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唱团到北京逐渐安稳后，不断补充新生力量，这是合唱团迁京后的一个调整充实的阶段，部份老同志组织上事先允诺一年后返回上海，以这些返沪团员为基础，日后成立了“上海广播乐团”。
此时，中央广播事业局办公室在复兴门外真武庙的粉楼办公，随着前苏联援建的广播大楼的建成，广播局机关与电台迁到新大楼，从此，合唱团、管弦乐团、民乐团由平安里石碑胡同搬到粉楼，合唱团有了相对稳定的排练场所，排练工作也日趋正规，在奥尔菲诺夫专家回国后不久，广播合唱团就成立了独唱小组，艺术指导是朱崇懋。独唱小组的任务是要为广播提供新的独唱作品，广播合唱团的独唱小组无一例外地要参加合唱，每天下午2点开始才是独唱合伴奏的时间，应该说，广播合唱团这才逐步走上了正常的运作。指挥除聂中明和朱崇懋，后又来了郑冶同志。
1958年5月1日，乐团参加了我国第一座电视台——中央电视台的前身北京电视台的实验性播出，这就意味着中央广播乐团从此更加任重道远。
男高音歌唱家朱崇懋早在上海时就为广大听众、观众所喜爱，由于他个人音乐修养好，对音乐作品能有精细的处理，无论是感情、吐字等方面堪称完美，至今还在人们心中留下美好的回忆。另外，像女高音黄凛、沈文娟、陈淑婉、女中音缪自珍、配合默契的女声二重唱蒋荣葡和陈枚以及独唱小组的独唱、男女声小合唱，都具有一定水平。
在广播大楼音乐厅演出
由于合唱团主要成员来自南方，虽然大家在演唱时主观上都很注意克服南腔北调吐字方面不标准的瑕疵，但问题最终需要有更好的解决办法。当时，电视刚刚起步，而广播是唯一最普及的宣传工具，广播文工团总团领导柳荫同志提出：“如果广大听众听不清演唱的歌词，就难以理解作品的内容，作为广播合唱团不能不说是遗憾。”为此，他号召合唱团的团员去说唱团拜师。于是，全团行动起来，向说唱团的老师们学单弦、京韵大鼓、梅花大鼓等等，经过一个阶段，在广播大楼音乐厅进行汇报演出，客观反映说是：“立竿见影，很有成效。”可以说，合唱团在演唱上又上了一层楼，也算是当时说的在“民族化”方面迈出了一步。后来，聂中明和刘森民两位同志根据梅花大鼓改编和创作了《龙女听琴》大合唱，由赵瑞玉和陈宝琥担任龙女和张羽两个角色的领唱，无论在创作和演唱上都可以称得上是合唱团的精品之作，除了演出还有录音资料留存下来。
曾经，人们常常会从广播中听到一些配合当时政治形势而播出的歌曲，往往许多事件在广播电台语言类节目中播出后，很短时间内就会听到广播乐团在演唱与其内容相呼应的歌曲作品，为此，不少听众为乐团对当时国内、国际形势反映迅速之快而感到惊讶，殊不知乐团同志为配合广播宣传，经常是下了班不能离团，在录音间里等待创作人员在异常紧张的情况下创作出这些配合各种宣传内容的作品，即刻连夜录音来完成宣传任务。对此乐团的每个成员都习以为常，这便是中央广播合唱团与其他合唱团截然不同之处。
广播合唱团除了完成广播宣传任务，还经常为新闻及专题影片和故事影片配音。如与电影乐团合作为《梅兰芳》等多部新闻影片配音，为电影故事片《农奴》、以及日后为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故事片《雷锋之歌》、《等待出航》、《勐垅沙》等的配音，都受到了好评。
广播合唱团经常为唱片公司提供优秀的合唱、独唱作品。应该特别提出的是：当时中央广播合唱团灌制的《国际歌》唱片，就是当时中央有关部门经过挑选，从多个著名合唱团的录音中评定出的，广播合唱团荣获了这份荣誉是引以自豪和慰籍的。
广播合唱团不仅为本国听众服务，还要通过广播把歌声传向世界各地。如果说演唱歌曲目涉及国家和地区最广，则非广播合唱团莫属，每当要演唱对象国家原文的歌曲，就由国际广播电台的同志来教原文发音，我们便依样画葫芦，用各自的方法把它学会、学准确，直至国际台的老师认可，方可录音和演出。1972年10月为祝贺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墩·西哈努克亲王五十寿辰，广播合唱团和中央歌剧院在人民大会堂小礼堂由指挥家严良堃指挥联合演出，就是用柬语和汉语两种语言演唱了一组亲王创作的作品，这些作品还灌制了唱片。
值得一提的是，自1958年开始，参与在人民大会堂每逢外国元首访问我国时的迎宾演出。我们称之为“国家任务”；这是周恩来总理非常重视的演出。其中由总理指定的三首大合唱：《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祖国颂》、再加一首“对象国家歌曲”。这个任务一直延续到十年浩劫初期。（蔡国屏和沈文娟、或是总政歌舞团的徐有光为《祖国颂》担任男女声领唱）
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时候，广播合唱团和中央乐团在北京展览馆剧场联合演出了《贝多芬第九交响乐》第四乐章“欢乐颂”。应该说这是中国合唱事业的一个里程碑。无论是广播合唱团还是中央乐团都是高度重视，百分之百的力量投入，表现出我国合唱、合奏的高水平。演出中方是严良堃指挥执棒，演出获得很高评价，并灌制了唱片。
广播合唱团参加的另一场重要演出，就是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自1964年8月2日词曲作者集中，8月12日演员集中，经过夜以继日的创作和排练，9月25日试演并通过了审查，到10月1日公演，仅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广播合唱团首先参加了合唱队的演出，而后蔡国屏和邓文 担任第四场“抗日的烽火”中《松花江上》的男女声独唱，除舞台演出外，还灌制了唱片。周总理是《东方红》的总导演。事后，当时担负编、创和指挥的严良堃指挥说：“《东方红》不是某个人能完成的作品，它是全体编创人员的智慧和心血的结晶。《东方红》也是一部最纯洁的作品…… ” 他说：“对于现在这个时代，对于广大文艺工作者来说，这也许是这部作品之外最宝贵的东西”确实如此，每当提起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我们都会以此为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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