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日战争岁月中,有一支英勇的部队活跃在长江之滨,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新四军。新四军是一支很有文化的队伍,产生了一大批艺术家,也留下不少传世之作。原海军政治部文化部副部长兼海政歌舞剧团团长、著名作曲家胡士平就是当年新四军文艺队伍中的一员。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的日子里,本报记者对胡士平进了专访,与他一道重温过去的峥嵘岁月。
唱着抗战歌曲走上革命道路
记者：听您的口音是安徽人,当年新四军最早的军部就设在安徽泾县,您是否因此就参加了新四军?
胡士平(以下简称“胡”):我的家乡是安徽无为县,“七·七”事变后,抗日烽火燃烧在祖国大地,我的家乡成立了游击队,但我因年龄小参加不了。正好新四军第四支队战地服务团路过我家乡,我就参了军。那是1938年,我刚14岁。那时新四军共有4个支队,前3个支队在江南,我们在江北。
记:参加战地服务团要有文学或艺术的特长,您是因为音乐上的特长吧。
胡:我小时候就很喜欢音乐,笛子、口琴、胡琴都能来一手。在读书期间,学会唱很多抗战歌曲,如《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大刀进行曲》,可以说,我是唱着抗战歌曲走上革命道路的。
记:您年纪还那样小,父母是如何支持您的?
胡:我的家乡过去是革命老区,党组织很活跃,开展了很多工作,如兴办教育、成立抗敌协会、建立游击队等等。当时平津学生流亡团路过我们那里,党组织请他们来演出、演讲,动员民众,使抗战在当地成为热潮。
我的家庭也很特殊,父亲是位开明士绅,同情革命,支持革命,拿出钱物支持革命,地下党的很多会议都在我家举行,我的一个哥哥、两个姐夫都在大革命中牺牲。抗战爆发后,我的另两个哥哥早我几个月参了军,一个妹妹在我之后也参加了新四军,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只有抗日,才有出路。后来我的一个哥哥牺牲在抗日战场。
记:新四军的战地服务团也有很多知名的文化人。
胡:杜宣、何士德、章枚等都是新四军战地服务团最早的成员。我在第四支队的战地服务团,主要工作是宣传、发动群众。每到一地,住上三两天,到乡镇街头或到农村田间演讲、唱歌,写标语、串农户,内容只有一个:日本鬼子打来了,不能做亡国奴。
记:除了唱歌,服务团还演戏吗?
胡:演一些小型的话剧,如《东北一角》、《小黑子》。我们服务团的团长叫程启文,他是个老红军,从延安派来的。因为服务团要单独行动,所以要有一个懂军事的领导,副团长是汪道涵,他是位大学生,还担任我们的指挥。不仅教我识谱,还教我指挥,他是我的第一个音乐老师。
当时的宣传动员工作主要是在大别山区一带展开,1939年秋天我们开始东进,一路上演出、宣传。每到一地,都有一些青年参军,我们的队伍就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
谱写战歌反映战斗生活
记:新四军东进后,在华中建立了一系列抗日根据地,您在哪个根据地?
胡:我所在的师东进到了津浦路一带的淮南地区,在这里建立起了华中第一个抗日根据地,这时已是1940年的春天了,此后新四军相继建立了七个根据地。淮南根据地条件比其他几个根据地好,也比较稳定。后来,新四军军部也从盐城迁到淮南。
记:你在淮南工作了几年?主要做哪些工作?
胡:我在淮南生活了六年多,根据地建立后,战地服务团都纷纷更名为“××剧团”,有的叫“抗敌剧团”、有的叫“战斗剧团”。也做群众工作,宣传动员群众,建立民主政权;打仗时组织担架队,护理伤员,包括上前线向敌人喊话等。但主要任务是演出,与东进之前有所差别。
这时我原来所在的战地服务团经调整后成立了“前锋剧团”。演出剧目大多为活报剧,有从师部、军部剧团学来的,也有根据战斗情况创作的。为了及时把战斗中的故事搬上舞台,我们有时演影子戏——就是把汽灯放在幕布后面,把人影照在幕布上表演。有一次是表现罗炳辉指挥部队打了胜仗,罗炳辉较胖,结果幕布上一打出一个胖胖的影子,大家便知道是在演罗炳辉,有人叫,有人笑,气氛活跃极了。
记:您的音乐创作就开始在那个时候?
胡:刚开始我觉得作曲是件很神秘的事,在这时,我认识了音乐家孟波,他对我的创作产生了极大影响。
记:孟波是著名的抗战歌曲作者,您一定非常熟悉他的歌吧。
胡:我非常崇拜他,他的《牺牲已到最后关头》是我们常唱的曲目。孟波曾在上海、浙江、江西从事救亡歌咏活动,1940年参加了新四军,任江北政治部“抗敌剧团”团长。孟波去了我们那里,又创作了《中华民族好儿女》等作品。后来我又看到抗敌剧团的晓河写出了歌,他们都是我认识的人,看到他们创作,一下子就打破了我以前对创作的神秘感。
我们支队的政治部副主任张劲夫与孟波很熟,就请孟波来指挥大家唱歌,过后把孟波介绍给我认识,说:“你要好好跟孟波学习音乐。”就这样孟波成为我音乐上的第二个老师。孟波在我们剧团住了几天,每天早晨带领大家练歌,还借了一本书给我,是丰子恺的《音乐入门》,那是我见到的第一本音乐著作,我就是从这本书入门的。
开始写歌时没有多少知识,把曲调唱出来记录下来,也没有多少理论指导,完全是在实践中学习。部队也办一些艺术培训班,如在抗大分校成立文化队,把文工团成员集中起来学习,每个团都有些“专家”,来给团员作指导。
战士是我作品的首唱者
记:您写的歌战士们反映怎样?
胡:当时我们的创作都是与部队的战斗生活有关,比如“皖南事变”后,推出了一个口号:“建立一个铁的党军”,我就写了一首歌《向铁的党军前进》。剧团根据一次战斗编了一个小戏,我为此写了插曲《人民子弟兵》。写完了就去部队教唱。战士们很快就学会了,在行军时、起床后都唱,因此,我的作品都是由战士首唱并很快在部队流传开,听到战士爱唱自己写的歌,心里感到非常振奋,这对我们创作者是极大的鼓舞。
记:那时的作品都写得短小精悍,朗朗上口,曲调很有民族气息,是否与您们大量吸收民族民间音乐有关?
胡:我们就生活在民间,驻扎在村子里,农忙时帮农民干活,农闲时看农村艺人的演唱和地方戏。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我们有了更明确的向民间艺术学习的意识。
1944年春节期间,淮南根据地举办了民间艺人代表大会,演出了很多台地方戏。之后举行了座谈会,给我们很大的教益,对我们的创作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包括解放后我参与歌剧《红珊瑚》的创作,我们深入民间采风,都是对深入生活传统的弘扬。
记:新四军当时所处的环境很艰苦,一些艺术家在战争中献出了宝贵生命,如音乐家任光,在这种情况下文艺工作不仅得到了坚持,还有了发展,是非常不易的。
胡:一想到牺牲的战友,我的心就非常沉重。苏北根据地曾成立了鲁艺分院,在日寇的一次“扫荡”中,有一个队与敌人遭遇上了,牺牲了30多人,文学家、《中华民族好儿女》的词作者许晴就是在那次“扫荡”中牺牲的。音乐家章枚、孟波侥幸得以生还。贺绿汀当时正要去延安,他一看在“扫荡”中牺牲了那么多文艺战士,非常痛心。他说我先留在新四军,踏踏实实地做一点工作,培养一些人,挽救一些损失。为此,他在军部鲁艺工作团和几个师巡回教学,工作了两年多,为新四军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记:从您的经历看,是新四军培养了您,造就了您。
胡:我认为新四军文艺工作大致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为1938至1939年,任光、何士德、章枚等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他们创作的一批作品具有示范性意义,使我们的军队有了自己的歌唱,自己的戏演。第二个时期是1940至1942年,这是根据地时期,整个文艺工作进入了发展时期,老同志带动培养了一批新人,如作曲家晓河、沈亚威等,我也是从那时开始进行了创作。第三个时期为1943年至1945年,地方、农村、基层部队的文艺工作开展得很普遍,也很活跃,极大地鼓舞了军民的抗日斗志。新四军成立了各种文工团,我也由此成为了一个专业文艺工作者,我这一生都紧紧与部队的文艺工作结合在了一起,这是我的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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