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的延安，是一个歌声起伏的天地。一大批音乐家来到这里，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参加革命。这其中，有一位来自朝鲜的作曲家———郑律成。
1918年8月13日生于朝鲜全罗南道的郑律成，父兄都是爱国者。他们目睹了自己的祖国沦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经受了国破家亡的悲痛。
1919年3月1日，朝鲜爆发了规模宏大的“三一”独立运动，郑律成的大哥、二哥因参加这次运动而遭通缉，在朝鲜难以立足，便来到中国，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大哥回朝鲜秘密组织革命活动，被关进监狱，出狱不久便病故；二哥进了云南讲武堂，后参加北伐，英勇牺牲。一直想把小儿子留在身边的母亲，历经了这些大起大落、血泪交织的生死变故，毅然把郑律成送到了战火中的中国。
七七事变发生后，郑律成在著名爱国人士李公朴先生的资助下，背着小提琴和二哥留下的曼陀铃，带着《世界名曲集》，于1937年10月由上海到达延安。他先在陕北公学学习，后又进入鲁迅艺术学院。他面部棱角分明，有很强的雕塑感，肩膀甚宽，个儿适中，善于指挥数千人的大合唱，也能在联欢会上一个人引吭高歌。
进入延安的第二年，郑律成谱出了闻名遐迩的《延安颂》。这首歌从延安传到各解放区，传到了全国各地，传到了东南亚。此时的郑律成，像一团滚动在圣地延安的金色火焰。这首歌歌词的作者是从厦门进入延安的才女陈淑媛（莫耶），她是在郑律成的请求下迅速完成这首歌词的。
1993年6月5日，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将《延安颂》定为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并颁发了荣誉证书。
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则是郑律成为中国革命作出的更大贡献。这首歌是他和公木共同创作的《八路军大合唱》8首歌曲中的一首，原为《八路军进行曲》，1988年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郑律成从19岁到达延安开始，直到逝世前，从未间断过军事题材———军歌、战歌、进行曲的创作。他始终如一地讴歌人民子弟兵，其作品数量之多、体裁之广，可说是不多见的。他既是我国新音乐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也是当之无愧的我国军事题材歌曲的开拓者。谱写气魄雄浑的《八路军大合唱》时，郑律成刚刚20岁。在延安，这个时候，他还收获了自己幸福的爱情。
绽放在延河岸边的爱情之花
生于四川巴县的姑娘丁雪松，眉眼儿秀气，1938年初进入延安时，刚刚19岁。在女子大学，她是校友会俱乐部的主任，清晨出操，她在延河边喊口令；文娱活动，当然由她组织。这个腰扎皮带、短发拂耳的女子，引起了郑律成的注意。郑律成常常老远跑来，找她商量文娱方面的事情。两个人在一起谈音乐，谈身世，也谈经历。两人的出身一样贫苦，年龄也相当，谈到高兴处，两人便站在苍茫的黄土高原上，对着长河落日、塞上孤城放声高歌。郑律成听了丁雪松的歌声，称赞她是一个很不错的女中音。他哪里知道，早在重庆市的教会学校文德女中学习时，丁雪松就无师自通，学会了吹洞箫、横笛，还会弹风琴，而且开始接触西方宗教音乐，被吸收到唱诗班，想不到半年之后，她会在如此辽阔的黄土高原上，与异国朋友一起发出这样荡人心魂的肺腑之音。
一天，丁雪松回到自己的窑洞，眼睛忽然一亮，惊讶地看到全屋收拾一新，窗台上放着一瓶盛开的马兰花，桌上放着一本包着皮儿的书。翻开书的扉页，是《安娜·卡列尼娜》。送书人署名：郑律成。丁雪松的心怦怦直跳———她明白，是美妙的歌声、是共同的理想和信念把他们连在了一起。
但不知何故，郑律成忽而受到怀疑，询问、审查，没完没了。也有人反复劝说丁雪松，让她与郑律成趁早断绝往来。丁雪松回答：我宁愿永远等着他！1941年底，参加过长征的朝鲜同志、八路军炮团团长武亭来延安开会，出面作证，郑律成才得到解脱。
郑律成与丁雪松成婚那天，周扬主持婚礼，宾客挤满了窑洞，郑律成是个好猎手，打了两只黄羊招待大伙，红红火火地热闹了半宿。
第二年，他们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生活非常艰难。为了给女儿补充营养，郑律成卖掉了自己千里迢迢背进延安的心爱的小提琴，给女儿起名为“小提”。儿时的郑小提总是病灾不断，关于父爱的另一段回忆，可以作如下描述：母亲带工作组下乡，由父亲一个人照顾她。因她患了百日咳后身体一直很弱，后来又得了痢疾，高烧不退，人们都说这个孩子活不成了。父亲将从前方带回来的退烧药放在针管里，自己给女儿注射。就是这样一次一次的注射，终于使她退了烧，创造了奇迹。
实际上，郑律成对其他的孩子同样有关切的爱，在与他们的接触中获得了不少素材，写出了《绿色的祖国》、《我们的生活多么幸福》等优秀的儿童歌曲。后来人们谈到郑律成时总在猜想：或许正因为这种爱，他才有像孩子们一样纯真的感情，有像孩子们一样永不消减的热情。
上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郑律成在朝鲜工作期间，还为朝鲜人民谱写了《朝鲜人民进行曲》、《朝鲜人民游击队战歌》等，在朝鲜军民中广为流传。抗美援朝战争中，郑律成经常出没于硝烟弥漫的战场，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谱写了《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志愿军十赞》（欧阳山作词）、《歌唱白云山》（刘白羽作词）等，鼓舞志愿军抗击中朝人民的共同敌人。
郑律成在朝鲜时，丁雪松也去了平壤。夫妻二人分别为各自的国家进行工作（丁雪松担任华侨联合会总会委员长及新华社驻平壤分社社长），一家人事业顺利，和平安定。
到了1950年，中国政府决定在平壤建大使馆，郑、丁二人便不能不进行抉择了：夫妻之中，必须有一人加入另一方的国籍，不然，只有分手。连续几个夜晚，两人决断不下，无以成眠，中国毕竟是郑律成的第二故乡，对丁雪松与孩子，他更怕想到“割舍”二字。后经周恩来批准，郑律成加入中国国籍，夫妻二人心满意足地回到了中国。
音乐家之死与丁雪松之痛
1976年12月7日，郑律成张罗着要去打猎，丁雪松公务在身，忙得顾不上丈夫。中午，郑律成脑血管崩裂，倒在了长风呜咽的山林之中……
因过度兴奋而死亡，亡人也许会含笑瞑目吧，但他留给生者、留给妻子的悲恸，却不堪忍受！
第二年的这一天，为纪念郑律成逝世一周年，以中央乐团为首的6个文艺团体举办了“郑律成作品音乐会”。那些与郑律成同饮延河水的老首长、老战友和文艺界知名人士都来了，“鲁艺”、“抗大”的同志组成了老战士合唱团”。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马海德听了这个音乐会，动情地对丁雪松说：“老同志在一起唱当年的革命歌曲，好像又恢复了战斗的青春。受过磨难的同志又被‘啊，延安’的战斗歌曲聚拢在一起，多有意义！”
马海德很难发“郑律成”3个字的音，所以，他一直称郑律成为“啊，延安。”
从1977年开始，几乎每一个清明节，丁雪松都要把一束鲜花放在丈夫的灵前。她面对着那个已经长眠的人，默默地诉说着她真挚的爱，诉说着她心中那份沉重的歉疚：
每当我想到郑律成的早逝，我总是觉得自己有一份推卸不掉的责任。他长期以来患高血压症，但是我每天忙来忙去的很少关心他，我甚至不知道这种病严重时可以夺去一个人的生命。1976年12月7日他去世的那一天，哪怕我稍微警觉一点都会注意到：他当时血压高得连脖子都红了。可我因为忙着第二天出国访问的事情，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十分危险的信号。他说他感到有些头晕，想到郊外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我就那样眼睁睁地看着他消失在屋外怒号的狂风里，耳边还回响着他临走时对我说的一句话：“我会早些赶回来的，明天早上我要到机场去送你……”就在那一天的中午，一个告诉我他被送到昌平医院去抢救的电话打过来了。我呆愣了片刻之后，才猛然间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当我赶到他身边的时候，脑溢血已使他不省人事。两个小时之后，他没有留下任何遗言，就令人难以置信地离我们而去了。事后友人忍不住诘问我说：你为什么会那么粗心呢？高血压病人最怕一冷一热的刺激。那天外边的气温那样低，你怎么就让他出去了呢？我只觉得自己无言以对。
一切都已经无可挽回了……
1979年2月，丁雪松出任中国驻荷兰大使。中国的人民的第一位女大使，以东方女性独有的韵致出现在世界外交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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