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七岁高龄的吴乐懿教授满怀年轻人的青春活力，在繁忙的教学工作中度过了紧张的一天。清早，她迎着晨曦赶往上海音乐学院，为四位本科专业学生准备考试曲目；中午，匆匆以一包方便面果腹。忙到下午2点回家时，早有学生守候，登门求教的孩子络绎不绝。又匆匆吃下几口饭，就从18∶50起接待我的采访。在长达三个半小时的长谈中，吴教授就她的演奏生涯，对钢琴演奏的技术、风格、教学，以及大家所关心的考级、交流、比赛等问题发表了许多重要意见。
赵晓生：吴乐懿教授，您是我国钢琴界德高望重的元老、权威和前辈。您本人不但是杰出的钢琴演奏家，以精致细腻、富有灵性的演奏蜚声海内外；而且是著名的音乐教育家，弟子之多真可谓桃李满天下，其中许多学生已在国内外享有盛名。我本人多年来受到您的直接教诲，所获教益终身受用不尽。现在，我受《钢琴艺术》杂志编辑部的委托，对您进行专访。首先，想请您谈谈学琴的经历。吴先生，您是几岁开始、在什么环境下学琴的？
吴乐懿：我学习的经历是坎坷的，不能同你们相比，更不能同现在的小朋友们相比。简单地说，我六岁开始跟母亲学钢琴。因为家庭环境的熏陶，我常常在教堂或一些俱乐部里进行一些小型的演出。
赵晓生：听说您在九岁时就获过奖？
吴乐懿：那是1928年，上海举办过“纪念舒伯特逝世一百周年”的国际儿童音乐比赛。当时英国政府委派了当年在香港最好的俄罗斯钢琴教师亨利•奥尔，还有已经在上海的梅•帕契等人担任评委。
赵晓生：弹什么曲目？
吴乐懿：规定曲目不记得了。自选曲目是舒伯特《B大调谐谑曲》。因为这次比赛中我获了奖，于是正式学琴了。
赵晓生：那时谁是您的教师？
吴乐懿：找到王瑞娴，她可以说是“五•四”以来我国最早的女钢琴家了。她是在美国学的。我的手指基础就是由她打下的。她让我弹了许多练习曲，进度很快，数量很多，有些书本的名字我都记不起来了。
赵晓生：您何时开始跟随著名的俄罗斯钢琴教育大师查哈罗夫学习？
吴乐懿：那是在我十五岁时，应该是1934年。那年我进入上海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查哈罗夫当时担任系主任。查哈罗夫是位很了不起的教师。他不但管学生弹琴，而且大大小小的事情他都管。凡是有才能的学生，他都非常关心。学生要开音乐会，他几天前起就每天打数个电话，关照学生应当注意的事。上台前他把学生送到台上，下台时他在台口守候。一看他的脸色，你就能知道自己弹得如何。查哈罗夫是位十分严肃的人，不苟言笑，学生们都很怕他。他常问学生：“May I looks like a tiger？”（“我看起来是否像只老虎？”）
赵晓生：查哈罗夫的确对中国钢琴事业的发端作出了重要贡献。听说涅高兹后来到处在找他。
吴乐懿：他当时在世界上也是很有名的。
赵晓生：查哈罗夫应当说属于俄罗斯学派。他通常让您弹些什么曲子？教学上有什么特点？
吴乐懿：查哈罗夫也给我弹现在我们所熟悉的一些练习曲，其他也是古典的、浪漫的、经典的作品。
赵晓生：您的首场钢琴独奏会是哪一年？
吴乐懿：正式公开举行的个人钢琴独奏会是1937年，演奏得比较成功，得到不少好评。
赵晓生：您是否还演奏了许多钢琴协奏曲？
吴乐懿：我们那时有个很大的好处，就是能争取到机会与“上海工部局交响乐队”（按：即“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合作。当时工部局乐队由意大利的著名指挥家梅•帕契执棒。查哈罗夫与帕契是好朋友。帕契本人也是很好的钢琴家。他与查哈罗夫在音乐处理和趣味上有时会有不同意见，但俩人合作得很好。查哈罗夫常弹协奏曲，帕契指挥乐队。查哈罗夫常将自己的学生推荐给帕契的乐队演出。往往第一次演奏仿佛是考试，如果演出成功，以后继续合作，否则就再不给机会了。
赵晓生：您第一次与帕契合作演出时几岁？
吴乐懿：记得第一次与乐队合作是十七岁，地点在兰心剧场。我在第一次演出后很紧张，等待帕契进一步的消息。如果无声无息，就意味着就此终止了。谁知第二天帕契就来电话，邀我在“大光明”连续演出三场。
赵晓生：弹什么曲目？
吴乐懿：格里格《A小调钢琴协奏曲》。
赵晓生：您先后跟查哈罗夫学了多少部协奏曲？
吴乐懿：除了格里格，后来陆续弹了肖邦《E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舒曼《A小调钢琴协奏曲》、李期特《E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柴科夫斯基《B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以及贝多芬《E大调第五钢琴协奏曲》（皇帝）等等。
赵晓生：查哈罗夫对音乐是怎样要求的？
吴乐懿：他要求很严格，当然首先要求学生自己先把音符弹准确，然后谈论音乐。有些难以用语言表述的东西，他就自己示范。一示范，什么都清楚了。查哈罗夫视奏特别快，随时能给学生作示范。当时有位很出名的小提琴家来上海演出，弹伴奏的人突然生病，查哈罗夫上去救场，弹得很好。我说这段经历，是为了说明，从小开始就能有与乐队合作的机会是很重要的。我们的许多学生，从未感受过坐在乐队中间演奏时的音响。通常听唱片，听CD，听到的是整个乐队，所有乐器的音响是均衡的。当你弹协奏曲时，往往只听到第一小提琴的声音。比如弹舒曼协奏曲，第二乐章有一段重要的大提琴独奏，从很远的地方传来，你几乎听不见，怎么和他们对话？所以，要尽量给学生与乐队合作的机会。
赵晓生：您除了在沪开音乐会，当时还去哪些城市演出？
吴乐懿：在国内曾先后赴南京、北京、天津、武汉、重庆、昆明、广东、广西等地举行钢琴音乐会。那时除了弹欧洲古典音乐作品之外，还介绍了中国作曲家的早期钢琴作品，如贺绿汀、丁善德、瞿维等人的一些钢琴作品。
赵晓生：后来，您又怎样去巴黎的？
吴乐懿：1948年，我应聘担任上海国立音专的副教授，同年年底应华侨组织之邀，去印尼举行义演，为救济海外侨胞募捐。在印尼巡回演出三个月。演出完后，由于交通被切断，无法回来。印尼方面主办者觉得很过意不去，为我筹集了去巴黎的路费与签证。1949年10月出发，第二年才到巴黎。
赵晓生：在巴黎音乐院，您随哪位教师学习？
吴乐懿：先是伊凡•诺特，他是巴黎音乐学院一位很著名的教授。当时我以最优秀的成绩在巴黎音乐院毕业，还获得了巴黎国际音乐院室内乐毕业头奖。
赵晓生：您什么时候随玛格丽特•隆学习？
吴乐懿：当时玛格丽特•隆与巴黎音乐院的聘约已满，离开了巴黎音乐院。我是在巴黎音乐院毕业后，私人跟她学的。
赵晓生：您真幸运，跟随了两位伟大的大师。
吴乐懿：的确非常幸运。那时玛格丽特•隆已经高龄。但一到钢琴上，就显示出特别地灵巧。
赵晓生：您的两位老师，查哈罗夫属俄罗斯学派，玛格丽特•隆属法国学派，二者有何不同？
吴乐懿：的确不同，很大的不同。一般说，俄罗斯学派比较热情，比较有力量；而法国人则异常精巧，异常灵活。他们不但有f（强奏）与p（弱奏）的层次，尤其在p（弱）与pp（最弱）的弱奏中，有着比f（强奏）更多的，更丰富的音色、层次和变化。我们有些学生，喜欢从 ff 的方面去找音色的变化，没有想到，在pp的层次内变化更多，能找到更多的音色。我听过基塞金钢琴独奏音乐会，他在p范围内有着无穷无尽的音色种类。当然，基塞金是德国人，但法国人同样承认他弹的德彪西非常好。我希望我们的学生也能从这方面努力。
赵晓生：吴先生，您在法国呆了五年半内又去了英国？
吴乐懿：在生活方面我后来甚至更喜欢英国。当时陈又新先生在那里。有个夏令营，能参加大师班，听钢琴独奏会，室内乐，还有乐队三周一期。我在假期去参加了两期，共六个星期。白天上课或听音乐会，晚上都有音乐会，是很丰富的。
赵晓生：您在1954年回国后，在国内外举行了一系列重要的演奏活动。您参加的重要的国内演出有哪些？
吴乐懿：印象深的演出有1956年在北京与中央乐团合作演奏了格里格的钢琴协奏曲，后来还开了独奏会；1959年国庆十周年在上海与交响乐团合作演奏了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最有意思的是1960年，为了纪念李斯特逝世一百五十周年，要在北京民族宫演奏李斯特《E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丁善德先生从北京打电话来邀我出演，我说，“啊呀，我的小孩还没满月呢，我又几个月没练琴，怎么行呀？”丁先生说，“这首曲子你熟的，可以的。”我说，“让我试练一个星期再给你答复可好？”就这样，我就去了北京弹了李斯特《E大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另外，1959年以后的连续几届“上海之春”音乐节，都有“三代同堂”音乐会。小的是指在学的学生；中的是李名强、顾圣婴他们；老的就数蔡绍序先生、周小燕和我。一连几届，三代同堂。
赵晓生：您后来又去了哪些国家演奏？
吴乐懿：1954年刚回国，1955年就去了捷克和斯洛伐克,同年又去了芬兰。弹的是柴科夫斯基。后来又先后去了瑞典、保加利亚、南斯拉夫等国家。
赵晓生：近十年来，您还多次去美国和日本担任国际钢琴比赛评委，所以，欧、亚、美洲您都跑了一大半了。我还想提个与风格有关的问题。同一首曲子，许多人在演奏，对音乐风格的理解和处理常常有很大不同。您是怎样处理风格问题的？
吴乐懿：我认为，要演奏一首作品，总要先尊重作曲家，要懂得作曲家在说什么。对于年代久远的作品，应尽可能广泛地搜集资料，了解作曲家的背景，包括他们的民族特点、时代特点、性格特点，还有他们与周围艺术家的相互联系，可以从中了解他们的个性及思想、情感和风格特征的来源与基础。我在演奏当代中国作品时，只要作曲家还健在，我一定当面去向他请教，了解他的意图，他的要求。倘若完全按照自己的理解，则可能对，也可能不对，所以要谨慎对待。对于外国作品，第一，我终究是个中国人，那些作品对我来说不是mother tongue（母语），不是十分original（原本）的。所以，我尽可能要去接近那些“mother tongue”的人。比如，柴科夫斯基是俄罗斯作曲家，对他的协奏曲各种处理都有，但我比较相信我的教师查哈罗夫告诉我的，因为他是“mother tongue”。
赵晓生：您总的意思是要尊重作曲家的意图，不要过多地自作主张。现在有些学生喜欢学CD，学某个大师的演奏，但有些大师对音乐的处理可能很个性化。
吴乐懿：如果学生问我，某人弹得与乐谱上不一样，我会告诉他，每个演奏家性格不同，有些处理可能对他本人合适，对学生来说就不一定合适。再说，有些钢琴家已经是超级的了，成了世界上first class（第一流）演奏家，他们会改掉原作中的某些东西，包括节奏，节拍，强弱，甚至加减音符；对此，我本人并不喜欢。对于学生而言，先要按照谱上的要求，严格准确地弹奏。就像学写字，先要描红，写正楷，一上来不能乱草。所以，听录音是件好事，但要知道怎么听法。开始不了解这首曲子总的效果，听听录音，有个印象，然后就需要自己把音摸熟，尽可能弹得朴素些，准确些，规规矩矩地学。然后再听录音，看看人家有什么好的地方，择优而学，这是好的。但无论如何，不是什么东西都能学。比如rubato，就切忌乱学，东施效颦。rubato要适当，不能过分。要有一定范围，不能超出范围。一过分就会变样。莫扎特说，弹rubato时照样能打节拍机，就是这个意思。
赵晓生：现在比较困难的事就是rubato问题。
吴乐懿：是的。因为这东西太活。我希望学生自己理解、体会。有些东西实在难以言传。有的学生被你一引，就能做得恰到好处，而且有时做得比你更好。而有的学生一时难以体会，我宁可让他老老实实按拍子做。有时他们听了唱片就学，但太过分。我会告诉他：你这里不能这样做。他会说，某某人是这样做的。我会说：某某人和你不同啊！我只能说：我们还没有资格去批评霍洛维茨那一代的大演奏家呢！
赵晓生：当前钢琴热在全国范围方兴未艾，各省市都有成千上百人参加考级。您对考级有什么意见？
吴乐懿：近十年来，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的钢琴考级是件大好事，取得了很大成绩。首先，通过考级，大大推动了业余钢琴教学的群众性、普及性和人们学琴的积极性。其次，树立了业余钢琴教学的准则，使钢琴学习日趋规范化。同时，拓展了学生的视野，使他们更多更广地了解钢琴音乐文献的经典之作。但是，必须使学琴的学生及其家长都要明确，考级仅仅是程度测试，是阶段性地让习琴者了解自己的学习程度、进度及正规与否。考级不能也不应成为学琴的目的。现在有些孩子和家长或者为了攀比，或者急于求成，让孩子拼命跳级，这带有危险性。第一，我们让孩子学琴，是为了使他们真正学到一点东西，而不仅仅为了一张证书。第二，倘若这孩子是个好苗子，但一旦违背了循序渐进的客观规律，揠苗助长，反而会欲速不达。第三，如果孩子不适合以音乐为专业，他学琴本来很可以陶冶情操，获得乐趣。倘若过分施压，只会让孩子失去兴趣，引起逆反心理，见琴不喜反厌。总之，对大多数孩子而言，学音乐的确会改变他的思想、性情、素质,但要学得快活，开心。不要操之过急、迫之过甚。对少数确有才能、有向专业方向培养的潜力的好苗子，我们做教师的尤其要爱护他们，使他们健康地成长发展，尽早走上正规，不要糟蹋了他们的才能。
赵晓生：现在比较普遍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手指跑得飞快，但弹得不好听，或不够好听。
吴乐懿：在我担任系主任时，接待了不少外宾。他们听了我们学生的演奏后，多次的意见是相同的：“你们的technigue（技术）很好，就是music（音乐）太少。”身在音乐院，当然首先要有“音乐”。单纯搞技术会使演奏像部机器，没有灵魂。技术是手段，音乐是目的。如果一肚子音乐，一肚子天才，手指无从表达当然不行。弹琴就是要用手指传达内在的东西。但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人缺乏乐感，而是有些人过于偏重技术，不注重音乐表现。傅聪也说：“你们学生的技术是一流的，但音乐太少。”另外有一位外宾听了我们学生的弹奏后说：你们的手指都很干净，但“just note by note, but no phrase, no music”（“仅仅听到一个一个单个音的颗粒性，却没有乐句，没有音乐”）。
赵晓生：有的学生误解身体动得多就是乐感。
吴乐懿：一切多余的动作都是有害于音乐的。身体的动作是为了达到某种音乐的效果。声音做出来，动作才是有效的。演奏时被音乐所感，身子稍有动作是正常的。如果离开声音，漫无目的地乱动一气，这只能破坏演奏效果，破坏音乐形象，关键在于耳朵听。我们的许多学生不会听，或者根本不听。我们应当提倡良好的乐感，恰当的表现。在选乐曲方面，不要一味地求大求深求难，而应当把一首即使很短小、很浅的曲子弹得好，弹得动听。
赵晓生：您在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钢琴教授的同时，还担任上海东方钢琴学校的校长。能否谈谈？
吴乐懿：上海东方钢琴学校是民办的，办学一年半了。现有学生五十二人，分预备班、初一、初二三个班。一年半来，在封闭式的专业训练下，学生们演奏水平有了显著提高。现在，全国习琴儿童很多，但进专业学校学习的机会很少很少。现在有东方钢琴学校这样一类民办学校，可以使更多的少年儿童圆他们的“钢琴梦”,说不定以后在他们中间还会出现好的钢琴家呢。
赵晓生：您也是《钢琴艺术》杂志的顾问，能不能借此机会对这个杂志说几句话。
吴乐懿：现在办这个杂志非常好。我国的钢琴事业近年来有了许多进步与发展，同时也存在许多不足。我希望在这本杂志上，能开诚布公地提出问题，心平气和地讨论问题，同心协力地解决问题，以推动我国钢琴音乐事业的发展。我衷心希望我们的下一代能超过我们，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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