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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乃珊:我的事业在上海 我的家庭在上海
 
著名女作家程乃珊在上海有个温馨的家,丈夫严尔纯堪称模范丈夫,女儿天真可爱,聪慧过人。可是乃珊还是告别了上海这个令人羡慕的家去了香港。如今这个三口之家天各一方,分居三地:丈夫留守在上海,女儿飞越重洋去了美国留学,而她则在香港孤身奋斗拼搏,有时她只好在香港和上海两地往返走动……

金色的作家梦

程乃珊少女时代,曾作过一个金色的梦,梦想当作家,那是她在小学读书的时候。

时来运转,30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她却真的走上了文学创作道路,而且成了中国的专业作家。她定居香港后,仍天天笔耕不辍……

有人说,当今女作家容易走红。的确,当年程乃珊随着中篇小说《蓝屋》的发表,引起了国内外读者的关注。同时,江苏电视台把《蓝屋》搬上了屏幕,电视连续剧得到观众一致好评,又得了奖。于是,程乃珊脱颖而出,并随之越来越有名气了。

我第一次见到这位女作家,是1985年3月,在一个文学讲习会上。初一见面,真让人难以相信,程乃珊那时39岁,一头披肩秀发,衬托着一张丰满的脸,戴着一副醋酸大框架近视眼镜,把那圆圆的脸拉得长圆而美丽极了,脸面上施着一层淡淡的脂粉,涂抹了口红的双唇,使她显得更加年轻而秀气,一副大家闺秀的气质,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得多。她以清亮、明快的语言(多半是上海话),非常洒脱、柔情地向青年文学爱好者讲述自己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

第二次见到程乃珊,是在一个元宵节晚上。那夜细雨蒙蒙,她偕爱人严尔纯刚从庙会上观灯回来,在公园饭店二楼的一个房间里。她上身穿一件素花绸缎紧身棉衣,下身穿着一条正宗的牛仔裤,显得潇洒、活泼。他们夫妇怀着“夫妻观灯”后的愉快心情,接受了我的采访。

乃珊读小学和中学时代时,就十分喜欢作文,酷爱文学,一心想考上大学文学系,可是事与愿违,偏偏被录取在上海教育学院英语系。她认为从此与文学脱了钩,死了当作家的念头。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的“下只角”———棚户区的一所中学教初中英语,她性格热情奔放,热爱生活,关心周围同事,也关怀班里的学生,她平时生活在邻居中,熟悉群众的风俗习惯,彼此感情相通,碰在一起谈得来。一次她听人说,周围人的遭遇可写小说,甚至每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就是写小说的素材。是啊,十年动乱中乃珊亲身经历的和看到的许多事情都深深地震撼着她的心弦……

乃珊家有个邻居,是位德高望重的老学者,在“文化大革命”中惨遭迫害。一个幸福的家庭,被逼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仅存下一个小女儿与老学者相依为命……“四人帮”被粉碎后,程乃珊便决心用手中的笔,把这一家庭悲剧,这个老知识分子惨痛的历史遭遇写出来。于是,她用业余时间,写呀,写呀,心情激动,一发而不可收,将两个练习本写得密密麻麻。写好后,她先给要好的小姐妹阅读。哪知人们读后爱不释手,感动得流泪。你传我,我传她,不断被辗转流传,把本子传得已经破烂不堪了。以后被传读得连个影迹也没有了。好在她还留了个草稿,听了几个姐妹的劝说,又整理誊抄了一遍,虽然她对投稿信心不足,可还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把稿子卷着投进了邮筒。

一个星期后,程乃珊收到《上海文学》编辑部一封热情洋溢的来信,这封信也是决定了她以后走向文学道路的一个重要因素。信上说,来稿收到,我们阅后感到这个小说有新意,也有一定的文学基础,情节很感人……但还需要作些修改,希望抽空来编辑部面谈修改意见。

看信后,程乃珊万分高兴,难道小说就是这样写的?她激动得一夜没有睡好觉。第二天,她向学校请了假,气喘吁吁地来到编辑部,想不到接待她的编辑竟是著名作家费礼文和李楚城!就在他们的鼓励和指导下,程乃珊把小说反复作了一次、二次、三次,直到第七次的修改,终于发表在1979年7月号《上海文学》上。想不到就是这篇处女作《妈妈教唱的歌》,奠定了程乃珊走上文学之路,就是这第一篇小说,为她铺开了一条并不轻松而使她愉快,并不平坦而使她幸福的人生之旅!

她的香港情结

有人说,程乃珊成长于香港,因而与香港有缘。确实,她有难以排解的香港情结。她的出生地是上海,两岁的时候和父母亲去了香港,在那里度过了她金色的童年,一直读完小学四年级才跟父母一起回到上海,那是1956年,那年她正好10岁。是的,漫漫的8年香港生活,在乃珊幼小的心底埋下了深厚的感情。这些年来,在她的散文里经常回忆起她对香港的依恋,特别是对她的母校———香港中学附属小学。因而她在上海时参与了和校友们发起成立上海香岛中学校友会。

一个人幼年的记忆是十分美好的,因此程乃珊对香港情有独钟。

是的,乃珊的祖父程慕灏老先生,一直居住在香港。这位著名的银行家,16岁时背着一个小包裹,只身从浙江桐乡的乡间小道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滩谋生。他凭着自己的勤奋、才智和毅力,曾几何时,当他的小孙女乃珊呱呱坠地时,他已是上海乃至全国金融界的巨子之一。不久,他的事业发展到了香港。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国金融界的前辈、原中国银行总行常务董事、香港中国银行原总经理,曾长期在香港金融界服务。直到晚年,仍担任着香港中国银行的顾问。

1993年3月,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程乃珊的长篇小说《金融家》,作品描写了一个民族金融家的人生之路和他那个豪门望族的喜怒哀乐。小说中的主人公祝景臣一贫如洗闯入上海滩,几度春秋,历经坎坷,终于成为显赫的银行界巨头。这很显然,小说是以她自己的祖父的一生拼搏为背景的。《金融家》是乃珊原先计划创作的三部曲中的第一部。

程乃珊因为有祖父在香港这层关系,才有步程老先生的后尘要去香港谋求更大的发展。于是乃珊毅然告别上海幸福温馨的家和安定舒适的生活,只身去香港定居,诚然决非偶然。在她当年即将赴港时,乃珊曾对来访的记者说:“我祖父的一生,是一部历史,也是一部多卷集的长篇小说。我一直在搜集、记录他的传记资料,想好好地写出来。”但遗憾的是,就在她来到她深深地为之敬爱的老祖父身边一起生活、悉心照料后不久,这位94岁的老人却离他的孙女乃珊而去了……

当作家由偶然到必然

程乃珊走上文学道路看起来是偶然的。但她从小爱读文艺小说,是受到父母亲的影响所致。她的父母亲都是四十年代的大学生,他们有很好的文学、音乐和外语造诣,使她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文化和艺术熏陶。怪不得有人说她身上有艺术细胞,血液里就有许多文学的遗传因子呢!尤其是她的妈妈,虽然身为大家闺秀,却不是饱食终日的贵妇人,而是十分喜爱文学、音乐的知识型妇女。

当年,乃珊的母亲从圣约翰大学毕业后,没有工作,就在家里读书,也写过小说。母亲把第一篇小说投寄给当年上海的一家文学刊物,编辑认为小说基础较好,作些修改后可以发表。母亲曾把稿子修改过一次,后因战争爆发,刊物禁办,小说稿杳无音讯。在旧社会,一个酷爱文学的女子,没有机缘奔向文学之路,却走进了“蓝屋”,当起了“少奶奶”。生长在旧社会里的妈妈,没有今天女儿这样的机遇,跨进文学殿堂,但母亲有一定的文学素养,无论是在女儿的文学创作事业上,还是在女儿平时的服装打扮修饰上,妈妈都是女儿乃珊信得过的“参谋”,乃珊为此而自豪。她常常当着妈妈的面对朋友们说:“母亲既是我的老师,又是我的朋友,我们母女间没有代沟!”

“我永不放弃我的笔,不是为了别的什么,只因为非得这样不可。否则,我就———完了!”程乃珊这样自信地对我说。确实,她借助于手中那支笔,终于从不见风雨的“蓝屋”那狭窄的天地里走出来了,让目光越过鸿沟,寻觅着外部世界的绿色和阳光。

程乃珊步入文坛,她是十分感谢《上海文学》编辑部的,她十分感谢老作家、编辑李楚城和费礼文的鼓励、帮助,以及他们辛勤而崇高的“为他人作嫁衣”的劳动。假如乃珊的第一篇小说寄出后,一月、二月、三月……没有音讯,含辛茹苦写成的作品,犹如石沉大海,试想作者的心情怎么样呢?程乃珊会失去信心,也就不会有今天登上文坛的程乃珊!是的,比较有质量的第一篇作品的发表与否,往往决定着一个人的道路、命运和未来。

自从程乃珊发表了第一篇小说之后,就有一些文学杂志的编辑联系上门来约稿了。同时,有不少读者写信给她,和她商讨创作问题,和她谈读后感。一篇小说,把乃珊引向了社会,引进了千百个读者中。从此,她感觉到自己肩上责任之重大,写作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增强了。于是,乃珊就写出了第二篇、第三篇……


程乃珊:因为我没有其他的城市生活过,而且我确实喜欢上海,上海是全中国最好的城市。如果你觉得这是我的优越感的话,那就是吧。

  网友:您觉得您文章中对上海动态的描绘,是一种纪录,还是一种诉说,或者说是一种构思?

  程乃珊:我觉得是一种纪录。

  网友:上海和香港,你更喜欢哪儿呢?能谈谈两个城市的异同吗?作家大多有自恋情结,你觉得是这样吗?

  程乃珊:其实我做怕这种很绝对的问题,就是非此即彼,因为上海和香港对我来说都是渊源深厚,我出生后十六个月就去了香港,然后十二岁回到了上海,90年的时候我做为一个作家又去了香港,断断续续生活了十年,又回到上海,所以我觉得上海和香港已经深深融入了我的生活,我的事业在上海,上海成全了我的事业,我的家庭在上海,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对上海感情可能更深了。我觉得中国有了这两个城市了才使他在国际更能体现他的都市化和摩登风情。但是香港有150多年的殖民化,我们现在无形当中,现代化往往等同于西方化,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香港的现代化方面比上海更成熟些,但是香港的繁华其实是因为大批的上海的移民南下来带去的,所以香港的繁华应该拜谢当年上海繁华的南移。上海有50多年的沉默,但是现在上海已经起步了,我觉得一旦上海起步,他的发展潜力远非香港能比拟的。不一定是自恋情结,但肯定是他自己熟悉的,可能读者往往会有这种误解。

  网友:你是一个内心很细腻丰富,也很精致的作家,你也应该是很有创作潜力的作家。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你与王小鹰的文学创作可以说是走在王安忆前面的。可近年来的你好象不怎么写小说了,尤其不写长篇小说了,那是什么原因呢?你目前或者以后,还有写小说的打算吗?

  程乃珊:其实我一直有写,我正在酝酿一部小说《曲终人不散》,我确实觉得近几年写长篇小说越来越难写,首先现在不同八十年代,读者本身的生活色彩缤纷,本身就是一部长篇小说,像八十年代很容易一炮而红的小说,现在越来越难了,但作为一个作家,总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有反响,现在能引起反响的小说的相对比较小,这也是另让我不敢下笔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除非酝酿很成熟,体裁要很吸引人,所以于其出了小说无人问津,而不如充分酝酿,找到一个好的切合点。

  网友:看你现在的文章,大多是写一些随笔或者怀旧类的文章,尽管你的文章仍然精致,同时也使读者了解了许多上海风情。可与那个时期相比,你觉得自己现在的文学创作是成熟了还是有些媚俗?是你内心有这样的倾诉愿望,还是觉得这些文章可能有更大的阅读场?

  程乃珊: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我内心有这样的一愿望,我从来不认为我的文章是怀旧的,因为怀旧是静止的,写旧上海的文章和上海的电视剧中间的细节就说明他们就没有好好的研究过上海的历史,还有现在今天有很多的包括教育改革就根扎于上海历史文化的中间,所以我们要把今天的改革做好,就首先要了解他的根底和源头。我们上海的制造业的、服务业、就业、大学的改革,小的方面就是我们的休闲文化并不是横空出世的,他们不是无本之木,我觉得上海就是一个都会,都会不同于大城市,大城市就是面积大,人口多,而都会就需一个引领作用,所以我觉得我们爱一个城市,你就会自然而然了解它的历史,了解就更爱了,爱了就更想了解他。

  网友:很喜欢您笔下的老上海,让我们80年代出生的人非常向往,请问您最近还会有新的作品吗?非常期待!

  程乃珊:很谢谢,最近我写实的,我很喜欢做一些关于上海写实的文章,包括关于上海建设的散文,还有和上海有名画家贺友直的合作,他很提携我。还有我在准备一篇长篇小说。80年代是我的文学创造的黄金时代,我也希望新世纪是我另一个高峰。

  网友:作为一个已经在香港定居的女作家,为什么却还依然会长期生活在上海呢,是出于写作的原因还是出于生存的原因呢?

  程乃珊:说是说我在香港定居,但是我经常来往上海的,现在近几天我一直在上海,写作的原因也有,生存的原因也有。另外还有我程乃珊:说是说我在香港定居,但是我经常来往上海的,现在近几天我一直在上海,写作的原因也有,生存的原因也有。另外还有我的上海的眷恋,特别现在对上海的关注都越来越热,就更促使我觉得上海大有可写的地方,而且只有人在上海对写上海才会更有利。的上海的眷恋,特别现在对上海的关注都越来越热,就更促使我觉得上海大有可写的地方,而且只有人在上海对写上海才会更有利。

  网友:你是怎样才走上写作这一条道路的啊?可以对老上海如此之了解让我好钦佩啊!可以谈谈你在写作中遇到的具体问题是如何解决的(请举例说明一下)。

  程乃珊:我觉得走上写作这个道路有很多因素,当然我从小比较写作的,好像在我的学生时代,我的作文在学校里就比较有小名气,如果将来能当个作家就好了,可是同时这个时代不可能有这个机会,但是我们幸运,这好赶上文学的春天,我的第一篇小说《妈妈教唱的歌》就是在上海文学发表的,当时我陪到几个很好的编辑老师。如果没有十年文化革命的那个阶段,可能不一定我会走上这条路。我从来没有分过老上海,新上海,上海就是上海,我们家四代都在上海,因为四代在上海,可能从小和长辈在一起,所以保留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即使是在文化革命,上海传统的上海生活对我影响很深,所以我们的亲戚是很广的,所以越来越体会上海对我的影响很深。所以我觉得了解上海是从生活中来的,并非刻意的,但是现在我因为我要写上海,我要很认真的,不能凭着感性,要很有心的要去找一些理论依据。

  网友:程老师,我很小就爱读您的小说,非常之引人入胜,但自从您去了香港,我再也感受不到你作为海派女作家的味道了,希望您能考虑回到上海来住,好吗?

  程乃珊:谢谢你,我现在已经回到上海了。

  网友:看了《吾家有女初长成》,不知您的女儿现在情况如何了?

  程乃珊:谢谢你关心我的女儿,我女儿现在美国加洲,她现在有一周岁的儿子,她非常享受她的全职妈妈的生活。

  网友:上海的时尚、现代似乎过多的掩盖了古老的文化传统。你是如何看待上海的文化和历史底蕴的?

  程乃珊:我觉得文明的发展是要付出代价的,其实不但但是上海,工业革命已经把古老的文明送进了博物馆,比如缝纫机的发明,他解决了速度和效益,这样就降低了产品的成本,造福广大平民,但是它也带走了“女红”文化,细致的手工缝纫,包括那种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的这种意境很淡然了,所以这是很无奈的,所以我为什么要是记录这些东西,就是让后代知道我们曾经有过的文化。

  网友:在过去,很多生活困难的人把文学看成了敲门砖,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可是你的生活并不困难,那么对你来说文学是什么呢?

  程乃珊:对我来说文化是一个爱好,是我一个寄托,文学创作令我觉得有一种成就感。

  网友:老上海的优雅已经被张爱玲和您及其他几位写尽了,您觉得现在的上海还有什么好写的吗?

  程乃珊:我觉得上海好写的东西太多了,上海一样有企业家,有外国人,有创造者。曾经上海人的方言中外国人等同于好的概念,比如,为了表示这个地方好,就说人家外国人都去那个地方,后来外国人在上海变成外宾,宾就是客人,和上海的生活完全不相干了,现在叫老外,现在外国人已经没有那种优越感,所以光一个外国人,就有那么多好写,所以现在可以大写特写的好多,比如动迁,比如出国,还有异国婚恋,这些都是上海的新话题,可以写的太多了。

  程乃珊:时间差不多了,很高兴和大家聊天,虽然彼此没有见过面,但是我能感觉到读者的那份关怀,所以我会更努力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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