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鬼子的末日就要来到……”，“一座座青山紧相连，一朵朵白云绕山间……”对这一首首电影歌曲，你一定不会陌生。还有《白求恩大夫》、《庐山恋》、《城南旧事》、《焦裕禄》等等。这些经典电影中的音乐都出自一位你可能还不甚熟悉的作曲家之手，他就是吕其明。
不过，对于吕其明来说，最让他引为骄傲的是倾注了他几十年心血的管弦乐序曲——《红旗颂》。
《红旗颂》自20世纪60年代首演以来，其优美的颂歌主题和一往无前的气势激励和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这部作品还经常被电影、纪录片、电视片、文艺广播、新闻报道和各种庆典活动作为背景音乐广泛引用，成为我国音乐舞台上演率最高、广播电视播放次数最多的音乐作品之一。今年10月，新中国将迎来60华诞，《红旗颂》的旋律必将在无数人心中再次响起，成为亿万中华儿女与祖国的共鸣。
贺绿汀引领音乐之路
1965年春天，吕其明创作谱写了在他心中孕育了10多年的作品——管弦乐序曲《红旗颂》。这是一部抒写1949年10月1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上，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时雄伟、庄严情景的作品。
如今79岁的吕其明，已经记不清自己到底听过多少遍《红旗颂》了。但每一次当《红旗颂》那激越高昂的旋律响起时，他都像44年前的那个春天伴着热泪写下这部作品时一样，仿佛又看到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激昂的国歌声中，正迎着东方旭日和满天霞光冉冉升起。
吕其明写下这部感人至深、催人奋发的作品时才35岁。如果只是聆听音乐而不了解作者，谁又能想到吕其明完成这部史诗般的红旗颂歌时，是如此的年轻。这部交织着血与火、奋斗与牺牲、信念与追求、沉思与激情、胜利与光明的交响诗篇，似乎与他年轻的生命隔着一段距离。其实，吕其明正是用他对红旗最为直接和深刻的生命体验，写就了这部歌颂中华民族、中国共产党人、革命军队和人民共和国的华彩乐章。
吕其明为很多革命题材电影谱写的音乐作品中，都带有强烈的抒情色彩以及对革命时代的一种激情。这与他10岁便参加革命的军旅生活不无关系。吕其明说：“我1930年出生，1940年就参加了新四军。有很多朋友都这样问我，那时候是不是很有觉悟去抗日打鬼子。其实不完全是这样，我参加新四军，主要是因为父亲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是他带着我们全家参加了革命。”
从参加革命到新中国诞生，整整9年，吕其明从一个10岁的孩童成长为一个有理想有信念的革命青年，其间经历过艰苦、困难甚至生死考验，从而在思想和艺术上打下了影响到他一生的基础。吕其明11岁时，父亲将一把名为“掌心雷”的小巧精致的德国手枪送给他，鼓励他英勇斗争；15岁时，他在党旗下庄严宣誓，成为了战争年代为数不多的青年共产党员；17岁时，他已经成了“老兵”，带着一个营的新兵走上了前线。
吕其明对音乐产生喜爱、受到启蒙，也是在这段抗日战争的日子里。
那是1942年的春夏之交，大音乐家贺绿汀从上海来到淮南抗日根据地，开展音乐指导工作。一个皓月当空的晚上，贺绿汀在树下练小提琴，发现不远处坐着一个孩子，正在全神贯注地聆听他拉贝多芬的《小步舞曲》。“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美妙的音乐！”一曲终了，吕其明还沉浸在迷醉的状态中。贺绿汀走过来亲切地问，你叫什么名字啊，多大了，他一一作了回答。当贺绿汀知道他只有12岁时，便对他说：“你让父亲想办法为你买一把小提琴吧，你现正是学琴的好时候。”
“可以说从那个时候起，我就得了小提琴的相思病。”相隔67年，吕其明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那一幕。
3个月后，贺绿汀去了延安。但贺老师的话在吕其明幼小的心里埋下了音乐的种子，促使他走上了音乐创作的道路。
正是在这样的战斗生活中，吕其明将自己的一生同民族、同党、同人民军队紧紧连在了一起。
26岁弹响“土琵琶”
然而，正当中华民族迎来抗战胜利的时候，吕其明却永远失去了亲爱的父亲。
1945年9月，吕其明的父亲吕惠生随新四军七师北上，在路上突然遭国民党反动派袭击不幸被捕。他不为威胁利诱所动、坚贞不屈，于当年11月被害于南京江陵镇狱中，就义时年仅43岁。父亲和无数先烈志士的奋斗和牺牲，在吕其明的心灵深处耸立起了一座信念和情感的丰碑。
这丰碑，在吕其明如歌的旋律中，以不同的形象展现出来。
1949年冬，上海电影制片厂在刚刚解放的上海诞生。吕其明随他所在的华东军区文工团集体转业到上海电影制片厂。那时，他的主业是拉小提琴。1951年因管弦乐团解散，他调入北京电影制片厂任电影作曲。几年后他又重新回到上影厂，开始为故事片作曲。1956年，他完成了《铁道游击队》和《家》两部影片的音乐创作，其中一曲优美动人的《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至今仍在人民大众中广为传唱。
仅1958年一年中，吕其明就相继完成了《铁窗烈火》等7部影片的音乐作品。此时，只读过4年书，10岁参军、15岁入党的吕其明深感只有进行更多学习，才能跟上快速迈进的时代步伐，才能用才华和勤奋为人民服务。在组织的关怀下，他于1959年进入上海音乐学院学习，并在随后的几年里相继完成了故事片《红日》（合作）、《白求恩大夫》、《霓虹灯下的哨兵》的音乐创作。同时他还创作了交响乐《郑成功》（合作）、交响诗《铁道游击队》等，用音乐谱写了一部又一部共产党人和革命英雄的动人诗篇。
1956年，电影《铁道游击队》的导演赵明请吕其明为影片谱曲。那时的吕其明才26岁，刚刚参与完成了谢晋导演的第一部电影《水下的春天》的音乐创作。当时尚未有名的吕其明见这样的大导演找自己写分量这么重的作品，简直是受宠若惊了。此前，关于《铁道游击队》的小说他已经看过了很多遍。他非常珍惜这一难得的创作机会。心想：要尽一切努力把它写好。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非常讲究集体创作。《铁道游击队》的歌曲应该怎么写，摄制组有不同的声音。有人提议写成进行曲，以表现铁道游击队的革命英雄气概；有人建议要写得浪漫一点……而从战争年代一路走来的吕其明却认为，游击队员不过是“身穿百姓衣，头扎白毛巾，身挂子弹袋，手持套筒枪”的老百姓，应与农民有着一定的共性，所以绝不能把那种洋腔洋调强加在这些“土八路”身上。“在他们口中只能唱出民间的、民歌风格非常浓郁的曲调。”
为了让游击队员那种革命浪漫情怀和英雄主义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吕其明作了大胆的尝试。开始，“西边的太阳就要落山了”非常抒情，非常平静；而到了“爬上了飞快的火车”时，音乐突然加快激昂起来，表现出游击队员们英勇杀敌的那种坚韧劲儿。“当时写这首歌曲的时候，非常顺畅，就好像是打开了一扇闸门，水就喷泻而出了。没有任何的修改，真是一气呵成。”越是与民族土壤相结合的作品，就越有艺术生命力。岁月的流逝检验着吕其明的这部音乐作品。54年过去了，这首歌已成为了脍炙人口、家喻户晓的优秀歌曲，至今仍魅力不减。成为吕其明前期创作风格的代表作。
众多的民歌素材是吕其明创作的主要灵感来源。他说：“一定要在学习民间音乐这方面下功夫。一定要熟悉很多很多的民歌，甚至于自己去收集。收集到某一天，灵感的源泉就突然打开了。”
粉碎“四人帮”后，吕其明身上的灵感更加迸发出来。他凭着《庐山恋》、《城南旧事》等影片的音乐创作，再次迎来了事业上“第二春”。
在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电影都是以描写革命战争时期的题材为主，吕其明的音乐也主要是以歌颂革命战争为主。改革开放后，电影的题材更广泛了，他在创作上也有了很大的扩展空间，“这些作品对我来说真是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故事片《城南旧事》的音乐创作花了近10个月的时间，倾注了他大量的心血。最后一段，小英子和父亲在医院里告别，更见其创作上的一番匠心。在长达5分零6秒的画面上没有一句台词，只有画面和音乐。此时音乐发挥了它独特的作用，直到电影结束，很多人还愣着坐在那里，融入到了影片的情节里，半天也回不过神来。如此长的音乐段落在电影里是少有的。该片荣膺第三届电影“金鸡奖”的“最佳音乐奖”。
接下来，吕其明又在一两年里连续完成了《雷雨》、《寒夜》、《子夜》等几部名著改编成电影的音乐创作，吕其明坦言：“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990年，吕其明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虽然上个世纪90年代的电影更加日趋商业化，但这一时期吕其明在音乐创作上还是出了不少成功的作品，比如电影《焦裕禄》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吕其明看到有关焦裕禄的报道，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当时，他几乎是含着眼泪读完了穆青撰写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篇文章。所以当导演邀请吕其明为这部影片作曲的时候，他欣然答应了。
吕其明随后来到了焦裕禄曾经生活工作的地方，在那里收集了很多资料。他还和焦裕绿的妻子和女儿交上了朋友并得到了他们不少帮助。谱曲工作历时多半年。这期间吕其明普遍地征求了各方意见，初稿完成后先唱给导演听，再唱给演员听。最后在交给谁唱时犯了难。此时正值年底，制片主任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而片子一定要在年底前完成。正在着急时，有一天，导演忽然听到一个粗犷的嗓子正在哼唱这首歌，导演循着声音看过去，原来竟是扮演焦裕禄的演员李雪健。导演试探地问吕其明，让李雪健试一试？就这样，这首歌最后由扮演焦裕禄的李雪健自己来唱，大获好评。
近20年来，除了有选择地写一些题材重大的影视音乐作品外，吕其明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为部队做一点儿力所能及的事”上。为此，他共写了近30首部队歌曲，而且是分文不取。他表示：“这是我一直想做的事。因为部队培养了我，使我成为一名战士和共产党员。在这个革命大家庭里，我受到熏陶和锻炼，这段历史到什么时候我也忘不了。”
峥嵘岁月化作《红旗颂》
在吕其明创作的所有音乐作品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电影音乐占去了很大一部分。但他认为，在自己的创作生涯中，最重要的作品首先是管弦乐序曲《红旗颂》。
1965年“上海之春”音乐会前夕，一批老音乐家在研究各个单位报上来的音乐作品时，普遍感觉到其中歌颂祖国、歌颂人民、歌颂党、歌颂人民军队的作品不多。特别是在开幕式上需要有一部气势恢宏的新作品。于是贺绿汀、丁善德、黄贻钧、孟波、瞿维等老一辈音乐家建议由吕其明来完成一部交响乐作品并定名为《红旗颂》。
40多年后吕其明回忆说：“当时我毫无思想准备，感到非常突然，既兴奋又紧张。兴奋的是老前辈们这样信任我鼓励我，对我委以重任；紧张的是时间短任务重，怕难以完成。但又想到，这是一次难得的机遇。于是我毅然接受了这一艰巨的创作任务，大胆地开始了创作。就这样，整整一周时间，我辗转在历史与现实之中，在理智与感情的碰撞中，试图寻找一个最适当的切入点。此时我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我想到，红旗是革命的象征，无论在南湖小船的油灯光中，还是在井冈山的绿竹丛中、在遵义城的堞墙上、在革命圣地延安、在淮海战役的阵地前、在西柏坡……凡是有战斗的地方，都有红旗在飘扬。红旗又是千千万万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长期战争生活的往事以及在红旗下成长的历程，像电影一样一一在我眼前闪过。最终那些血染的红旗和天安门的五星红旗在我心中融合成为了一个崇高而伟大的形象。“于是，我以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为背景，表现从黑暗之中走过来的人民对红旗那种向往和情感，并把这种感情融入到音乐中。可以说，红旗在我心中唤起的回忆和深情，使我久久不能平静……”
就这样，经过一个星期的日夜奋战，吕其明完成了总谱的创作。
《红旗颂》采用单主题贯穿发展的三部结构，乐曲开始，嘹亮的小号奏出以《义勇军进行曲》为素材的号角音调以及主题音乐，描写了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前冉冉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的动人情景。紧接着，双簧管奏出深情如歌的旋律，象征着经过斗争洗礼的人们仰望红旗，心潮澎湃的情怀。中间部分的颂歌主题变成了铿锵有力的进行曲，人群如潮，红旗似海，仿佛看到了中国人民在红旗指引下，自强不息、战斗不止的雄壮步伐以及高举红旗奋勇前进的豪迈气概。第三部分是主题再现部分，气势磅礴的乐曲表现亿万人民在这历史性时刻，尽情歌颂的情绪。尾声的号角雄伟嘹亮、气壮山河、催人奋进。
在随后举行的第6届“上海之春”音乐会开幕式上，指挥家陈传熙指挥上海交响乐团、上海电影乐团和上海管弦乐团联合演奏了这部作品。首次演出后，老一辈音乐家又提出了一些宝贵的意见，经过删改，这部作品更为凝练、精湛。
几次成功的音乐创作都来自吕其明爆发式的灵感，但每次爆发的灵感都藏着作曲家很深的个人情感和长时间的阅历累积。
如今，《红旗颂》已经成为了一部雅俗共赏的艺术精品，奉献给了时代和人民。这部作品已被评为20世纪世界华人音乐经典。
“雨花”“龙华”再谱心声
当我们今天聆听《红旗颂》那优美激越的旋律时，无论如何都不会想象吕其明曾伴随着这部作品度过了一段痛苦的日子。“文革”开始以后，吕其明除了与瞿维、陈燮阳、马友道、陈本洪等人一起完成了舞剧《白毛女》音乐的修改、加工和定稿工作之外，直到1973年，都没有新的作品问世。吕其明因被指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执行者”、“修正主义的黑尖子”而被关进“牛棚”两年半。他每天除了要去电影乐团打扫演奏大厅和厕所的卫生外，还得因为他的作品而接受黑白颠倒的批判。
那时，他的交响乐《郑成功》、电影音乐《红日》和管弦乐《红旗颂》，被定为“三株大毒草”。《郑成功》被诬蔑为与台湾里应外合，欢迎国民党反攻大陆；《红日》被诬称是宣传和平主义，麻醉战士斗志；《红旗颂》则被批判为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理由是，一个走资派怎能去歌颂革命的红旗呢？但不管有多大的压力，吕其明心中的红旗永远不倒。“文革”后的1978年，他以一部交响诗《白求恩》迎来了创作的新高潮。
改革开放以前，吕其明的音乐创作主要是工农业和革命战争题材，形式上是以故事片音乐为主。改革开放给吕其明的创作带来了多方面的变化，在题材内容、作品形式和音乐风格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拓展。尤其是1982年吕其明创作的故事片《城南旧事》电影音乐获得了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音乐奖，深沉、抒情而婉转的音乐，生动地展示了吕其明创作上的新天地。《庐山恋》、《南昌起义》、《子夜》、《雷雨》、《孙中山和宋庆龄》、《秋白之死》、《焦裕禄》、《把一切献给党》、《毛泽东在南京》等一大批影视音乐作品、使吕其明走出了一条影视音乐创作的新路。
1999年，已近古稀之年的吕其明相继完成了管弦乐组曲《雨花祭》和弦乐合奏《龙华祭》两部新作，用另一种方式唱出了他心中的永远的红旗颂歌。
管弦乐组曲《雨花祭》是吕其明为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创作的一部共有15个乐章的大型作品。当雨花台烈士陵园的有关领导同志登门请他来创作这部作品时，他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并表示，自己是烈士的后代，父亲也安葬在雨花台，写这部作品是自己应尽的责任并分文不收。他以一名普通共产党员和文艺工作者的身份去雨花台访问学习体验生活，仅半年时间便完成了这部深沉委婉的新作。演出和录音工作结束后，上海交响乐团的同志也纷纷表示不要报酬，将应得的几万元钱全部捐献给了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同样是在1999年，在共和国50华诞之际，吕其明决定创作一部缅怀为人民解放事业、为创建新中国而牺牲的烈士的作品，他怀着无比崇敬的心情，挥笔写下了：“龙华祭——献给为解放上海而牺牲的烈士们！”几个苍劲有力的大字。这部作品与《雨花祭》构成了姊妹篇。它在思想主题上，承袭了《红旗颂》的主题和精神，成为热情讴歌党、赞美祖国和颂扬人民的不朽音乐诗篇。
2000年，上海音乐出版社在建党80周年前夕，再版了《红旗颂》总谱并在其中编入了合唱。对此吕其明解释说：“其实在很多交响乐作品中都有合唱，《红旗颂》中的合唱部分没有歌词，只有4个声部此起彼伏的混声合唱。人声的加入令乐曲更加富于颂歌的激情。做这样的处理，是为了让作品更具艺术感染力，更加辉煌。”近10年来，新版《红旗颂》成为许多专业乐团和业余合唱团经常演出的曲目，佳评如潮。
值得一提的是，《红旗颂》这部作品作者从未主动参加过任何争金夺银式的评奖，但这丝毫也不影响它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地位。吕其明表示说：“每当有人问《红旗颂》久演不衰我有什么感想时，我认为，作曲家当然希望有人喜欢、演奏自己的作品。我不求《红旗颂》笼罩什么耀眼的光环，只要它伴随着时代的脉搏跳动，融入社会并被广大听众所接受，这是对我最高的褒奖，也是我最大的欣慰。”
《红旗颂》这部激励了无数人的革命颂歌，必将鼓舞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心中那永远不落的红旗而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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