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就是践耳当年背着几十斤重的老式录音机录下来的东西，都是他的宝贝啊。他那时候拿回来就天天反复抱着听，白天黑夜地听，家里人都烦了，他还是这样坚持着听了半年。”
朱践耳创作的《天地人和》在上海音乐厅奏响。
交响乐、唢呐、古琴、民间原生态音乐、京剧吟唱，这一切的元素都混杂交织在一个夜晚，令人耳眩神迷。
一位63岁才开始创作第一部交响曲、在现代交响乐上的探索比谭盾还要早的老人，坐在我们面前，语速安详而冷静，丝毫没有现代派艺术家引为标签的张扬与高深。只有在描述他的作品时，他才会冷不丁地带着激情向你大声模拟那些音乐。
从上世纪50年代的《唱支山歌给党听》到60年代的《接过雷锋的枪》，从70年代的《第一交响曲》到今天创作出10部中国现代交响乐，朱践耳一直没有停止过创作的脚步。在出版了国内首部个人交响作品集之后，他又拿出了自己近20年来最有代表性的4部交响乐作品，组合而成《天地人和》，并入围2003年－2004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第二批初选剧目，这也是交响作品首次入围精品工程。
面对《第一财经日报》的专访，这位82岁的老人一直有着疑惑：“我这么大岁数的人了，这些经历年轻人能理解吗？你们会感兴趣吗？”
跟随聂耳，不灭心中梦想之旅
朱践耳并非出自音乐世家，3岁丧父的他自小就生活在与世隔绝的家庭环境中，这造成了他内向和自闭的性格。
初中时朱践耳偶然拿到一把口琴，这算是他接触到的第一个乐器，“第一次吹就发现里面居然能产生一些合音，嘴张大一点就能多一个音，再大一点再多一个。”朱践耳笑着回想起这些片断，仍觉得这是他和音乐的一种缘分。因为在此之前，他根本不知道口琴怎么吹，更不知道何谓和弦。
初三时，朱践耳遇到自己“音乐和政治上的启蒙人”，这个和他交往甚密的同班同学，不仅让朱践耳认识了革命，还让他真正认识了音乐。一次两人去听音乐会，同学回来后马上就会凭记忆弹奏贺渌汀的《牧童短笛》。“他居然能记住每一个旋律，然后流畅地在钢琴上弹奏，我就站在一边痴痴地听。他边弹边描绘想象中的图画：草地，天是那么蓝，牧童吹着短笛……那时我完全陶醉了。”此后朱践耳开始自学钢琴，同时参加了石人望（著名口琴家）的学习班。
高中毕业后，朱践耳没有如父母期待的那样学土木工程，而是作出了一个令周围人惊讶的决定———学音乐。而当初引领他入门的那个同学因为现实的压力已经抛却了最初对音乐的理想，反过来给了他一瓢冷水：“搞音乐要饿死的”。但内向而执着的朱践耳不为所动，他只身上路了。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上海租界，亲友们都先后去了苏北抗日根据地，朱践耳因气管出血卧在病榻，只得独自留驻“孤岛”；就是这4年，无意间将他与交响乐无声地联系在一起。“那时候一吐血就是半缸，什么药都没用。日本人进上海后把收音机全没收了，我偷偷借了一部，调到法国、德国和前苏联的国家电台里，听到了大量的交响乐。那时候整个人沉浸在音乐中以求解脱，每天不断地听，把柴可夫斯基的《悲怆》里面撕心裂肺的感觉都听出来了，奇怪的是我听《悲怆》不但不觉得悲观厌世，反而从中获得了一种力量。”
精神上的痛苦往往是创作的源泉。那时候的朱践耳开始构思交响乐，并坚定了自己的信念，一定要完成聂耳未遂的心愿———到前苏联学习作曲。就在这个时候，他第一次在自己的诗篇上署名“践耳”。“聂耳如果没有走得那么早，他一定是中国的贝多芬。我改名‘践耳’，就是一心想继续走他没走完的路。”聂耳那些关注现实民生、充满激情的歌曲撼动着朱践耳的心魂，给他植下了音乐之梦。所以，当朱践耳得知在1955年选派前苏联留学生的名单里竟然有他时，那一刻，他觉得自己的命运真的要与聂耳跨越时空接轨了。
没有受过科班式专业教育的朱践耳，凭着自己丰富的生活经历和民族音乐素养，开始了他一生中第一个创作的黄金期，创作了钢琴曲、合唱、双簧管独奏、弦乐四重奏、交响诗等大量作品。他的代表作之一管弦乐《节日序曲》也是完成于那个时期，这部作品还被苏联国家广播电视台作为永久保留曲目收藏。
聂耳的梦，似乎慢慢在他的笔下清晰起来。当1960年朱践耳回国的时候，他带回的是一个中国交响乐的梦想。然而当1962年《英雄的诗篇》在上海首演时，观众的评价却不尽如意，他们普遍认为这“太洋了”。朱践耳惶惑了。在那个政治色彩浓烈的时候，“洋”早已不仅仅是艺术风格的断语，而是“脱离群众”和“西化”的代名词了。无奈中，朱践耳于次年拿出了一个修改稿，这时候“洋”味没了，群众听懂了，但同时艺术的光芒也没了。中国音乐的根究竟在哪里？朱践耳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
寻访采风，融汇东西方音乐
1981年，60岁的朱践耳开始提着简陋的小录音机走乡串寨，收集西藏、云南、贵州等少数民族的音乐，记录那些玄妙而天然的音符。
在贵州黎平县的一个小镇，朱践耳听当地人说不远的地方有个芦笙比赛，于是便赶去看。当地人嘴里2小时的路程，让走不惯山路的朱践耳走了足足有4个小时。在翻过了一座又一座山终于到达那里时，朱践耳几乎累垮。但当他看到那壮观的场面，什么疲劳也没有了。山坳上，一个个来自各村各寨的芦笙队，每队约有二三十人，其中最大的芦笙足有一丈多高。一同吹起来就像一架大管风琴。更奇特的是每个队的调性都不相同，十个队就有十个调。当四五个队同时吹起来，成了尖锐的平行大音块，真是气势雄壮，山谷震荡！
朱践耳非常吃惊，在这么偏僻的山沟里，他居然听到了西方现代派音乐！
到了傍晚时，随着一个芦笙队进入寨子，他又听到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音乐：侗族大歌。五声音阶的曲调，配上三度和声，姑娘们用朴素的大本嗓唱来，非常悦耳动听。到了半夜，朱践耳刚刚躺下，隐约从天外飘来一阵“非人间”的音乐。完全摸不清它是什么音阶调式，全是五声、七声以外的微分音。朱践耳循声而去走进一个农家，只见篝火边一对青年男女相互依偎着，小声地哼着琵琶歌。这些青年正是白天唱侗族大歌的那些人。如此不同的两种音律、两种调式，他们却能自如地掌握，而且唱出绝不相似的韵味和情趣来。
朱践耳深深感到民间音乐的多样性和兼容性，采风回来之后，他就写了组曲《黔岭素描》。第一乐章《赛芦笙》就是受此启发，用弦乐组、木管组、铜管组分别代表三个芦笙队，用三种不同调性和不同节奏，再配上三种不同性格的曲调形成多调性、多音色、多节奏、多旋律的重叠，错落有致、张弛有序、起伏有趣。
后来，朱践耳又分别在云南西藏长年生活，他发现在民间音乐中，多调性是普遍存在的，而且特殊调式、特殊音律、微分音、非常规节拍间频繁自如地转调。这与西方现代作曲技巧不谋而合，这种“不谋而合”在朱践耳看来也并不出于偶然。“现代技法有不少就是来自民间音乐，特别是东方的音乐。西方19世纪的欧洲和声、配器与民族音乐格格不入；而比较陌生的、听来不顺耳的近现代西方作曲技法，反倒和我们的民间音乐有不少相通之处。”朱践耳也因此找到了某些现代作曲技法的“根”，或者说找到了中西音乐文化的结合点。因而朱践耳民间音乐之行也可以说是一次“寻根记”。
在朱践耳夫人的指引下，我们看到了装满整整两个箱子的录音带，“这些就是践耳当年背着几十斤重的老式录音机录下来的东西，都是他的宝贝啊。他那时候拿回来就天天反复抱着听，白天黑夜地听，家里人都烦了，他还是这样坚持着听了半年。”拿着这些宝贝，朱践耳更确定了自己的方向：要做有中国特色的现代交响乐。1990年，朱践耳作为中国作曲家、也是亚洲作曲家，首次获得第16届瑞士玛丽·何塞皇后国际作曲比赛大奖———朱践耳选择了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艺术格局相交融，这样的交响乐才是中国的。
“从发展前景来看，西方音乐似乎已面临困境，资源几乎开掘殆尽。相比之下，东方音乐（特别是中国音乐）还有大片大片的未开垦的处女地，蕴藏着无比丰富的、不可取代的艺术魅力和生命力，完全可以大有作为，前途无量。”在自己的自述《圆梦》中，朱践耳这样阐述着自己坚定的信念。
20年间，朱践耳写出了10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现代交响乐，这个数字，是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用毅力制造出的传奇。
显赫家族，只留悲悯秉性
关于他的整个家族，朱践耳总不愿多提及。尽管这个家族曾经显赫一时。
“叉袋角（地名）朱家”这是上海老一辈人都知道的大家族。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个民办纺织厂的创始人，朱践耳的祖父朱鸿度曾经富甲一方。但朱践耳从年轻时就与这个大家族保持着一种疏离。那些浮华与豪奢不是他所喜好的，原名荣实的他，更喜欢的是那个“实”字。“我名字里的‘荣’是荣宗耀祖的意思，封建色彩太浓。我喜欢‘实’，践耳取的就是实践之意。”
母亲的影响一直存在于朱践耳性格之中的。“母亲从小就教导我们节俭，但她对穷人却是乐善好施的。家庭给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要有慈悲之心，有正义感。”悲悯情怀，成了朱践耳音乐中最重要的主题。
朱践耳多年创作的艰难可谓冷暖自知。“我亲身体验了作严肃音乐的难处，无论是道义上还是经济上都没有支持。法国政府文化部会出钱请作曲家创作，电台也会为作曲家免费录音，有的国家民间有基金会赞助，但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们提到朱践耳去年向上海音乐学院作曲系捐赠自己位于上海瑞金路上一套价值200多万元的房子时，老人淡然一笑，“我没有能力做别的，这就算是我给学生们做的一点补贴吧，他们出版、录音都很需要钱的。”
朱践耳的孩子们都为父亲的决定签了字，这其中，包括他下岗的儿子。
“我不想给孩子们留下遗产，那会害了他们。”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