有什么关联。传媒中有一个核心概念，我认为也是最重要的，是任何人都在追求――“与我有关”。我作为一个演员，我希望能够影响观众，掏钱买票看我演出。凭什么？凭什么大家要把时间放在你的身上？你要让他们觉得你和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你能够满足他们的期待，承受他们对你的信任。这是我作为一个演员在和观众发生关系的时候所想到的问题。公益活动的空间使得我和中国的老百姓有了另外一个层面上的联系。做公益事业我获得了很多，我也在塑造自己的形象。这当然不是实用主义。露在最上面的是我的艺术表演，但丰富的底层是我的为人处事，这是我表演的凝聚力。这是一个整体的东西，一方面是表演赋予我的，另一方面是生活赋予我的。
记者：您没有演过大奸大恶的人，您所塑造的角色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真性情，这就有一个演员类型化的问题，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濮存昕：有人要找我演，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条件演。不是说我只演英雄人物，要去营造一个像雷锋那样的形象，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我的前辈王心刚老师也面临过这样的难题。出于对角色的多样性，演员自我突破的考虑，他就演特务了，可是没有被观众认可。我曾跟记者开过这样一个玩笑：去动物园看动物，看到狗熊说“嗨，转个圈给你一块饼干”，狗熊就转了一个圈。然后又说：“像天鹅似的插上翅膀给我飞一个，就给你一个面包”，狗熊看了看扭头就走了。所以说任何人都有局限性。你的局限在于你整个的条件，包括外部的和内部的，适合什么就做什么。我们有一个写曹植的话剧《天之骄子》，其中有这么一句台词：“桃花红,李花白,谁说花开都是一个颜色”。为什么都要做一样的人？是什么就是什么，我能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不要去讨好观众，这也是我的感悟。事情做砸经常是讨好引起的，例如考试状态不好，是因为你太想考好了。你应该做好准备，在自己吃不准，把握不住的时候，静下心来，不要去希求过分的某种目的。对目的的渴求不要太高，上山还是要从山下开始，这样才会从容，才会觉得自己不足，才不会有那种没有根底的浮起来的状态。
濮存昕：出演鲁迅对我来说是一个崭新的课题，我以前没有出演过这类人物。但是我见到了一些我认为是类似于鲁迅的大师级的文化人，所以演鲁迅的时候我会想到他们。他们怎么去生活，他们生活的细节。那种判断，那种神态，我脑海中有这种形象。如果我们了解他所生活的空间和时代的话，我们就能明白鲁迅先生的情感，他的痛苦在哪里？他为什么孤独？在影片的开头，先生在北京大学演讲的时候说道：真正的知识分子，真正的知识阶级应该是“精神界的战士”。他是一个战斗者，向愚昧，向落后，向无知，向伪科学，向一切罪恶宣战的战士。他在作战的时候一定是孤军作战，他不是既得利益者，所以他不可能参加既得利益团体。这是鲁迅先生的一个特点。只有这样，他才能保持他个人的独立和完整，他才能真诚，才能在今天也有这样大的感召力。我们今天学鲁迅，先学鲁迅一样做一个真正的人。
弘一法师有一句话：“一事无成人渐老，一钱不值何消说”，称自己是“二一老人”，我妄称是“二一之徒”就是用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
记者：您主演的《一轮明月》今晚也在湖南大学展映了，请您谈谈出演弘一法师的感受。
濮存昕：我想弘一法师在天有灵的话，知道今天在我们岳麓脚下有一部电影在讲他，他一定会淡然地笑。我很庆幸能够用表演的方式接近了这样一个角色，接近这样一个人物。大师对我影响很大，我的名片上印着“二一之徒”，大师有一句话：“一事无成人渐老，一钱不值何消说”，称自己是“二一老人”，我妄称是“二一之徒”就是用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丰子凯先生在厦门讲课的时候曾说过大师对人生境界的看法，说人生有着三层楼，一是衣食住行，妻子儿女，荣华富贵，在这层生活的人很多很安逸。但是对生命有着更强烈意识，想探究人生意义的人，就不满足这一层生活了。这就是第二层楼，二楼是精神生活。脚力强的人就爬上去了。精神生活是什么呢？不外乎是文学艺术。在精神生活里生活的人，如果你还有脚力，不满足这第二层生活，再往上走人生的顶端是第三层，这第三层楼是灵魂所在？丰子凯先生认为是宗教，宗教探究的是人的智能所能。同学们在学习这些知识的过程中，不妨去寻找一些自己可以参照的东西。
记者：今天湖南大学展映了电影《鲁迅》和《一轮明月》，鲁迅和弘一大师在中国人心中都是文化大师。您以前出演过李白等文化伟人，您觉得出演这些文化人对您的艺术生涯有什么影响？
濮存昕：演员自己的资历啊，如果你演过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演过经典的作品，这是你的资历。我是一个中国演员，中国的文学大师曹禺先生、郭沫若先生、老舍先生等，他们的作品我都演过，这是我引以为荣的地方。我也演过契诃夫的《海鸥》，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我觉得我从中都得到了滋养。丰子凯先生说过文学艺术，它的精神生活养育着我们。我们这个国家是热爱艺术的国家，我们这个国家的演员至高无上地享受着荣光和财富，享受着吹捧，我们应该有自知之明，我们也应自尊自爱。作为一个演员，我很庆幸能得到这样的滋养。我坦白告诉大家，我是小学六年级之后再也没上过学，上山下乡去了，中学就只学到小数点，小数点之后就没学了。我所有文化方面的补充来自我的戏剧，来自于阅读大量的文化典籍。所以我作为一个演员，有幸出演这样的角色，而且是在大师的滋养下，我真的很幸运。
莎士比亚认为：美善和真不能分开，三题一体，境界无限。艺术追求“美”，“真”与“善”是它的内涵。
记者：电影《鲁迅》在湖南大学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您扮演的鲁迅获得了青年学子的一致认可，除了造型上的成功外，主要来自您演出的神似。评论界用“情真意切”来评价您的表演，您是怎样看待自己的表演风格的？
濮存昕：莎士比亚认为：美善和真不能分开，三题一体，境界无限。任何人都要“情真意切”，他必须是真诚的。艺术是什么？艺术是求美，美是什么？美就是真、善。“真”实际上是对自然的崇拜和确认，“善”是分辨对与错、真与伪的能力。真与善结合，其实是我们一直在寻觅的。所以说你要用一个什么概念去解释，我觉得不太合适。这实际上是一个很自然融合的过程。作为一个演员，你把自己的人生和艺术融合在一起，而且你张扬它的时候，才能使艺术形象丰满。所以我觉得认识自己，很难或者说不应该用一个概念去囊括。我们今天所有的感受决定着我们今后的表达，认认真真对待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瞬间，只要你去积累，你就会积少成多，厚积薄发。做演员，就是对生活的表达。
如果一个演员他演得很好，但是没有在精神上影响你，他是一个好的演员，你会站起来为他鼓掌、喝彩，但是你总觉得他和自己没有什么关联。传媒中有一个核心概念，我认为也是最重要的，是任何人都在追求――“与我有关”。我作为一个演员，我希望能够影响观众，掏钱买票看我演出。凭什么？凭什么大家要把时间放在你的身上？你要让他们觉得你和他们之间是有关系的，你能够满足他们的期待，承受他们对你的信任。这是我作为一个演员在和观众发生关系的时候所想到的问题。公益活动的空间使得我和中国的老百姓有了另外一个层面上的联系。做公益事业我获得了很多，我也在塑造自己的形象。这当然不是实用主义。露在最上面的是我的艺术表演，但丰富的底层是我的为人处事，这是我表演的凝聚力。这是一个整体的东西，一方面是表演赋予我的，另一方面是生活赋予我的。
记者：您没有演过大奸大恶的人，您所塑造的角色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真性情，这就有一个演员类型化的问题，您是怎么看待的呢？
濮存昕：有人要找我演，我觉得我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条件演。不是说我只演英雄人物，要去营造一个像雷锋那样的形象，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我的前辈王心刚老师也面临过这样的难题。出于对角色的多样性，演员自我突破的考虑，他就演特务了，可是没有被观众认可。我曾跟记者开过这样一个玩笑：去动物园看动物，看到狗熊说“嗨，转个圈给你一块饼干”，狗熊就转了一个圈。然后又说：“像天鹅似的插上翅膀给我飞一个，就给你一个面包”，狗熊看了看扭头就走了。所以说任何人都有局限性。你的局限在于你整个的条件，包括外部的和内部的，适合什么就做什么。我们有一个写曹植的话剧《天之骄子》，其中有这么一句台词：“桃花红,李花白,谁说花开都是一个颜色”。为什么都要做一样的人？是什么就是什么，我能干什么就干什么，我不要去讨好观众，这也是我的感悟。事情做砸经常是讨好引起的，例如考试状态不好，是因为你太想考好了。你应该做好准备，在自己吃不准，把握不住的时候，静下心来，不要去希求过分的某种目的。对目的的渴求不要太高，上山还是要从山下开始，这样才会从容，才会觉得自己不足，才不会有那种没有根底的浮起来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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