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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跃:艺术是直指人心的真相
 
视觉是有声音的、文学的、可读的。

  他在威尼斯双年展上,也被一种强烈的视觉感染着。在瑞典馆,他看到一个占地1000多平米的装置设计作品。

  有一个很大的房子,充满着艺术气息的装饰。房子外面有草坪、花园、游泳池……在院子里最先看到的是游泳池里淹死了一个人,人是假的,但是做得极其逼真,鞋、袜子漂在水里,还有一个烟盒散落一旁……往里走,看见第一个房间,顶棚上都透着光,房间内有他刚喝过的咖啡,杯子上还有残留的咖啡的印迹,周边有撕开过的糖纸包……再往里走,视线中有一个镜框,镜框里镶满了九个男人的短裤,每个短裤上都有名字……各种迹象表明他是一个同性恋者。继续走,看见的是一个会客厅,有一圈沙发,还有他工作的电脑桌、打印机,电脑没关,上面有他写的一段话……

  这个充满戏剧性悬念的艺术作品,给了樊跃无限的想象空间。“我猜想他一定是搞艺术的,我设想他在死亡之前的抉择,我觉得他的死并不痛苦。让我诧异的是,房间里还放着音乐,不是震撼的也不是悲伤的,而是柔美舒缓的,仿佛在悠悠地倾诉。”

  他有意没有看这个作品的名字,任自己的想象驰骋。

  自从与张艺谋、王潮歌执导了“印象系列”后,他经常被问到“这场演出的主题是什么”的话题。他特别想跟对方说:“别问我主题是什么,你感受出来的就是我要的,我要设定一个主题强加给你,你会觉得太乏味了。”樊跃坦言能够唤起人们联想的艺术才是最好的。

  比如,他做“印象刘三姐”之初,对阳朔的想象是有山有水风光秀丽。他突然想在这样的背景中加入一头牛,接着是一个老人牵着一头牛……“很多人跟我说,每当看到这个场景,就会流泪。这种感动会让一个人想到很多,想到了辛劳的父亲,想到了自由的童年,想到了生活中的种种美好。”樊跃说他就是想要开启大家感动的瞬间。

  “很多人看完印象系列的演出,说不懂,但却被感动了。其实,‘印象’的名字就是主题——你的、我的、山水的印象。我们是在山水之间搭建的一次行为,在这里,你可以找到心底里的互动。这就是所谓的意向。”

  “中国的意象太伟大了,用意象来讲故事,外国人听不懂。一滴墨掉在一张白纸上,我说这是大海,他们会觉得莫名其妙。我们的艺术是不可形表的,欧洲的艺术是不可言表的。我觉得西湖并不漂亮,但是西湖的故事太美了,她的故事她的传说大于她的形象,她在我们内心的位置很高,那种美的位置、那种文学的力量远远大于形象。”

  丝路&丽江——

  挥之不去的遗憾和感动

  一年前奥运会开幕式“灿烂文明”篇章中的那段舞蹈《丝路》,就是以其独特的创意和意境吸引了全球亿万观众的目光。美丽的舞者在“电子薄纸”上纵情舞蹈,时而似凝固的敦煌壁画,时而似古道丝路的舞娘,引领观者穿越时空,感受悠久的历史文化。

  让人遗憾的是,那个美丽舞者的“A角”——刘岩,在2008年7月27日的彩排中意外摔伤,不仅与举世瞩目的奥运会擦肩而过,也永远不能再“舞蹈”。

  刘岩摔伤时,樊跃正好在现场,离她倒下的地方非常近。“开始,她站着,我坐着……忽然听见一股吸气的声音,一霎那,事故就发生了。后来,我听见她弱弱地对救护人员说:‘老师,我下面没知觉了’。”说起当时的情景,樊跃禁不住感慨和遗憾。

  他说这件事也一直让张艺谋很伤感。“记得,奥运会前一天,我和艺谋、潮歌在一起聊了很多事。突然艺谋说‘我一想到刘岩就不好受,当时如果我们多说一句多做一下,也许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说到这,他的眼圈一下子就红了,我很少看到他这样动感情。”

  樊跃最近一次见到刘岩是在一次芭蕾舞剧的演出中,“她和桑兰坐在一起。当音乐响起,大幕拉开时,舞蹈演员踮着足尖轻盈而出,可想而知她们内心的波动”。这个情景,也让樊跃对刘岩肃然起敬。

  北京奥运会,一年后。武夷山。

  樊跃与王潮歌正忙着“印象武夷山”。之前,他特意去了次丽江,重新看了遍“印象丽江”。“我又看到了观众在流眼泪,雪山、蓝天相互交融,我找不到更好的语言来表达我的感动。就像在美术馆看一幅画,每个人都会感动,但是感动的点是不同的。”

  樊跃在“印象武夷山”的剧场搭建了一个两千人的观众席转台,转着看山水,不同的角度呈现不同的风景,每一幕就像电影镜头的长焦……一定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到底是什么,他想留一些玄机,到时给大家一种惊喜。

  一年前,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运动员入场,与旗手姚明走在一起的是抗震小英雄林浩,这个场景着实给大家一种惊喜和温暖。“如果这个小孩一开始就曝光了,就失去了神秘感……当时,连姚明都不太清楚这个环节,所以看见林浩,姚明愣了一下,没有马上反应过来……如果姚明当时再大胆一些,把他举到肩上,会更有一种惊喜。”

  让樊跃最惊喜的是点燃火炬的时刻。“那时脸都哭歪了。”樊跃说,点火之前,依照预见设计有一个小小的停顿。但那几秒钟,他们却觉得有一年那么漫长,大家都屏住呼吸……

  奥运圣火熊熊燃起,五星五环交相辉映。北京奥运感动世界。

  北京天安门&童年那些事儿——

  与王潮歌注定做默契的搭档

  北京奥运会,一年后。北京天安门。

  作为国庆焰火晚会核心创意小组的成员之一。一天,樊跃与张艺谋、王潮歌登上天安门城楼。拾级而上,心潮澎湃,百感交集。

  樊跃是北京人,对北京和天安门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每次出差回来,看到天安门,才仿佛回到了家。这个城市带给他的视觉很有力量。

  小时候,他家在民族宫附近,每天他都会从天安门前经过。那里有他很多童年的回忆。“如今,曾经的房子已经不在了。有一次我过生日,晚上睡不着,突然很伤感。这个年龄,每长一岁都有很多感触。我就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去了过去住过的地方,拆迁后的那里是一片工地,面目全非,但我仍然能找到我家房子的位置,仿佛看到了院子里的海棠树、香椿树……我一个人站在那里,很久很久。”

  樊跃想起儿时很多往事,比如,上房捉蜻蜓,被邻居追,几个小伙伴一起逃,有个同伴直接就跳下去了,我不够勇敢,没有跳下去。这件事情一直存储在樊跃的脑海中,在他成长的过程中不时闪现,挥之不去。后来,每当他要做一次艺术上的判断时,他总在想“跳还是不跳?”于是果断作出抉择。

  让樊跃略感欣慰的是,他住过的地方,现在是北京市实验二小的新址。

  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眼前的情景,时空交错。

  他曾和多年的搭档王潮歌不约而同聊到从前,竟发现有很多相似的经历。

  小时候,樊跃常常在民族宫的旗杆墩上看礼花,王潮歌也在那个地方看过礼花。他们都是被爸爸妈妈举着看的。

  樊跃经常去的副食店、买馒头的铺子、修自行车的店,也是王潮歌常去的。

  中国的意象太伟大了,用意象来讲故事,外国人听不懂。一滴墨掉在一张白纸上,我说这是大海,他们会觉得莫名其妙。最有意思的是,樊跃在实验二小上学的时候,王潮歌就在“二小”后面的幼儿园里。他曾跟王潮歌开玩笑说:“我要知道你在那个幼儿园,就把你拎出来抽两下(笑)。”

  以前,樊跃经常坐公共汽车经过天安门。若干年后,已经有了私家车的樊跃又跟王潮歌在天安门前坐了一回公共汽车。

  那次是王潮歌过生日。樊跃为她精心策划了这个生日会。他包了一辆带空调的公共汽车,在新侨饭店订了一套西餐,在公共汽车里摆放了一张长条的西餐桌,餐桌上,洁白的餐布,沁人的花香。王潮歌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樊跃说跟她出去随便吃点面条。彼时,樊跃已然进入到导演的角色中。在一辆很普通的公车汽车前,樊跃绅士地对王潮歌发出邀请“请上”。车上,满眼的鲜花……

  “她的反应可想而知!”樊跃的惊喜接踵而至。“上车以后,从天安门始发,途经她出生的医院,她就读的小学、中学……沿路每一站都接上她的老朋友。这一套下来以后,她基本上处于晕眩状态。由衷地感慨:如果某个男人爱上某个女人,这样的一次行动足可以‘拿下’了。”

  樊跃与王潮歌不仅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也是十余载的默契搭档。他们俩和张艺谋,因为“印象”结缘,并称为“铁三角”。

  审美&臭美——

  臭美也是一种创作

  一年前的此时,即使是在奥运会开幕式倒计时的紧张日子里,樊跃的着装仍是一丝不苟。

  作为工作的伙伴,张艺谋和王潮歌对樊跃于服饰的讲究已见怪不怪且赞赏有加。“铁三角”的分工中,樊跃司职“舞美设计”。

  他也是自己的“舞美设计”。私下里,他是个爱臭美的人,他说臭美是搞艺术的人的天性,艺术本身就是一个臭美的事。“我买衣服的频率比较高,几乎每月都买。”我的衣服和太太、女儿相比是最多的。

  他对自己的着装风格有清晰的定位:“想装成一种绅士的感觉(笑)。其实,衣服穿上身,你就该去体验它,想着赋予它一种什么样的气质。衣服是角色,给你一个角色,你应该驾驭好它,渐渐悟出什么样的着装更适合自己。”

  对樊跃来说,提前想好“明天穿什么”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期盼。“我每天穿的都不一样!”看我们有些狐疑,他语气坚定:“你们可以抽查!包括戴什么样的表,配什么样的皮带都不同。”

  关于明天穿什么,他会像做一台晚会前,把相关的细节准备得有条不紊、节奏分明。装在盒子里的一般都是当季穿不上的,装在口袋里的是可以随着天气变化备用的,放在面上的是正在穿着的衣服和配饰。

  “我都是提前想好一整套的穿着。宏观的视角,是做导演的一个本事。有了这个前提,我可以完全随着自己的心情来,是一件很快乐的事。穿对了,就可以预约明天一份好心情。所以,我对每一天都充满期待。年轻的时候,我们对于明天有太多的不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不知道日渐减少。”但樊跃仍想尽量制造一些噱头,让自己保持在一种“不知道”的状态。他喜欢这种随时准备着的状态,说不定哪一天会碰上女儿的同学,碰上曾经的旧友,而没有给女儿丢面子,没有让旧友认不出。

  在樊跃看来,穿“对”了,就是自己舒服,别人看着也赏心悦目。这于他是一件很开心的事。“说高一点,是对别人的尊重。我觉得还有一个最真实的感觉,就是换心情和减压,搞艺术是个多情多感的事,我用服装来烘托我的心情,从而达到一种意境。就像看风景一样,我去欧洲的时候,这种感受就比较多。”

  “我出差都带着熨斗,行李比较大也比较‘猛’,起码是一个大箱子和一个小箱子。”于是,“铁三角”一起出行就是一道壮观的风景。

  “王潮歌的行李比我还壮观,她跟我有一拼,我和她分别代表男人和女人在臭美上竞赛。潮歌经常在打扮好后,在我面前转一圈,然后说‘打分’。我一般都打八十分以上,不过,每次我说八十分的时候,她自己就开始摇头,意思是今天穿得不对,她知道我的分数有些客气。

  “艺谋在臭美方面有很大的进步,我们在一起经常议论这个话题。在我的影响下,他的着装质量步步攀升,风格也有变化。每次出国前,整理行装,艺谋都跟我说,‘你得跟我去,帮我把下关’。”经过樊跃经常的点拨,张艺谋不禁感慨万分:“我以前穿的衣服是‘干活儿’的,你帮我这么一饬,就变成‘谈活儿’的了。”在樊跃眼里,张艺谋是个十足喜欢干活的人,“我很少见到像他那样完全把工作当作娱乐和休息”。

  而樊跃则可以把穿衣搭配当作娱乐和休息。“衣服是调节自己心情的一种方式,它能让自己找到一种状态。我特别在意舒适程度和细节带给我的联想。明天我能够想出什么样的装扮来,我自己都不知道,所以,我对自己总有期盼,就像我对自己的艺术创作总有期盼一样。这是太美的一件事。”

  樊跃说穿着也是一种创作,甚至影响到自己的艺术创作。“在时尚方面,我们与国际接轨还有一段路要走。但我们学习的速度很快,相比来说在心理素质上尚有些差距。”这一点,樊跃觉得在国外的华人艺术家,比如蔡国强和谭盾做得就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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