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法国文学家小仲马在谈到由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谱曲的歌剧《茶花女》时，曾谦虚地赞许说：“ 50 年后，也许谁都不记得我的小说《茶花女》了，可是，威尔第却使它成了不朽的”。 20 世纪 60 年代在我国歌剧舞台上推出的歌剧《江姐》（阎肃编剧，羊鸣、姜春阳、金砂谱曲）至今也已 30 余年了，毫无疑问，歌剧的原著长篇小说《红岩》是一部杰作，但似乎也是歌剧《江姐》，特别是该剧的主题歌《红梅赞》使它更长久、更广泛、更深入地为人们所熟知、所热爱、所欣赏。
《红梅赞》这一贯穿全剧的主题歌，成功地塑造了歌剧女主人公既具有大气磅薄、气吞山河之势，又具有委婉、柔韧之美的中华民族的女英雄的高大、光辉的形象，成为中国歌剧舞台上的不朽的人物。为此，我们得感谢在中国新歌剧园地辛勤耕耘的人 —— 羊鸣及与其合作的艺术家们。
1934 年 7 月 31 日羊鸣出生于山东长岛县。7岁时因家境贫寒不得不背井离乡，随父亲迁至辽宁宽甸县，虽说家里日子并不富裕，但还是送他上了学。 1947 年春，宽甸县解放时，正在小学读书的小羊鸣当上了儿童团长。土地改革运动中他非常活跃，什么唱歌、跳舞、演戏等活动他都积极参加。同年冬季小羊鸣自报 15 岁（比实际年龄大 2 岁），并将略有些女孩子气的原名杨培兰改为杨明，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部队的同志看着眼前这个英俊的“小伙子”好不喜欢，对他说：你干脆当文艺兵吧！就这样，这个世代与音乐无缘的羊鸣加入到了部队的文工团 —— 安东（现丹东）军区文工团。
到了文工团，什么都新鲜，先是跳秧歌歌舞，在歌剧里扮演人小角色，还做舞美工作等，由于他兴趣和爱好广泛，加之天资聪颖，很快便学会了打击乐、吹长笛、拉小提琴等，于是又“改行”到乐队工作。大乐队里小羊鸣的视野更加开阔了，最让他佩服的是乐队的队长，不光是小提琴拉得好，还擅长作曲。当时的 7 个音符对小羊鸣来说是很神秘的，可被队长魔术般地变化之后则成了朗朗上口、美妙动听的歌曲。作曲这一新的专业使小羊鸣着了迷。他萌发了要当作曲家的念头。在回忆这段往事的时候羊鸣说道：“由于害怕别人取笑，我要求队长保守‘秘密'，按着制订好的‘地下教学'方案开始了启蒙学习：每次我把音乐习作偷偷放在队长褥子底下，队长在晚上熄灯前抽空给予修改，并在原稿上注明为什么要这样改，还有什么要求等等，第 2 天我在原地偷偷取回修改稿，仔细地理解、斟酌、思考，象小苗吮吸着甘露那样反反复复地领会，一步步地提高。赶上节假日，队长还要集中时间传授技艺，总结经验。纸里包不住火，‘地下'活动很快被人察觉。一时‘小羊鸣作曲罗'的说法一哄而起，一度成为团里一些人的笑谈。记得有一次我大着胆子将自认为写得不错的曲子拿给音乐教员兼指挥看，教员默读了几遍之后，用左手掐着鼻子发出了‘咩咩'的声音，打趣的说：‘小杨明啊小杨明，这曲子可真成羊鸣了'。把羊鸣定为自己的笔名就是由此时开始的，小小的杨明竟有如此的勇气和心胸，确是令人佩服。
谈及过去，羊鸣怎么也忘不了那位可亲、可敬的队长对自己的帮助。队长常说的一名话：“要成为人民的音乐家，首先要了解人民，学习人民的艺术。”成了羊鸣的座右铭。在队长的影响下，每到一个新的地方，羊鸣都同队长到民间去收集那里的民歌、乐曲等，他们采访民间歌手，艺人及庙里的和尚、道士等，从民族、民间音乐中吸取了大量的养份，为他以后的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通过学习和积累，羊鸣进步很快。 1949 年冬，羊鸣写出了一道较为成功的歌曲《庆新年》，寄给东北军区《部队文艺》编辑部。功夫不负有心人，没过多久，《部队文艺》 12 月期刊上发表了他的作品并寄来了稿费，羊鸣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我简直不知该如何与战友们分享这小小成功带来的喜悦！对一个醉心于作曲的初学者，这是多么大的鼓励呀！这首幼稚、浅薄、近似‘呀呀'学语的处女作，是经过一番刻苦摸索后留下的第一个脚印，也是走向音乐创作高峰的起点，也为以后的创作下了力量、信心和希望的种子。”此时，屋外是三九严寒，天空飘鹅毛大雪，但羊鸣的周身却是热血沸腾。他立志要写出更高水平的作品。在领导和同志们的支持下，羊鸣开始了业余为团里搞创作的工作，这是他人生旅途上的一个重大转折点。 1950 年羊鸣调到东北空军政治部文工团，从事专业作曲的工作，这是一个新的起点，他异常兴奋，浑身有使不完的力气。可是投入到工作中之后却感到有劲使不上，不知如何是好，他陷入了迷惘，是啊，原来的基础差，要想使原有的水平再提高一步是非常难的，苦恼中他提笔给著名的作曲家马可写了封信，在信中诉说了自己的苦衷。马可在信中写道：“深入火热的斗争生活，熟翻工农兵和学习专业理论技巧，是革命的音乐工作者不可缺少的两个基本功。如果条件允许，最好两者兼顾，如不允许，你就先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吧！在斗争中挤时间学习提高。”来信还写到“在学习专业知识上，没有什么特别的捷径和窍门可寻，只有两个字 —— 刻苦！”如此一番语重心长的话对于当时处于苦闷中的羊鸣来说，犹如甘霖一般点滴在他那干渴的心头，开始了更加刻苦勤奋地学习。
此时鸭绿江畔起了战火，抗美援朝的战争开始了，作为一名部队的文艺战士，羊鸣自觉地投入到这场正义的战斗中去。在多次去朝鲜战场进行慰问和采访过程中，羊鸣被许多英雄事迹深深打动。在为大型歌剧《一个志愿》（编剧：于萃林）作曲时投入了自己炽热的感情，并亲自指挥进行公演，这是羊鸣作曲的第一部歌剧，也可以说正是由此，羊鸣同歌剧事业结下了不解之缘。这一时期他还创作了一些声乐作品，同时还自修了和声学等音乐理论。生活中经常与莫扎特、贝多芬、柴可夫斯基等音乐大师的音乐为伴，一有时间就琢磨、分析世界上著名作曲家的作品，自觉地增长和提高音乐素质。
1953 年，羊鸣考上了东北音乐专科学校（沈阳音乐学院前身）这是一所具有光荣革命传统和严格治校的音乐学府，始建于革命圣地延安，就是赫赫有名的延安“鲁艺”，羊鸣怀着极大的热忱一入校便扎进视唱练耳、和声、复调、配器、曲式、民族民间音乐等专业课里如饥似渴地学习。原来在文工团搞创作因为基础差他吃尽了苦头，要抓紧时间努力地学：教室里听课 —— 宿舍中作题 —— 图书馆里浏览 —— 琴房里弹钢琴成了每天学习生活的四部曲。我在采访羊鸣时他曾对我说：“由于条件和环境的原由， 19 岁之前没接触过钢琴，进了学校这下可好了，玩命地练。”是呀，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哪有机会接触钢琴呢？学校老师们的敬业精神也深深地感染着他，至今时隔近 40 年了，提及他的老师李劫夫、霍存慧、邱仲广、杨绍谦等人时无不怀着尊敬的心情。在学校的三年里，他的学习成绩优良，是优秀学生，为他以后学有所成打下了牢固的基础。说到这儿，还有一段插曲：就在羊鸣还有不到一年的学习即将毕业之时，他所在单位要求羊鸣停止学习，回单位工作，不然就按复员处理。权衡利弊之后他果断地选择了后者，脱下了军装，将学习坚持下去直到毕业，后来沈阳空政文工团又因工作需要将羊鸣二次入征办回团里。人材不能外流，该团为空军办了一件好事，不然也许今天我们就听不到歌剧《江姐》那激昂婉转，优美动听的音乐了。
3 年的学习生活结束了，为了鞭策自己，他给自己定了两条原则：“一是毕业了，不能是学习的完结，而是学习的继续；二是学习了专业技巧，不能因此而捆住自己的手脚，相反，应该更富于创造性，因为没有创造就谈不上创作。”从这两条原则上我们不难看出，羊鸣在艺术上是严肃认真的，有更高的追求。正是这样才使得羊鸣成为在事业上成功，在艺术上颇有建树的作曲家。 1958 年，羊鸣由沈阳调到北京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工作，这无疑在艺术创作上对他是个促进。从 1958 年至 1962 年这 4 年的时间是羊鸣艺术创作的第一个繁荣阶段，作品趋于成熟，陆续写一些好作品；如歌曲《山歌向着青天唱》（四川民谣 1959 年作）。此曲以四川民歌为素材，歌曲明亮、高亢、婉转、辽阔，是一首三段体的独唱歌曲。许多歌唱家都演唱了此曲，包括现已谢世的著名歌唱家张权女士；至今音乐院校把它做为教材。 1961 年羊鸣为空军官兵创作了一道著名的歌曲《我爱祖国的蓝天》（阎肃词），此曲一经演唱便不胫而走，在全国广为流传。这是一道 3/4 拍节奏的歌曲，一般创作部队歌曲大都是 2/4 或 4/4 拍节奏的，主要是适合军队士兵在行进中歌唱，容易把雄壮有力的气概唱出来，而《我爱祖国的蓝天》则打破了常规以 3/4 拍节奏来写军歌，前奏是号角般的。
全曲是以大调式为主，但歌唱部份的起名却是小调式色彩的。
歌曲悠扬、婉转，把飞行员热爱祖国蓝天，自由翱翔的心态抒发的淋漓尽致，可以说是一种成功的突破， 30 多年来为人们所传唱，在从多军歌中称得上是一枝独秀。与姜春阳合作的《焦玉禄我们的好书记》（剑兵词）等歌曲在 60 年代也广为流传。
在歌剧音乐创作上羊鸣于 1959 年同姜春阳合作为大型歌剧《牡丹江畔》（编剧：肖驰、阎肃等）谱曲，并由他指挥参加了第二届全军文艺汇演后反响很大，得到了广泛的好评，国内许多演出团体都排了该剧并进行公演。羊鸣开始走向成熟了，同时也坚定了他从事歌剧音乐创作的信心。
1962 年至 1964 年是羊鸣音乐创作最为辉煌，也是最难忘怀的一个时期。 1962 年春季，空政文工团准备排演一部根据小说《红岩》改编的大型歌剧《江姐》。 10 月，剧本出来了。羊鸣带着姜春阳、金砂去四川采风，体验生活，走访了江姐生前的战友和老游击队员并参观了渣滓洞、白公馆、华莹山等旧址，了解了大量的第一手感性资料，同时学习四川当地的戏曲，搜集了大量的民歌等音乐素材，于 1963 年 3 月完成初稿。经过审听，认为初稿本身存在许多问题，一是剧本结构及唱腔安排较散，二是在塑造人物方面特别是主人公江姐的唱段及音乐形象不够鲜明，不突出，一般化；三是音乐语言不亲切、不朴实，还没有摆脱“洋框框”，四是在音乐素材的选用上生搬硬套当地的音调听后使人有一种“古里古怪”不易接受，印象不深刻的感觉。怎么办？推倒重来！搞艺术创作，尤其是精品，来不得半点马虎；要想使作品有不配的生命力就要经得起推敲。他们学习了周恩情为总理对艺术创作要“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指示，于同年四月份再一次涉蜀道、下江南，去浙江、上海等地采风，进一步了解熟悉川剧，四川清音、扬琴、豫剧、赵剧、杭剧、沪剧、杭州道情、金华滩簧等地方戏曲和说唱音乐。此行收获不小，满载而归。回到北京他们没有急于下笔，而是对剧情，对江姐这一角色进行分析和研究：江姐这位中国解放前夜即将看到曙光的女共产党员，这一为共产主义奋斗而英勇献身的女英雄，她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音乐上如何塑造她的形象呢？羊鸣陷入了沉思。音乐是歌剧的灵魂，而主题音乐则是灵魂中的灵魂，羊鸣整日徜徉在大量的音乐素材之中，写的乐谱改了又改总是不理想。他的脾气变得暴躁，平日寡言少语，坐卧不安，全身心地投入到创作之中；江姐做为女人是一个感情细腻、外柔内刚的人，做为一名共产党员她对党忠诚，对同志无限热爱，胸怀宽广，以党的利益为重，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不怕流血，不怕杀头，在敌人面前不畏强暴，充分体现出一个共产主义战士应有的高风亮节……；储存在脑海里的各种音乐素材象电影一般展现在他的眼前：
这短短的几个音的杭州滩簧不正是他苦思冥想、日夜追求属于江姐音乐形象的旋律吗！他激动不已，拿起笔在纸上写出了：
但还觉得不够舒展，于是将“红梅开”的“梅开”两字将旋律线条扬了起来，接着一小节的拖腔将扬起的旋律进一步的拉开，使得开头两小节的旋律听起来既奔放舒展又亲切婉转，好一个神来之笔！接下去的第二名是以第一名主题发展出来的：
旋律由高到低起伏跌荡更富有戏剧性。第三句节奏有了变化。
这里的采用了四川清音哈哈腔的手法， f-f 一个八度的大跳强化了江姐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的刚毅之气。第四句：
“向阳开”这半句的重复把江姐对党的忠诚与热爱充分地表现了出来。第二段运用了齐唱的手法，在节奏上略有变化，加强了力度，使歌曲有了发展。这首两段体的歌第一段节奏稍慢自由地，第二段带有进行节奏，这一对比使全曲浑然一体，一气呵成，江姐的音乐形象延生了。
在谈及江姐所有唱腔的设计时羊鸣这样说：“《红梅赞》代表了江姐的主题，所有以后的唱腔都是以它为基础，在速度、节奏及旋律上加以变化（我们学习了戏曲中常用的那种变头不变尾、变尾不变头、同腔不同过门的变化手法）、创新、发展来表现江姐内心情绪和戏剧冲突。”歌剧《江姐》在音乐中大量地借鉴、运用、发展和吸收了我国民族民间音乐的精华。“第六场《我为共产主义把青春贡献》这段唱腔，它的结构近似对曲中的慢板—紧板—慢板—清板—流水—快板—原板；第三场双枪老太婆的《干革命后继有人》这段唱腔又近似导板—回龙—快板—散板。另外在板腔体的基础上，还采用了近似联曲的形式，如最后一场江姐赴刑场前所唱的《五洲人民齐欢笑》这首大段唱腔，这样，不仅可以使人物音乐不零散，既集中又有变化，不管戏剧冲突怎样强烈，人物感情怎样复杂，大体都可以概括到一系列的板式中来。”
歌剧《江姐》运用了川剧中一些表现手段来丰富歌剧音乐，如川剧高腔中的“帮腔”形式，及“曲里夹白、白里夹唱“的手法，通过演出效果极佳，在剧中非常生动自如，使人耳目一新，真是妙不可言。在音乐风格上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它以四川音调、风格为主，南北嫁接、兼容并包，从南、北方戏曲和民间音乐中吸取精华和养料，以创作出动听、感人、古富多彩、耐人寻味、性格鲜明的歌剧音乐。《红梅赞》就是《江姐》里最典型，最具有代有性的。羊鸣他们曾八易其稿，其反复修改 20 多次才有了今天的《红梅赞》。
歌剧《江姐》在音乐创作上可以说是为中国歌剧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这一点羊鸣功不可没。在谈到创作体会时羊鸣说到：“歌剧《江姐》是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为指导思想。那是我们大都 30 岁左右，不论从经验、阅历上都还力不从心，《江姐》的创作受益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哺育，受益于现实生活的感染。在如何运用民族音乐素材上，我得力于以李劫夫为校长的东北音专重视中国戏曲、曲艺及散布在中华大地上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民歌；较好地解决了音乐语言问题，这是‘鲁艺'的优势”。而扎根民众之中，广泛采集音乐素材则是得力于他的队长，尔后到东北音专学习又发扬光大了。
歌剧《江姐》于 1964 年 9 月首演，反映非常热烈。同年， 10 月 13 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毛泽东主席及周恩来总理，朱德委员长、董必武副主席等老一辈中央领导观看了《江姐》的演出。演出过程中毛主席多次掌，并在演出结束时上台接见了参加演出的全体同志。之后，毛主席说：“我看你们的歌剧打响了，你们可以走遍全国，到处演嘛！”周总理也非常喜欢歌剧《江姐》，他曾多次在群众场合指挥大家齐唱《红梅赞》。这一年的 10 至 12 月，《江姐》在南京、上海举行了公演，取得了轰动性的影响。《江姐》成功了，可羊鸣同志却因过分的劳累和思虑患上了严重的神经紊乱。
羊鸣是坚强的，尽管失眼、耳鸣、头晕，听不得任何的嘈杂声音，但 8 个月后他痊愈了。不久，不堪回首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歌剧《江姐》也遭厄运，被“四人帮”扣上了“靡靡之音”、“鸳鸯蝴蝶派”等大帽子打入冷宫。即便是这样，酷爱音乐创作的羊鸣还是手执谱曲的大笔，笔耕不辍，于 1973 年写出了《银球飞舞花盛开》（张士燮词，羊鸣、朱正本曲）。这是一首 3/4 拍圆舞曲式的独唱歌曲，它唱出了春天，唱出了美好的未来……
继《江姐》之后，羊鸣又投入到为歌剧《风云前哨》（编剧：阎肃、剑兵，作曲：羊鸣、姜春阳）创作音乐。为了把握音乐形象，他同剧组的同志先后三次到青藏高原体验生活。头一次因高度缺氧，血压升高，加之大病初愈，在采访时竟从马背上一头栽入河里；二次进藏一下飞机便昏倒在贡嘎机场，又是一次下马威；第三次从西藏采风归来，由于高度疲劳加上高原反应心脏主动脉弯曲。为了音乐创作羊鸣真是呕心沥血，可没想到此剧因政治原因，时隔近 30 年于 1992 年复排更名为《雪域风云》才在京公演使该剧获得了新生。
羊鸣与歌剧事业好象命中注定有一份不解之缘。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以极大的创作热情投入到歌剧音乐创作之中。于 1978 年与朱正本合格为大型歌剧《忆娘》（编剧：阎肃、剑兵）谱写了音乐。该剧公演之后得到了广泛的好评，获得庆祝建国 30 周年献礼演出创作一等奖。 1986 年羊鸣与张军合作为另一部大型歌剧《爱与火的四重奏》（编剧：剑兵、石顺义）进行了创作，公演后也获得了好评并于同年获全国五省市歌剧交流汇演创作浆。
羊鸣而今已年逾花甲，回首往昔，在中国歌剧田园之中共创作了（包括合作） 9 部大型歌剧及 6 部小歌剧，真是硕果累累，在我国从事歌剧音乐创作的作曲家之中可谓是佼佼者了。进行歌剧音乐创作的同时，他还谱写了数百首歌曲，基中有些歌曲在全国广为传唱，并获奖，如前面是提到的《山歌向着青天唱》、《我爱祖国的蓝天》以及《中国空军进行曲》（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歌）《我幸福，我生在中国》（刘薇词） 1984 年获解放军总政治部创作奖。《人民，战士的母亲》（石顺义词）， 1993 年获中国音协优秀歌曲奖，《思恋江南》（韩静霆词） 1992 年获总政歌曲作品一等奖），《晨风吹过机场的小道》（韩静霆词） 1982 年获中国音协优秀歌曲奖，《流过身边的小溪》（剑兵词） 1992 年获文化部新作品奖，《樱桃红了》（曲直词） 1984 年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创作一等奖，《梦中白云》（凯传词） 1989 年获解放军总政治部歌曲创作一等奖。
羊鸣在音乐理论方面也颇有建树， 1965 年 4 月在《人民音乐》上发表了《歌剧 < 江姐 > 的音乐创作》、《谈 < 同心结 > 的音乐》（ 1981 年 6 月《人民音乐》）、《从 < 江姐 > 到（爱与火的四重奏）》（ 1987 年 2 月《剧海》）、《浅谈歌剧中戏剧与音乐的关系及其他》（ 1991 年《歌剧艺术论文集》）等许多学术性的理论文章。
羊鸣现为空军政治部文工团艺术指导、军衔大校、国家一级作曲、中国音乐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歌剧研究会主度团成员、中国轻音乐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系列高级专业职务评审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其作品和传记被收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专业技术干部名人录》、《中国近现代音乐家传》、《中国大百科全书》。 40 多年的艺术生生使他在创作上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丰富的创作经验及娴熟的作曲技巧，较高的文艺理论修养和艺术造诣，使羊鸣成为全国公认的一流作曲家。特别是他在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浪温主义相结合这方面做的犹为突出，为我国的音乐事业和军队的文艺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 1995 年 7 月 1 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 74 周年之际，由北京电视台举办的大型电视文艺晚会上演唱了三首羊鸣的作品《我爱祖国的蓝天》、《红梅赞》、《绣红旗》；由中组部、中宣部和广电部联合举办的大型电视文艺晚会《七月礼赞》演出了《红梅赞》；再一次证明了他的作品具有强盛的生命力；同时中央电视台于 7 月 2 日播放的大型电视文艺晚会《孔繁森之歌》又有两道羊鸣力作：《阿里、阿里》、《报答不尽的因情》（晨枫词）。可以预料，当本文与读者见面之前，在纪念“八·一”建军 68 周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之际，祖国的上空，又将鸣响羊鸣的优美旋律，也可以预料，今后的羊鸣，必将为我们不断创作一首首感人肺腑、扣人心弦的好歌，我们等待着……。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