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中乡音 都说当年好困惑
笔端山魂 依然从前赤子心
罗中立，以一幅油画《父亲》而成名。这位77级四川美术学院学生，经过多年的努力，已在中国画坛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也曾经出国留学，获比利时安特卫普皇家美术学院油画硕士学位，现为四川美术学院教授。
名画《父亲》可以说是与整个“新三届”学生的奋起与成长联在一起的。罗中立是“老三届”人，经历了“文革”，下过乡，再回归到大学，是“新三届”这代人中的艺术方面的佼佼者，也只有经历了如此坎坷经历与深刻体会的人，才有可能把中国农民的神情在《父亲》中表现得那么逼真，那么令人从心底里感到震撼。
《父亲》参加了1980年全国美展，那时罗中立还是四川美术学院的一名学生，但是，全国那么多著名画家的作品，没有一幅能超过他的。那时，不管是艺术家，还是普通观众，走进美术馆，站在巨幅的油画《父亲》面前，在那张刻满了皱纹的面孔上，从那双善良木讷而略带向往的眼睛里，看到了一段漫长历史的缩影，一个被痛苦与忍耐压抑了太久的故事。
艺术家们评价《父亲》是“从艺术的天国向现实的复归”，它是“中国社会和历史文化的一面镜子”，是“当代中国美术史上重要的一页”。中国美术评论家江丰称誉罗中立为“中国的米勒”，刘开渠则感叹道：“在今天的中国画坛上可能没有人能像罗中立那样对农民的表现及认识如此深刻入里。”
罗中立为何对农民有如此深刻入里的认识，他的名画《父亲》又是如何创作出来的呢？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考入大学的“新三届”人，罗中立在美术创作上是如何起步，如今又在做些什么？
一幅感人至深的油画就此诞生
罗中立与农民有着说不尽的缘分。他出生在乡下，他的家就住在靠近重庆的郊区，其父十几岁时从家乡出来，到城里当学徒，后来勉强算个城里混饭吃的人，却没有完全成为城里人。
罗中立幼小的记忆，就与农村的山水田野连在一起。他的身边有绿茵茵的稻田，笨重的大水牛，大人们忙着插秧种田，而妇女们则摘猪草，洗衣服，河溪水清澈见底。他时常跟随着比他大几岁的男孩子下河去抓鱼，摸泥鳅，一起爬到树上掏鸟蛋捉知了。童年时代的这些经历，给他的艺术空间描画了最初的底色。
他的父亲是个业余画家，这位从小当学徒的店员，从50年代就有了点小名气，因参加全国职工画展而得了一个优秀奖。这份荣誉对于一个小职员来说是非常值得骄傲的，也给幼小的罗中立带来了一片绚丽的光彩。
从小时候起，罗中立就在父亲的指点下，开始学画，他继承了父亲的一个画板，一打水彩纸，有了最初的艺术创作。但真正把学画作为一生的追求，那还是从初中时代开始的。
罗中立的中学时代是在重庆的歌乐山度过的。那是一个乡村田园的环境，优美的山水风光给了少年人足够的艺术养分。初二学生罗中立画了一幅水彩画《雨后春耕》，得到了人们的赞赏，送到香港举办的儿童画展上，得到了优秀奖。当时由中国保卫儿童委员会发给他一本证书，还有一块钱稿费。
这是少年罗中立第一次受到如此高的奖赏，他感动得说不出话来。一个中学生一下子参加了国际性的画展，还得了奖，那种肯定与成功感，对他来说是多么地重要，多么地鼓舞人心呵！从那以后，罗中立便抱定了毕生的志向：我一定要当一个画家！
决心当一个画家的罗中立一画起来便忘了吃饭，忘了睡觉，用四川话说“爱得要命”。那时候，少年罗中立整天把父亲的那个画夹背在身上，胸脯挺得高高的，每时每刻都在画。有一回全班毕业时拍照，同学们都冲着镜头作笑脸，他却还在低着头往画板上描色彩。
到了初三，罗中立便把眼睛盯着四川美术学院附中的大门了。他担心那所学校招不招生，当时它已经三年没招收新生了。有时，他会悄悄地一个人从歌乐山中学走到几十里外的美院附中去“朝圣”。
那种情景他永远记着，为了省鞋，他背着一双干净的球鞋，赤着脚走几十里路，走到附中校外的水塘边，就洗净了手脚，穿上鞋，然后如一个虔诚的信徒一般，坐在附中对面的路边，面朝着学校大门，就那么久久地望着，不敢走进去。他只在心里一遍遍地说：我一定要从这个校门走进去，再从那里走出来，成为一个最好的画家！
真是老天保佑，当罗中立刚从初中毕业，美院附中就恢复招生了！报名的那天终于等来了。这一天里，罗中立从歌乐山到美院附中，这几十里路竟往返了三趟，一会儿学校要盖个章，一会儿要取户口本，一会儿还要转团关系。这一天把他累得够呛，往返三趟，加起来有将近200里路，而且还都是山路，上山下山，他都是一路小跑的，到天黑时，他已经累得动不了了，可心里却是快活无比。
因几年没招生，报考美院附中的单是成都和重庆考区就有近千人，罗中立考了第一名，录取在校了。这一届是停顿了三年才招的，所以有不少非常有才气与活力的学生。罗中立是其中的佼佼者。
进入附中的第二年，学校组织学生去大巴山生活了三个月。这三个月给正在成长中的罗中立，在艺术倾向与选择上奠定了基础。也可以说，正是这一次下乡，也决定了十几年后，他能够画出《父亲》这样的力作。
在大巴山生活了三个月，临到要走了，大巴山的人一大早都来送行了，老乡们把藏在铺底下的鸡蛋煮熟了，赶几十里山路送给学生们吃，那十几个鸡蛋是他们一家老少省下来换盐泡腌菜供全家人就饭吃的活命钱呢。
山里人的这种朴实厚道，对人掏心挖肠的热情，使得罗中立激动得流了泪，他们这些学生手捧着鸡蛋，一个个都流泪了。那种真挚的感情让罗中立一辈子也没法忘掉。
过了一段时间，“文革”开始了，罗中立在中学里参加了革命造反，组成了一个“继红”战斗队。他们这个战斗队没把革命热情放在批斗走资派上，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跑到乡下去“长征”了。
罗中立向往的“长征”目标是大巴山。他随身带着一支短笛，几把口琴，还有自制的英雄事迹幻灯片，往大巴山深处走去。他是响应着毛主席说的“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按照“长征是宣传队”的理想要求自己这样做。他们一边走，一边认认真真地做宣传，贴标语，号召山里人起来革命造反。
这样做也是有风险的，在渠县，他们就被那里的群众包围起来了，农民们还不能相信，共产党的干部居然可以被打倒？这些小娃娃竟在大街上喊这样的口号？这还了得？罗中立等几个人被包围后，受攻了好几个小时，才终于突围。
跑出渠县后，他们的革命热情也没了，干脆走到山里的一个小村里，那儿名叫双层生产队，在那儿一住就是两个月。
在双层，罗中立与几个同学与农民们一起出工干活，扫地、担水。他们学会了耕地、种田，最重要的是，他在那里结识了后来成为《父亲》原型的一位姓邓的老大伯。
罗中立就住在邓大伯家。邓大伯原先当过红军，是个经历过许多事情，有着一肚子故事的好老头。他们在一张床上睡，每天晚上，罗中立记完了日记，就听邓大伯摆龙门阵。邓大伯讲大跃进的事，讲他们当年如何落实农业八字宪法，深耕细作到什么程度？把地挖一个大洞，有一人深，这就叫深耕，种上马铃薯，把所有的肥料都施进去，以为秋后就能长出一个特大的马铃薯，足够整个生产队吃一年。邓大伯讲农民的苦恼，也讲他们的快乐，有热情，也很愚昧。
邓大伯讲的这些话深深地印进了中学生罗中立的脑子里，同时邓大伯那满脸的皱纹也印进了他的脑海里。这些感受，再加上这些故事，都在后来的《父亲》里得到了体现。
他画《父亲》时，首先闪现出来的形象就是邓大伯，农民最关心的是田野，是四季的耕作收获。他们饱经风霜和磨难，依然那么执着顽强，依然充满了生命力，依然一年又一年地企盼着，像黄土地那样，干裂粗糙，却有着坚韧的内在力量，永不夭折。
后来，《父亲》出名了，这幅画在外面反响那么大，但在大巴山农民眼里看来，也只知道“罗二画了一个人，像邓大伯”，因为是他们熟悉的“罗二画的”才把登了那幅画的报纸贴在墙上，以示尊重。而农民更看重的是化肥、口粮、天气、猪羊等等实实在在与他们的生计有关的东西。
罗中立在大巴山呆了两回，对农民产生了迷恋之心对农民有了再发现，从一种生活态度转向了另一种生活态度。所以他1968年从美院附中毕业后，就要求下到大巴山去，在那里一呆就是10年，到1977年才考上四川美术学院，重返城市。
罗中立在大巴山农村呆了多年，虽说也画过许多画，但那种时代，美术成了政治的工具与宣传政策的手段，画出来的东西没有生命力。只有重新出山进了美院以后，眼界开阔了，思想产生了飞跃，这才画出了以《父亲》为代表的一大批优秀作品，这当中《父亲》是最出色的。
中国的开改开放政策给四川农村带来了新的活力，而政治上的思想解放运动，更使这一代大学生有了深刻的反思意识。罗中立的创作激情如火山爆发一般，过去十几年对农村生活的回忆与反思，以往对农民的好多见识与看法，对农民那可爱、可敬、可悲。可恨、可叹等等感受全部从心底里泄出来。
就在这年快到除夕的一个晚上，他偶然看到了一件小事，不知怎么的就牢牢地盘守在他的脑子里了。
重庆城里有许多厕所是由农村生产队承包下来的，那时常听走街串巷的挑粪人高声吆喝着：“大粪换钱！”罗中立家附近的一个厕所也是被农民包走的。为了保护粪便不被别人抢走，农民就在那儿搭了一个棚子，派人昼夜坚守。这个被派作看守的农民必须是特别厚道诚实的，一般头脑活络一点的人才不愿干这种最无能收入最低的活。
这天罗中立去厕所，一眼就看到那个守粪的农民，在昏暗的灯影下，定定地守着，蹲在粪坑的边上，呆呆地看着粪便。他那神色是那么地专注，尽职尽力，一丝不苟。已经快过年了，他不想回家过年吗？朦胧的夜色里，罗中立发觉他的脸上好像溢满了期待，似在期待这个粪池快快满起来，期待着大粪快变成金黄的粮食，期待着明年的好日子……
就这样，一个最质朴的农民形象，一个不知名姓的默默来到世上也会默默死去的农民雕像，让罗中立摄入脑海中，成为他创作的一个原生物，爆发点。
油画《父亲》很快就创作出来了。他给这幅取名为《我的父亲》，后来在全国美展以全票获得一等奖，吴冠中大师为之改名为《父亲》。全国那么多人为这幅油画所感动，有人站在画前忍不住流下辛酸的泪水。
罗中立顿时成了全国美术界最走红的青年画家，他的毕业作品《故乡组画》也以相似的手法，表现作者对农村农民的真切感受。
但是毕业后，罗中立便自我消隐了。他走出了国门，到国外去探寻艺术的新路，以期拓展自己的思想深度与艺术修养、他于1983年出国到欧洲，从踏上欧洲大地的第一天起，他就下决心过十年再回到大巴山，那时他将会再画出大巴山，能让世界读懂这个新的大巴山，并且还为之震撼。
在欧洲的求艺与思考有时是很严酷的。他身边发生了一件事，令他永世难忘。在比利时安特卫普中心车站，这个车站是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强迫清政府签订《辛亥条约》得到的庚子赔款修建起来的。就在那里，中国留学生的一个组长受到比利时警察的污辱。
那天，这位中国留学生到那里乘车，警察无端地怀疑他偷了东西，就把他带到厕所里，叫他脱光了，结果什么也没搜到。警察扬长而去，连一声“对不起”也没有说！
正因为有那样的事，在国外的罗中立便更强烈地感受到“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的重要性。
1984年，罗中立应邀到美国去作了一回访问。正好遇上了洛杉矶奥运会。他在美国遇上了几代生活在那儿的华人，一位老华人对他说：“我的孩子希望美国赢，可是我们这一代的人都希望中国赢。”
从这段对祖国充满感情的朴实话语里，使他更加深了对的祖国的热爱。他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地感受到对中国农民的深厚感情，发誓要永远描写他们，展现他们身上那种丰富的民族脊梁的物质特质。
在欧洲的三年，罗中立利用每一个假期，沿美术史主要画派的线索遍游十几个国家的艺术博物馆，沉浸到古往今来那些经典名作之中。面对巨匠们在画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气氛、构图、色彩感与技法，进行着自我感悟和思考。他虔诚地与大师们做心灵的对话，亦如亲往大海，去寻找崭新的语言。
罗中立在比利时安特卫普皇家美术学院拿到了硕士学位，就迫不及待地回国了。他甚至一天也没在城里耽搁，直接就投向了思念已久的大巴山。
从国外归来的罗中立带回了一个现代人对农民的思考。罗中立还是那样与农民们挤在一个屋檐下烤火，一起品闻着呛人的叶子烟，可他已经变得成熟了，遍游世界后，与世界级艺术大师对过话后，他已不能再像以往那样忠诚地给农民的生活进行“照相”了。
这一时期，罗中立的创作激情来源于东西方文化的激烈碰撞。过了将近三年的西方生活后，回到大巴山，他看到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物质上巨大的反差，大巴山又赐给他令其晕旋的新鲜感。他的周身沸腾着强烈的创造欲望，在大巴山奔波的一个多月里，他就画了一百多张草图。
经历了出去与归来，学习了最洋的，又复归最土的，由此，罗中立的创作风格中融进了民间艺术。原始艺术有着极其丰厚的底蕴，东方的年画、石窟、门神，以及拉美、非洲与欧洲民间民俗的养分，都由罗中立的画笔中自然地流泻出来，表现在他的新作之中。
1994年，罗中立消隐了十年后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他于这年的十月第二次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展览。他的油画作品挂满了一个大厅，其中最出色的代表作是《金钱豹》。
一只凶猛的豹子突然闯进了农民的牛棚，扑向了农民的命根子，一头老牛。在那生死攸关惊心动魄的一瞬间，罗中立着意刻画了几个农民的不同神态和他们的动作。这幅画寄寓着罗中立对生命的全部体验，概括了农民们为生存而产生的那些悲伤、悲惨、悲壮的故事。在那一瞬间背后的实质，是一种荒谬而强悍、惨烈又壮美的真实。
罗中立还将继续画他的大巴山农民。那会是另一种生存状态下的农民。他把这个题材概括为“进城的农民”。他画时下的山里农民进城后，如何欣喜地体会新鲜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脸上会有一种大喜后的惊诧与惶惑。
罗中立始终把自己的关注点放在大巴山农民身上，同时又把焦点集中在如今这个时代的底色上。从大巴山出来的农民将会怎么样生存呢？对于农民来说，走出大山是需要付出许多的，甚至是鲜血与生命的代价。他们把耳朵竖起来捕捉一切与挣钱有关的声音，有时候聪明无比，有时又显出愚笨不堪。罗中立认为自己的经历与大巴山农民的现实是相通的。
罗中立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从“老三届”走向“新三届”这一代人是最幸福的一代人。因为当代中国史上，可算得大风大浪的，罕见与荒诞的事件，这代人经历了很多，以后也许不会再有这种机会了。从人生体验这个角度讲，这代人拥有一笔大大的财富。这是用青春与生命换来的财富与机遇。正因为有这种独特的生活体验，也有了这代人与众不同的辉煌。
“至打正着”让她成了作曲家
雷蕾，中国无数爱好音乐的人们熟悉的名字。时下歌厅巷口，谁人不会唱那“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谁人不会哼一段“少年壮志不言愁”？这些旋律优美的歌曲，都出自雷蕾这位女作曲家之手。
雷蕾1982年从沈阳音乐学院毕业以后，到1992年止，短短的10年间，就创作了400多部（集）电影、电视音乐，其中不乏非常有影响的作品。如，她与父亲和温中甲共同创作的电视连续剧《四世同堂》的音乐。
雷蕾的父亲雷振邦是中国有名的作曲家，早在五六十年代便为国人所熟知，他所作的许多名曲，伴随着许多部电影的播映走红，在全国各地流行传唱，至今都是人们喜爱的保留歌曲。
那时的雷蕾还小，虽说父亲是有名的作曲家，她的童年理想中却没有当一个作曲家的内容，就是她的父亲雷振邦也不希望女儿像他那样走作曲之路。雷振邦极喜爱自己聪明漂亮的女儿，他更愿雷蕾成为名演员，一个在表演艺术上卓有成就的人。但是，历史却改变了他们父女的生活道路。
雷蕾小时候，就在电影《达吉和她的父亲》中扮演过小达吉。少时的她天真可爱，天资聪慧，在舞蹈、话剧、声乐等方面都有较好的才华。在学校，她是一个文娱活动积极分子，逢年过节总要登台给老师和同学们表演节目，很受欢迎和喜爱。
少年时的雷蕾，正如她的名字是含苞带露的花蕾，在蓝天、白云、阳光、雨露的滋养中待放。但一夜之间，“文化大革命”的凄风苦雨落在了尚人世不知、十分幼稚的她的头上。
善良的人往往对坏事情准备不足，“文化大革命”更是在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没有精神准备的情况下，突然来临了。
那天，她刚到学校不久，就被昨天还是同学的孩子们围了起来，勒令她和另一女同学站在课桌上。以前曾为她鼓掌的手，此时全握成了拳头，向她挥动着，大喊着让她交待“反动家庭”的各种问题。她顿时茫然了。一向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女孩子，就这样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对象，就这样成了“文革”的待罪羔羊。
如今再说起几十年前的这些事，雷蕾已经不再激动与怨恨了，她就像讲述第一次进幼儿园，第一次进小学校的大门，第一次登上舞台。时光改变着人生，也把许多积怨消融了，这是一种年已不惑的人的一种成熟表现。
但当时她却怕得要死，羞得要死，不过她一直没有哭，和以往简直成了两个人，在登上桌子被批斗的那瞬间，她就成了大人。这天挨了批，她回到家，没有把此事告诉父母，怕他们伤心。
但灾难却没有停止，没过几天，早上9点多钟，她刚从一家商店出来，正碰上长春市游斗“黑帮分子”，游斗的卡车就停在商店门前，她一抬头，迎面站着的竟是自己的父亲！他头上戴着高帽子，胸前挂着“黑帮分子雷振邦”的木牌，被造反派按成了“喷气式”，豆大的汗珠从两颊淌了下来……
雷蕾顿时惊呆了。愣愣地站在街头，看着那卡车开过去。过了一会儿，她才伤心不已地捂住脸跑回家，无声地痛哭一场。
1968年，雷蕾的父母被发配到吉林省东风县劳动改造，她本人在这年的10月，被分配到九台县插队落户，那年她刚刚初中毕业，16岁。
在农村度过了几年苦日子，长期未与父母见面的雷蕾去探望了亲人。那是在1971年冬，一场大雪，天地茫茫，雷蕾回到父母身边团聚了几日后，又要返回自己的生产队。年已古稀的作曲家心疼女儿的瘦弱，帮她提着行李，踏着没膝的大雪，一步一喘地向村外山岭上走去。
野外的雪景，在毛主席诗词中是那样“分外妖烧”，但东风县农村的茫茫雪原却苍凉得很。走出林子好远好远，雷蕾回过头去，依稀看到村外的雪地上一个黑色身影——那是妈妈一直在目送女儿远去……
那一刻的感触是那么的凄凉，似乎天地间只有这一家3口，连麻雀、狐狸、野兔都缩在洞穴里团聚着，他们却不得不分手：为了好好表现自己，她不能逾期不归；为了女儿的前途着想，慈父也不能说一句挽留之词……
在插队的同学中雷蕾是最能吃苦的一个。生产队的领导也是按“阶级斗争”的调子看人“下菜”的，脏活儿、累活儿全分摊到她头上。冬天，滴水成冰，和泥时需要有人在踩泥池里用脚踩，雷蕾二话没说，脱了鞋就进去踩，她是踩泥人中唯一的女性。
多苦的活儿，她都咬牙坚持下来了，但是，选调知识青年进厂矿当工人却一直没有她的份儿。当时，她在那一带城乡唱样板戏很是出名，许多文工团都曾打过她的主意。吹拉弹唱，演歌剧、舞剧、话剧、京剧，甚至作曲、导演，她都能拿得起来，但是，由于家庭出身不合格，哪儿也没去成。
后来，通化矿务局因为缺人才，把雷蕾招了去。
矿务局的文工团较为正规，八个样板戏一个不拉，雷蕾自然如鱼得水。在芭蕾舞剧《白毛女》中，她是喜儿A角；在京剧《海港》里面，她摇身一变，又成了方海珍；《杜鹃山》的柯湘非她莫属；《红灯记》的李铁梅至今还是她留恋的角色。
她是所有上演剧目中的主角，成了剧团的“台柱子”。一次排练完毕，团长说：“党团员留下开会，其他人可以走了。”
当雷蕾站起身环顾四周，却发现别人都坐在原位置未动，几十人里只有她一个非团非党！在各种目光的注视下，她像一只被抛弃的孤雁，踽踽独行，离开了会场。她想不明白，为什么许多业务上不如她的，在演出中贡献没有她大，甚至比吃苦耐劳、比遵守纪律、比工作态度等都不如自己的人，可以入党入团，而自己也是早就写申请书的，却一直被排斥在外。
当这种排斥到一点遮掩都不讲的时候，简直就是一种屈辱。当年的雷蕾还不可能建立起一套保护自己心灵不受伤害的防护体系，所以一旦发现自己在别人眼中不过是顺手的工具时，她从心底产生了一种激愤。她暗下决心，不演戏可以，共青团是一定要入的。
数年后，她调到长春钟表厂当工人，终于如愿以偿，加入了共青团。等上大学时，她已年近30，按说是老团员了，在同学们推选下，她又担任团支部书记了。她十分认真地做着团工作，此时的她并不是看重这个职务，而只是要用自己的行动向当初那种无视人格的作法予以还击。
在有些事情上，雷蕾格外认真，能认真到矢志不渝的程度。入团的事，就算是一个插曲。
1993年，雷蕾当选为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大会开幕那天，她以委员的身份迈上并不陌生的人民大会堂台阶，无比激动。政协委员不是荣誉称号，她明白，这是由于自己的作品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人民通过她的作品认识了她，了解了她，信任了她，拜托她参与国家大事，在她心中，这就是最高的奖赏。作为一个作曲家，能有广大人民作为知音，此生还有何求？
雷蕾几首脍炙人口的名作：电视剧《渴望》中的插曲，《四世同堂》的音乐，《便衣警察》的插曲，《编辑部的故事》的插曲，一时间，全都曾经风行全北京，扩及全中国，那时候，无论你在大街上还是小巷里，到处都在听它唱它。
人们喜欢雷蕾所作的乐曲，是因能从这些乐曲中感受到作品中一种与众不同的韵味，那里面既有女性如怨如诉的细腻，又有男性大刀阔斧的雄浑，像多年的陈酿，辣里带着甜，普里透着香，耐人寻味，余韵无穷：既有对以往苦日子的难忘，又有苦难中欣逢乐事的欢欣；既有对生活中不平的抗争，又有对善良的人和事的赞颂；既有苦海中几番挣扎，终于到达彼岸的叹息，又有打起行装，不畏艰险，继续向前的勇气……
总之，雷蕾以其优美动人的乐曲叩动了人心，就像用一把神奇的钥匙，让一切和她经历相仿的人们，打开了他们自己的记忆大门
这些年来，雷蕾先后获得了“飞天奖——优秀音乐奖”、“金盾奖——最佳作曲奖”、“新时期十年金曲榜首奖”、“建国四十周年‘令人难忘的歌’优秀作品奖”、第二届“当代青年最喜欢的歌一等奖”等，多达几十种奖项。
当记者们围着她，要她谈一谈自己的创作感想，谈她是怎么走上创作道路的，她会说出一句令记者们难以理解的话，“说起来你们可能不相信，我学音乐搞创作，都是出于无奈……”
当年在农村插队落户时，她深感当一个医生在中国是最有作用的，多少人生病了想得到医生帮助呵。所以她那时特别想学医。可是学医，轮得到她吗？还有，那时兴推荐上大学，她有资格当“工农兵大学生”吗？
终于恢复高考了。她被告知可以参加高考，但是，她也听说还会有政审的。听到“政审”两个字，她心里就发毛，就会害怕。她为填志愿而费了许多心事，想不定到底填什么好，最后想，也许还是音乐学院有可能录取，这才填了沈阳音乐学院，她只是因为沈阳这所音乐学院的录取可能性大，才填了它的……
是的，她的作曲家父亲曾经希望女儿能走上舞台，走向银幕，做一个出色的演员，或者成为一个影星，或许她本来是有可能成为她父亲所希望的那种明星的，可是她生不逢时，她失去了最光彩照人的青春年岁，也失去了对自己舞台表演才能的自信心。她最后还是选择了与父亲一样的艺术之路，或者说，当时她只是为自己选择了一条或许有点出息的职业。没想到，“歪打正着”，让她在父亲走过的那条路上走出了一条金光大道！
她还记着幼时的一段经历。大约在她六七岁时，父亲看她较瘦弱，就把她送到长春业余体校滑冰训练班去学习。那时中国的冰上运动项目重点在东北，长春的花样滑冰是重点中的重点。雷蕾经过测试，很让教练满意，从此就开始了正规的训练。那时的小雷蕾，感觉世界上没有比花样滑冰更迷人更精彩的体育运动项目了。她十分投入地参加训练，悄悄地编织着自己幼小的美丽梦想：从长春的小滑冰场，一直滑向世界花样滑冰竞技场去……
时过境迁，留下的只有一段值得留恋与回味的记忆。多少年来，雷蕾已经饱尝了人生的艰辛，但她始终没忘记那一段人生的体验，没忘掉那一个已逝去的美丽梦幻。
1986年，她被借到北京去搞《四世同堂》的音乐创作。一天，她为了寻找一下旧的感受，来到前门一带转悠。她正漫无目的地走着，忽然一眼就看到白色的冰鞋，放在柜子里，那么诱人，那么的美丽。
她当时便向那个柜台走过去，径直问售货员，这双白冰鞋要多少钱？听说那双鞋要100多元钱，她摸了摸身上，却只有几十块钱。她那时的工资才七八十块钱，不够买一双冰鞋的。
那天她把那双冰鞋恋恋不舍地还给售货员时，心里一阵难受，好像一下子失去了那个童年时的梦。这天回到婆婆家，她思虑再三，终于凑足了钱，再走到那个商店，把这双白冰鞋买回来了。此后，她就一直把这双冰鞋挂在自己的卧室墙边。她每天都可以看着它，让它不时地唤起她的一个逝去的梦……
内蒙插队给“第五代导演”谢小晶留下了一份有益的财富
中国电影界自“文革”以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拍了许多好电影，或说是出了不少有作为有影响的电影人才，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有陈凯歌、张艺谋等人。他们在中国影坛刮起一股又一股的旋风，他们把中国电影带出了国门，夺得了不少次国际金奖，赢得一阵阵喝彩。后来，这一拨自“文革”后考入电影学院导演系或其他系毕业出来的人，被称为“第五代”电影人。
与张艺谋、陈凯歌等拿出多部在国内外叫响的影片的人物相比，谢小晶似乎在他们这“第五代导演”中算不了出众者，但是，当她拿出了一批西藏的纪录片时，许多专业内行都对她刮目相看了。她原所在78级导演班的班主任老师司徒兆敦更是直截了当地评价：谢小晶与吴子牛是最有前途的中国导演。
谢小晶何以会对西藏感兴趣，她的电影艺术成长之路，基础源于何处？用谢小晶自己的话说，她只不过是因为有过青春时期的痛苦经历，有过插队的人生体验，有过在高原草原上吃过许多苦的感受，所以对西藏便有一种“回到生活”的渊源关系。
谢小晶在少年时代便失去了继续求学的机会。她15岁随大批知青，有的跟她差不多，有的比她大不了几岁，一起来到了内蒙古科尔沁草原。到了那儿，她才体验到，书本上的美丽景色这里确实有，蓝天白云与大片的牛羊，但是，当她把这里作为定居点，每天外出放牧，挥动羊鞭时，就会被无情的风暴与枯燥的生活弄得叫苦不迭。
但是，内蒙草原上的艰苦环境虽然让她吃了不少苦，却也给她的生活积累了不少有益的东西，尤其是耐得愁苦，甘于寂寞，等等。另外，还有一些最宝贵的生活素材也随着时光沉淀在她的人生底片上了。她从当地的牧民身上学到了如何看待人生，牧区人那种豁达的生命态度，使她的眼界为之开阔许多。
在草原上，人的心胸就变得开阔多了，不爱发愁，这是牧区人的最大优点。过得艰辛一点没关系，可不能心里不快乐。两邻居或是两个人处得不好，大不了我走了呗。牧民与内地人不同，不会因为老在一处呆着而生许多的气，闹出大乱子，他们没这毛病，在一个草场上呆着，因为什么事，两下里闹不快活了，就不理你，第二天就扯起帐篷走了。
那时年轻的谢小晶便看着牧民们这样，而后她从理性上进行分析，这是牧民的二种生存方式，一种生存观念。牧民每年两次换季时都要迁徙，全家把家当收拾起来，放在牛车上，然后赶着马群牛群走了。
这些大草原上的所见所闻，以及自己的切身体验，对于她形成一种平民意识，后来学做电影导演，到西藏以及去拍片，都有很大好处。
在内蒙插队，生活了七八个年头，重回城市的谢小晶已是二十几岁的大女了。好在还有一个自由身，一个还算转得起来的脑子，于是就报考大学，还考了导演系。她有着一个特别的念头，一直在脑海里转着，想拍广阔无垠的大草原，拍各偏远地方的特殊的风土人情。
她们78级导演班后来出了一批人才，拍了不少让人们称道或让人批得很厉害的电影。谢小晶毕业后却一直默默无闻。她被留校教书了。她不可能有制片厂导演那样的拍片优势，张艺谋、陈凯歌等人把“第五代导演”的牌子打得很响时，她谢小晶还没半点名声呢。那时她还只在学校里做一个小小的助教，给教授们当助手，为新生们照管起居与环境卫生。
不过，不出名不拍片也有一点好处，那就是在“第五代导演”最热闹的时候，她还能有一份冷静的心态，作为旁观者去思考、分析。然后，她慢慢地把自己积年的观察与思考化作一种积淀物，寻找自己的位置与角度，想法发挥自己学院的优势，做一些文化上的独特文章。
她冷静地看到，艺术家的本质越强，对时代所给予的暗示就越敏感，第五代导演最为可贵的是适应能力。所以当人们看到有的代表人物近年来拿不出更有力的作品，便提出疑问：第五代导演是不是走到头了，谢小晶却刚开始不声不响地走出自己的思路，才有了西藏行。
谢小晶搞起了纪录片。过去他们这些学故事片起家的人一听纪录片往往就想到电视台播出的那些东西。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纪录片以全写实的方式，最适合反映现实，揭示文化本质的东西，易于从文化角度切入去透视人，大写的人，群体的人。
谢小晶从实践中获得真知，明白纪录片的拍摄跟故事片创作不一样，因它不允许虚构，你事先想得再好也没用，因为你不知道生活中可能发生什么，你只能有一个事先的想法，有一点总体的意图，可一旦了解到了拍摄对象后，就得让他在镜头面前松弛下来，忘记那个镜头，自由地活动起来。而做到了这个前提，你的拍摄常常会有一种意外的收获，这时的她是最感幸福的。
现在已是北京电影学院青年电影制片厂纪录片室主任的谢小晶，近两三年来，把自己完全投入于在西藏的采访拍摄。她从拍青藏高原独特的人文背景开始了这一有极大艺术魅力的工作。
她与摄制组一帮人，在西藏拍了许多人物，拍了不少令人一辈子也忘不掉的人物与景观。她的这些纪录片一出来，就受到了众多专家的好评，尤其是国外的一些电影节或其他专题研讨会，都会把谢小晶的风格特殊的纪录片来放一把，评价一回。结果，谢小晶的名字一下子就红了起来。
她在西藏一呆就是两年多，接触了无数呼之欲出的有声有色的人物，上至寺院的活佛，下至藏北草原最普通的牧民，还有隆重作法的巫师，神秘莫测的天葬师，等等。在她拍下的胶片里，起码留下了几百个活生生的藏族人形象。这是一笔很丰厚的精神财富呵！
拍摄过程给她带来了从未有过的深切感受。那是她在电影学院学不到的，是电影理论与老师的示范中不可能得知的东西。
譬如她去拍一顿藏民家的早餐。那家所有的成员都坐在那里吃饭，只有家庭主妇自始至终地忙碌着，为饭桌边的每一个人操心。半个多小时，她只坐下一次，而且是屁股刚沾地，马上又站起来，因为又来客人了。
这种忙碌本身就很感动人，当时谢小晶便想，她过去看了那么多故事片就没见过这样的镜头片断，这个妇人只在吃早饭的时候，用了半个多小时就把形象很好地树起来了。
与天葬师聊天她也很有感触。她听天葬师谈自己如何当上天葬师的，一辈子又是怎么一步步地走过来的。他们这种人经年累月独自生活，只能跟死人与老鹰打交道，说话时声音很低，声量极轻，声音柔软，而且手势优雅。听天葬师说话，谢小晶竟有一种特别艺术的感觉；
她也十分感慨那些磕长头的人，在大昭寺，她遇见许多这样的人，一天在磕成千上万个长头，有几个老太太在磕长头时，谢小晶去采访，跟她们说话，她们不太乐意让她拍自己，直嚷着：“别拍了，再拍你把我的魂都拍走了！”
谢小晶后来与她们谈得很投机，说起自己的家事与经历，每个人都会说出一番令你感叹不已的故事。对这些人，你不一定能进入他们的内心世界，但你也绝不能高高在上地看他们，得真心实意地与他们交朋友，平等地相处，这样他们才愿意与你说话，进入你的艺术视野。
谢小晶在两年之内三进西藏进行“回到生活”的艺术创作，通过对许多藏族人的采访与拍摄，了解解析藏民族文化。她不是像某些外国艺术家考察印第安人考察西藏人。她不是这样。
她发觉，在拉萨或是在藏北高原，藏族同胞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有时竟与在深圳的感觉差不多。当她真正接触到一个牧民，一个喇嘛，或者八角街上做生意的藏族妇女，都会感觉到藏族人正在发生的剧变，这种变化还带有一种超然于现实之上的永恒。
谢小晶感到在西藏找到了生命之源，并接近了人类原始状态，她发觉自己看到了这块神秘的高原上，不仅存在着人的本能，竟然还封存着一座信仰的金矿。这两样东西都是人性的乳汁，正是这种感触让她与拍摄中的几百个西藏普通人建立了一种水乳交融的情感。
在海拔6000米处，她去拍摄一个隐士村。这个村原是多年前的一个寺院，地震时坍塌了。就在这座废墟上，很多远道而来的女人、老太太动手用石头垒起了这个村子。她们中大部分隐居的原因是自己的宗教信仰已经固定了，可是周围的一切都在变，无法适应这种剧变，于是就跑到这个隐士村来躲避了。
在西藏拍摄纪录片的苦情自不必说，大多数时间是睡在睡袋里，在星星底下度过一个个寒夜。最大的困难是在海拔五六千米的高原地带，人得经受缺氧的考验。有时得随时备着氧气瓶，吸一阵氧再拍摄。
一般人到藏区得先适应四五天，可他们去了那儿，得抓紧时间，当天下午就得开机拍摄。为了跟上活动着的人，摄影师大部分时间是扛着摄影机跟拍，为保证机身不晃，摄影师还得憋着气拍，就更加重了缺氧。
有一回，谢小晶自己扛了摄影机拍隐士村人物。从住处到隐士村得翻两座山。她徒步两小时，等到开拍时，她连机身都没法控制，整个人都在抖动，根本拍不下来了。那就是因为缺氧的缘故。
谢小晶对自己的导演之路很有信心，她想自己不太可能只是为了进入故事片，才拿纪录片过渡一下。她的远景计划正好相反，因为纪录片根植于生活的沃土之中，它有利于导演的成熟与成长。作为一个编导，你得敏感地去捕捉它，在每时每刻的变化中决定拍什么，不拍什么，拼命地去拍什么，随便地去拍什么。正是因为这种随时随地可做出的变化，让你作出各种选择，才极大地刺激着这位年纪不算太轻的女导演，选定了拍摄纪录片的前景。
她认为自己除了拍出西藏的特色片子外，还发现了许多别的好题材，她在此后一定还可以拍出许多极有意义的好纪录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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