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舒绣文真正相识是在一九四三年冬季的成都，她随中华剧艺社到成都演出《天国春秋》，但她有事要在春节前赶回重庆，而这戏还要在成都和各地持续演出。我这时才离开学校不久，刚加入中华剧艺社，剧社决定由我来接替她演出。导演应云卫拉我去看绣文，向她说明了来意，她向我上下打量了一番马上就说：“好呀！导演给你突击排戏，我给你说戏，我把我怎样演洪宣娇这个角色的体会统统告诉你。现在你回去仔细地读剧本，背台词，散戏后我来找你。”这是我第一次和她接触，她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开朗、热情。
三天后，我演出了，绣文很早就来到后台，从化装到打扮都精心替我料理。为了稳住我的心，她坐在我的旁边教我默戏。轮到我快要上场时，她轻轻地扶着我的肩膀说：“放心大胆地演吧！我随时在你周围，你若忘词，我会给你提的，千万不能慌张!”我知道她是在安慰和鼓励我，为我壮胆，因为她完全理解这是我离开学校后第一次担任这么重的角色，又只在短短三天里钻的锅。那晚演出，我像个初学会游泳的人，教练不仅给我鼓励，还亲自在前面带路。演出结束后，绣文过来和我热烈握手，高兴地说：“头一天演出顺利，祝贺你。但你的戏不稳，还要很好的钻研，不能松劲，不然要回戏的。我明天上午就要回重庆，你以后到重庆来找我呀!”我们就这样开始建立了友谊。
一九五七年，绣文从上海调到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我们又相见了。她的心脏病虽未治好，而精神不减当年。她不仅演《骆驼祥子》中的虎妞、《北京人》中的愫芳、《伊索》中的克丽娅这些重要角色，也演《红旗飘飘》中的老大娘、《烈火红心》中的彩云、《女店员》中的齐母等一些次要角色，还主动争取在《风雪夜归人》中扮演只有几句台词的一个小角色——女学生。
敬爱的周总理每次来到剧院，总要见见绣文同志，随着大家亲切地称呼她为“舒大姐”。总理还跟我们剧院的同志们说：“绣文，我们是老朋友了，在重庆时就常看她的戏。”有一年冬季的一个夜晚，总理得悉绣文病了，就带着我们来到绣文的宿舍。总理临行时再三要绣文安心养病，并嘱咐我们要多关心绣文的身体。他说：“绣文是你们的前辈，也是国家的财富，要注意她的劳逸结合。明天我要给她送些药物和必要的营养品来。”第二天下午，邓颖超同志就带着总理的委托来看绣文，送来了药物和一些营养品，还把一些榛子分给我们大伙儿。
谁知就在她向疾病斗争有胜利希望的时刻，一场狂风暴雨来到了。一九六八年秋冬，我们被关进“牛棚”，见不着绣文了，有时在批斗场合遇见她，也不能说话。她日益消瘦，眼窝深陷，步履沉重，不时地咳嗽。有一次，在我们被隔离审查的“牛棚”厕所里，我偶然遇到了绣文，看到她腹部肿胀，鼓鼓的直顶到心窝。她的病情在恶化！刹那间我忘记了我们是被“勒令”不准说话的，我大声对她喊了起来：“你病成这样了为什么不讲？你要去治病，你要去医院!”她却平静地向我摆手，制止我说话。我没有听从她，立刻冲出去找了她那个学习组的组长，向他反映了我刚刚看到的绣文的情况。
一九六九年春节假日，我抽时间去医院探望绣文，她看到我，第一句话就说：“你怎么来了，你的处境也不好，以后不用来，我在这里很好。”绣文呀!你真的是很好吗？敏感的绣文看出了我对她所说“我在这里很好”这话的怀疑表情，笑着对我说：“你怎么啦！过来点，我告诉你，我是真的很好。”
谁知道这竟是我们最后的一次相见了。大约过了二十多天，在一九六九年三月十七日，她停止了呼吸，只在人世间短短地生活了五十四个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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